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洁，李宏伟

1.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2.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童洁1*，李宏伟2

1.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2.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摘要：农业产业化是构建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由之路。作为全国统筹城乡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成都市郫县战旗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索农业产业化经营，先后创造了三种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即：“公司+农户”型、“村—企”型和“村—企—社”型，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互动发展，具有典型的渐进性特征，集中了土地使用权，创造出规模经济效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对战旗村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变迁路径的梳理，认为以下因素对于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农村精英是该体系的引领者，土地使用权制度是该体系的基础，经济组织是该体系的核心，龙头企业是该体系的关键，农民参与是该体系的主体。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农村经济现代化；三农问题

Tong Jie，Li Hong-wei.Changes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Operation Mode at Village Level：An Empirical Study on Zhanqi Village，Pixian，Chengdu［J］.Journal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5，17（3）：32-38.

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目前中国零碎化、分散化经营的农村现状与十八大所提出的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农户的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无法衔接。严瑞珍提出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梁荣也认为农业产业化使科技成果和现代工业成果以及科学管理知识、管理思想等广泛应用于农业，可以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因此，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条有效途径［2］。

农业产业化的研究一直都是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据文献记载，农业产业化这个概念的提出，缘于1993年山东省潍坊市的一个农业发展战略。关于农业产业化的内涵，最早载于1995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其社论《论农业产业化》指出：所谓农业产业化“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自此之后，农业产业化这一概念开始广泛进入大众视野。即便如此，关于农业产业化的概念在学界有众多版本，各自的侧重点不同，笔者不再赘述。综合一些典型的内涵解释，关于农业产业化的定义有一些共识：一是市场为导向；二是按照产业系列组织农业生产；三是通过生产要素重组提高农业效益；四是提高农业的专业化、集约化、企业化或者工厂化水平［3］。

2007年成都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5年来，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速度位居全国之首。郫县战旗村正是此次统筹城乡发展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代表，先后被评为新农村建设试点示范村、统筹城乡发展综合示范村，还被授予“全国文明村”、“省级生态村”、“工人先锋号”等光荣称号。战旗村原本是一个川西平原中极为寻常普通的小乡村，自1965年从金星村分离出来至今，她没有显赫的家族化背景，也没有强大的外界资金支持，在成都市“三个集中”政策的指导下，战旗村从2006年起开始实施土地流转，创造了“村—企—社”的新型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互动发展格局，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崭露头角，一跃成为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综合“示范村”和公众眼中的“明星村”。带着对战旗村的好奇，通过实地调研，笔者发现，这样一个典型内生性发展的小乡村，她的成功奥秘正是在于发展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本文以乡村为研究视角，通过对战旗村三个阶段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梳理，探讨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路径变迁过程，并分析和总结了影响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的5个因素。

1　郫县战旗村概况

战旗村地处川西平原腹心地带郫县唐昌镇，位于郫县、都江堰市、彭州市三市、县交界处，东距唐昌镇2.5公里，西距国道213线4公里，全村幅员面积2.0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 163亩，人均耕地面积1.137亩。2011年全村总人口1 704人，总户数529户农户，下辖9个农业合作社，其中适龄劳动力980人。全村现有各类生产、加工企业12家，其中村集体企业5家，个体企业7家，集体资产达1 280万元，集体经济年收入60万元，2011年人均纯收入13 200元。按照成都市市委提出的“三个集中”要求，战旗村于2006年起开始实施土地流转，目前土地流转面积达到99%。

2　战旗村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三阶段

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伴随着土地治理的步伐，战旗人一共经历了三次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更迭，为了展示这三种体系，笔者将战旗村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变迁路径分为三个阶段。

2.1第一阶段：“公司+农户”型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

“公司+农户”的经营体系并不是战旗村首创，对于这种经营体系的研究也颇多。高阔、甘筱青通过调取农业部数据得知，“公司+农户”是我国当前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中最主要的一种（即订单农业），所占的比例位居第一，高达45%［4］。而对于“公司+农户”的定义在学界比较多，蒋伯英认为“公司+农户”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公司为龙头，以区域经济为基础，以扩大经营为目的，构筑小农户向大市场的连接和桥梁，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经济共同体［5］。“公司+农户”的经营体系（如图1所示）可以通过协议的形式缔结成产、加、销一体化，来降低农户农产品的销售风险和公司原材料的供应风险，从而实现公司和农户双赢的局面。

