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静

毕节事件之后，媒体和大V都在发声，有感性的，也有理性的，有激动的，也有平静的，说得都在理。

但我也看到有这样的声音，他们声称来自最基层，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比如——你以为那些留守儿童的父母，会按照你说的去做？他们的素质还达不到！

我也要谢谢这样的发声。这总比看了这四个孩子的事情之后，啥也不想就去打麻将要强。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这声音像上面那样，充满了无奈、绝望，甚至是愤怒。

我的婆家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留守儿童村落。10年前的春节，我第一次回去，当我连滚带爬地从火车上挤下来，双脚踏上那片以打工大市闻名的土地，我正要抱怨火车太挤、人口真多，却立刻被火车站千千万万全都背着比自己还高还大的行李的还乡者，裹挟着淹没了。

背包勒得他们只能弓着身体，偶尔抬头看路或者找人，那眼睛也勒得越发地鼓，眼睑都好像在漏气。那无数个这样姿势、这样眼睛的人脸组合起来，就是一副令人慨叹、惊讶的中国面孔。

我被这个场景震得一步也迈不动，社会学课本上那些有关二元城乡制的文字突然有了令我战栗的生动。

我和他们又一起上了一辆破旧不堪随意加价的汽车，一起蹚过被泥水淹过脚踝的路进入村庄。我看见他们一年未见的孩子，飞将上来扒下他们的背包，当街就打开翻出礼物，5分钟之内就摔碎折坏。爹娘用最粗的话骂着孩子。

10年前的打工村庄，就是这样。他们生生生，一直生到有儿子为止；他们到处喊“读书无用”，让孩子早早辍学和他们一起栽种到流水线上；他们久不见孩子，忍上两天之后，还是非打即骂。

那时或许是因为年轻，我们可以打着幼稚的头衔，在酒桌上从亲戚邻居开始讲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劝他们重视孩子的教育，劝他们能留下一个就留下一个，不奢望他们能听进去，听到就好。后来有了“最家长”，就把杂志寄给他们，虽然我知道这是杯水车薪，但还是希望尽一份公民责任。

隔几年回去一次，发现其实，每次都有改变。先是有几位乡亲着急地给我们打电话——因为长期离家，漂亮女儿跟着混混早恋，鲜花妥妥地插在了牛粪上；本指望光宗耀祖的儿子，十五六岁就“喜当爹”。然后，改变更大，很多人板结的思想开始松动，连女孩都可以去读大学而不是打工供弟弟上大学；后来他们削尖脑袋到县城里买房子，让孩子去城里上学；再后来的现在，80后90后做了父亲母亲，虽然他们大部分还在打工，他们的老子还让他们生生生，但他们已经撂挑子不接这个“活”了，他们觉得生一个孩子，好好教育就可以了。

乡村的确在改变着，并且，改变了。不知道是“谁”起了作用，但我想，每个沉痛事件背后，你的声音，我的声音，你的行动，我的行动，都不会白做。

去年回乡，没有人再跟我们比谁挣钱多，乡亲们排着队，带着自己的孩子或者是亲戚的孩子，来让我们辅导功课，来让孩子们跟我们“接触接触”。甚至大家聚在一起，谈“未来社会到底是啥样，该怎么养自己的孩子”，虽然说到激动处，他们仍会气发丹田，往地上狠狠地啐上一口浓痰。

希望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贵州毕节的四个孩子小小的坟头上，总会长出青青弱弱的草来。但我们要十分清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身体里令他们死亡的剧毒农药，如果我们以冷漠，以绝望，总有一天，会流淌到我们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