杨建民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共党史、军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是，这场由共产党领导的，针对中国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而发起的武装起义，最初扯起来的大旗上，却是国民党的标志。

打着国民党的大旗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由于我方兵力相对集中，起义几个小时便宣告成功。当天南昌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阐释这次起义意义的《中央委员宣言》。这里的“中央委员”，是指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其中也有谭平山、毛泽东、恽代英、邓颖超等共产党员的名字，可此时，他们只是以跨党的国民党员的身份列入。

宣言称：“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文中“总理”当然是孙中山;“本党”“国民革命”，自然是国民党的特别用辞。

也就在8月1日当天，南昌召开了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会议推定了25人为委员。其中包括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于右任、何香凝、贺龙、郭沫若、恽代英、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等;还推定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七人为主席团成员。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列入的大多数是国民党左派的重要人物，共产党人虽在其中，但显然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

8月2日，上述人员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发布命令，任命了农工、宣传、党务等委员会成员;还任命了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及军队首长等职务。起义的军队自然也均为国民党军队的序列。如任命贺龙兼代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任命叶挺兼代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任命韦杵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朱德为副军长等。

8月2日下午，革命委员会在南昌贡院侧举行委员就职典礼。会场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遗像。据8月3日江西《工商报》报道，当时的就职口号，有“继承总理遗志”“奉行总理遗训”“继续国民党正统”“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等等。

实为中共领导

“八一”南昌起义的整个过程，完全是由中共中央同意并部署，委派周恩来为书记，成立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共产党员参加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策动的。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扯起一面国民党的旗帜呢？

就在起义的前十数天，中共中央对时局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充分肯定了国民党的重要影响，肯定了国民党信奉的孙中山主义及政策，但同时却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其原因在宣言里也有明确体现：一方面，国民党反动面目已经暴露，必须与其保持距离甚至对立;另一方面，认识到国民党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并且内部并非统一，这是可以利用的。所以，几天后商讨南昌起义事宜时，提出国民党的名义问题，很快就获得通过。

对于这一点，李立三在当年十月 “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的报告中，陈述得十分清楚：

当时我尚在庐山，得中（邓中夏）、平（谭平山）、代英等电召即返浔，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对暴动（当时对起义的叫法）计划完全一致。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第二日（周）恩来自汉赶到，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于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

因此看来，以国民党名义发动起义，是得到当时在九江开会的几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一致同意，并获得了中央认可的。

树立起自己的旗帜

那么，起义部队是在何时树立起自己旗帜的？据张国焘回忆，那是在起义队伍行进到广东汕头后。“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新政策，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这是一件影响我们今后行动的大事。”

这对正在战斗的部队和机构，显然会产生影响。因此当时的起义领导人并未马上宣布。直到10月4日左右，病中的周恩来被担架抬进流沙（位于广东普宁县中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第一镇，现已撤）的一座小庙，在那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宣布中央命令：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地干下去。

实际上，在起义队伍行进过程中，已有中共负责人对打国民党招牌心存质疑了。李立三在“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报告的结论部分，就表现了这种态度：

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所以八一革命应该是工农政权的开始，但是还死恋着已臭的死尸，好像要靠总理在天之灵来保佑一样。革命委员会中几乎全数C.P.（共产党英文缩写），但是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遗嘱，想起来真好笑！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但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这就是机会主义在这里作祟。

南昌起义军事领导人之一的刘伯承，后来也回忆说：“此次英勇的暴动……仍挂上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头衔及畏缩右倾的土地口号，真是一件恨事。”

贺龙也认为“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

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还不好简单地认为南昌起义最初以国民党的名义就是错误。须知，当时参加起义的队伍，几乎全数是国民党的队伍，倘若立即拉出共产党的旗帜，一些对时局并非十分清楚的中下级军官士兵是否会予以充分认同，这是值得考虑的。

此外，国民党中，当时确实有一批在社会民众里有影响的左派领导人，如宋庆龄、邓演达等。他们忠实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遗训，在事实上仍表达了国民党主张革命的一面，这是不容忽视的。最后，也许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当时还没有足够大的力量和足够广泛的群众基础（当起义队伍向广东行进时，并不能获得百姓的强烈呼应和认同），所以，当时打出国民党的旗号，有利于汇聚军队和民心，有利于起义顺利进行，这应当是基本的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