图1“公司+农户”型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示意图

战旗村“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村支部书记的高玉春在重庆调研时，意外发现当地涪陵榨菜种植特征与战旗村环境气候相似，于是购买一批种子带回村里分发给那些有种植意愿的村民，并承诺由村集体经济企业（食品公司）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保底收购。经过村委积极的工作，第一年种植榨菜的农户平均收入增加了800元左右。从第二年起，种植榨菜的农户开始井喷，经过短短3年的时间就迅速成为当地主要农作物之一。战旗村集体经济企业按照协议进行收购，并进行加工和销售，在战旗村内部实现了“产—加—售”一体化运作。可以说这正是战旗村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雏形，是战旗人摸索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第一步。

“公司+农户”的经营体系给战旗村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产生了许多积极效应：第一，改变传统的农作物种类（让原先的农作物种植由两季发展成三季）使农民增产增收；第二，村集体经济企业开发新产品，实现“产—加—售”一体化，增加集体经济收入；第三，对周边村组的辐射作用。据战旗村第七任书记李世立口述，涪陵榨菜的种植引发周边乡村纷纷效仿，种植面积曾一度超过1 000亩。随着“公司+农户”的产业化经营体系不断成熟，也日益暴露出诸多弊病。首先是农户的投机行为。虽然企业承诺保底收购价，但市场行情的变化使得农民种植积极性大起大落，让企业承担过大的原材料风险。其次，由于分散化种植和个体差异性，导致家庭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客观上需要另一种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出现。

2.2第二阶段：“村—企”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

严格意义上讲，“村—企”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只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如图2所示），它在战旗村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属于一种探索。在“村—企”体系中，“村”是指村两委，而“企”则是与村委缔约合作的企业，包括个体私营企业和村集体企业。村委代表村民与企业签订收购协议，并负责对村民进行统一经营管理。

图2“村—企”型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示意图

第七届战旗村两委上任后，开始探索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道路。通过对华西村、南街村等全国先进村的考察，村两委作出决定：土地产权集中，发展规模经营，随后在2003年率先探索土地集中治理。由于缺乏经验，战旗人创造了“三分地集中”的模式：在自愿的基础上，各家各户划出三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交由村委，村委对集中的土地进行统一种植经营，收益先替村民交纳农业税，多余的资金则划入村集体账户。由于有先前“公司+农户”的经验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三分地集中”进展顺利，迅速得到了全体村民的认可，一种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就此诞生。

准确说，“村—企”体系实际是一种试验品，它是伴随着战旗村土地使用权制度改革而诞生的。与“公司+农户”体系不同之处在于：“村—企”体系中的收购协议不再是村民与企业进行缔结，而是改由村两委作为代表与企业进行种植经营合作，而参与其中的农户则需要服从村两委的统一安排，集中的土地经营管理权和话语权由村两委掌握。村两委作为村民和企业之间的纽带，不仅是与企业的直接对话人，也决定着土地的产业布局。新体系有效地避免了“公司+农户”中农户的投机行为，也增强了农户的话语权，同时经过统一经营管理，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

“村—企”的存在是战旗村特有的，它是战旗人对于“三分地集中”经营的一种尝试，是战旗村发展农业产业化道路中的一个选择，虽然时间短暂，却真实地存在，并且为战旗村后期大面积推广土地流转做足了准备，是大规模土地流转的雏形。“村—企”体系因“三分地集中”而诞生，必将随着土地大规模流转完成后演变成另一种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

2.3现阶段：“村—企—社”型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

2006年，战旗村按照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和“三个集中”的精神，在成都市率先实施大面积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完成后，村两委依托“三分地集中”的经验，确定了“村—企—社”型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如图3所示）。

图3“村—企—社”农业产业化模式示意图

在“村—企—社”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中，“村”是指村委，由于成都市集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被设立在村委下属的一个部门，因此，二者统一成为“村”，其中村两委负责管理整个战旗村的农业产业布局、招商引资和监督管理，成都市集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则对除土地以外所有的经营性资产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资产管理。“企”的含义与“公司+农户”和“村—企”体系中的含义相当，都是指集体企业和个人企业。“社”则是指战旗村农业股份合作社，主要通过合作社土地所有权、经营权的流转，实现土地在流转中的收益权，同时从事餐饮娱乐、休闲、观光旅游等服务增值项目经营。与之前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不同之处在于，“村—企—社”把经土地流转集中起来的土地进行集中经营管理，农户作为以土地入股的股东，不再以“主人”的身份进行农业生产，但是仍然可以以“农业工人”、“种植能手”的身份返聘进行农业种植。

“村—企—社”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在战旗村展示出了巨大的潜力：首先，村两委可以聘请更专业更懂经营管理的人员直接与企业进行合作，进一步降低双方风险，提高经营水平，实现互利共赢；其次，该体系有效吸引农民就地就业，提高村民收入，促进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最后，村两委可以对战旗村进行产业布局和战略规划。随着战旗村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完成，村两委实际控制了大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商引资，成功吸引了“榕珍菌业”和“第五季妈妈农庄”两大龙头企业入驻，使战旗村形成了一二三产业互动发展的产业格局，成功实现了以企带村、以工补农，形成村、企、农良性互动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

3　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路径变迁分析

笔者通过对战旗村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梳理和分析，认为农村精英、土地资源、经济组织、龙头企业和农民参与五因素对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影响。

农村精英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6］。农村精英作为农村的特殊人才，在农村扮演着重要角色，其类型与村庄记忆共同决定村庄性质［7］。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农村治理的关注点集中在政治精英或经济精英，认为一个村庄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发展离不开村里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引领。战旗村可谓精英治村的典范，尤其是在探索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过程中，战旗村精英分子发挥了巨大的引领作用。从1962年建村以来，战旗村一共有8位村支书，他们每一位都是战旗村的精英分子，或是政治精英，或是经济精英，更多的则是二者兼备。在发展“公司+农户”的机缘中，第六任书记高玉春在重庆调研时将“涪陵榨菜”成功地引进到战旗，第一次构建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在全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浪潮中，第七任书记李世立利用“三分地集中”的经验巧妙地创造了“村—企”体系，又一次引领战旗村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第八任书记高德敏以统筹城乡发展为契机，带领村民开展大规模土地流转，成立农村土地合作社，创造“村—企—社”体系，再一次引领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正是在这样一批农村精英的引领下，战旗村才会在探索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崭露头角。

土地产权是以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等权能为基础，并反映这些权能转让或交易过程中所体现的个人或社会收益受损的权益关系［8］。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确立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200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物权法》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明确指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用益物权。对农民而言，土地是农村最大的资源，而土地使用权制度是农民的命根子，是他们的生活来源。长期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业生产经营零碎化，因此，转变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推广土地流转，推进农业规模经营被认为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充要条件。笔者认为土地使用权制度同样是构建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基础。在战旗村，“公司+农户”阶段土地产权实质上仍然分散，它是传统小农业的变形，而在探索“三分地集中”而产生的“村—企”体系中，探索的关键正是对土地使用权制度改革的试水，随着大面积土地流转的完成，原来分散在各家各户的土地产权被集中起来，“村—企—社”的新型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便应运而生。没有明确的土地使用权制度，就不可能吸引榕珍菌业和第五季妈妈农庄两大龙头企业的入驻，也不会形成“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的格局。

农村经济组织是按照民主、自愿、互利的原则组建的社会服务性组织，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代表成员利益，将分散的个体农户利益诉求以组织的形式表达出来，在进行产业化经营过程中，既强化了整体性，又能提高农民的话语权。农业一旦需要发展产业化，就必然离不开农村经济组织。郭祥玉和索志林认为：农村经济组织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载体，将带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只有达到良性互动，才能形成良好的循环促进机制［9］。杨欢进、杨洪进也提出：农业产业化的过程，就是农民组织化的过程，农业产业化的水平是和农民组织化的水平相适应的，没有发达的农业产业组织，就不能有农业产业化［10］。由于单个农民自身素质和知识文化层次的差异性，他们的生产能力、新技术使用和市场保护意识都很弱，同时还会导致交易成本过高，个体所承担的风险过大。在农村社会里，村委虽然是一个官方机构组织，却扮演着多重角色。以村集体经济为例，村属集体经济企业的管理者和决策者实为村委。在“公司+农户”阶段，村两委承担着“经济组织”的角色，他们“承诺”由村集体企业保底收购农户的榨菜。在“村—企”阶段吸取“公司+农户”中的经验，由村两委代表农户直接与企业进行产销合作，经济组织的功能开始凸显。在“村—企—社”体系中，以土地流转为契机，引导农民以土地入股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正式的村级经济组织，再通过经济组织对外进行招商引资，布局战旗村现代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

王学林根据《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暂行办法》，给龙头企业的定义是：以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为主业，通过各种利益联结机制与农户相联系，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企业［11］。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一直是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于伟指出，培养壮大龙头企业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关键，龙头企业的经营状况决定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水平［12］。笔者认为，龙头企业是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中的关键，战旗村今天的成绩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在“公司+农户”和“村—企”阶段，村级集体经济企业（食品公司）虽没有被认定为“龙头企业”却发挥着龙头企业的作用，直接参与到农产品的收购、加工、销售。在“村—企—社”阶段引入榕珍菌业和第五季妈妈农庄两大龙头企业后，一方面榕珍菌业实现农产品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解决了农民就业问题，增加了农民收入；另一方面是妈妈农庄带动村级农业旅游观光项目发展，使战旗村呈现村级“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的格局。从战旗村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变迁，很好地证明了龙头企业在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中的关键作用。

发展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目的是为了扭转当前农村土地荒废，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农产品与市场衔接不够，农民务农收入过低的局面。“产业”能够发展成为“产业化”，在于该产业被全社会或者某一个区域范围内人们普遍接受并认可的规模度。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形成自然不能缺少农民的参与，没有农民参与，或者参与度极低，就不可能真正形成“农业产业化”。决定农民参与度的核心因素是利益，只有让农民获得利益尝到甜头，才能够对他们有足够的吸引力，才可能构建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战旗村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在“公司+农户”阶段，村干部免费发放种子，村集体企业承诺保底价格收购，农户参与度极高，种植面积大，规模效应凸显，产业化格局由此形成。在“村—企”阶段，以收益抵扣农业税的方式吸引村民，使农民参与度达到80%以上，产业化经营推行顺利。在“村—企—社”阶段，伴随着大规模土地流转，农民以土地入股合作社，参与度达到了最高，战旗村集中全村的农耕地发展种植农业产业园区、旅游观光农业园区，新型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便迅速形成和发展。

3.6三种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体系的对比分析

战旗村在探索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三种体系，各自都具有典型的特点，笔者通过梳理，从农村精英、土地使用权制度、经济组织、龙头企业和农民参与5个维度对战旗村三个阶段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进行横向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体系的对比分析

根据North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虽然三个阶段的农业产业经营体系并不是具体的制度形式，但是从“公司+农户”的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发展至“村—企—社”的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整个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变迁轨迹具有典型的渐进性制度变迁和路径创造的特征：一方面“村—企—社”体系是吸取原先两个阶段的经验，并经过“村—企”体系的过渡和土地产权结构的治理才正式确立下来，具有典型的渐进性特征；另一方面，第一阶段农业产业化体系的不足正是缘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使土地分散化经营，而从“三分地集中”的探索至大面积土地流转则是典型的路径创造，它打破了原有的路径依赖，集中了土地产权，解放生产力，创造出了规模经济效应。

4　结　　语

战旗村能够有今天的成绩，既离不开战旗人的勤劳与智慧，更离不开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巨大作用。三种村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虽然仅仅适用于战旗村，不能直接被模仿和复制，但是对于5大影响因素的认识却可以对中国其他乡村的产业化改革和发展带来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严瑞珍.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J］.经济研究，1997（10）：74-79.

［2］梁荣.农业产业化与农业现代化［J］.中国农村观察，2000（2）：43-48.

［3］陈吉元.农业产业化：市场经济下农业兴旺发达之路［J］.中国农村经济，1996（8）：3-7.

［4］高阔，甘筱青.“公司+农户”体系: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2012（2）：109-115.

［5］蒋伯英.构筑农民走向大市场的桥梁——供销社探索“公司+农户”路子的调查［J］.农村经济，1994（7）：25-27.

［6］胡书芝，刘征.农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发展［J］.社会，2003（1）：45-47.

［7］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J］.社会科学辑刊，2000（4）：34-40.

［8］吕益民，王进才.论我国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J］.经济研究，1992（12）：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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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欢进，杨洪进.组织支撑:农业产业化的关键［J］.管理世界，1998（4）：207-213.

［11］王学林.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认定及其性质思考［J］.经济问题，2005（9）：44-80.

［12］于伟.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的“牛鼻子”［J］.求是，2005（24）：36-51.

编辑：文彦元

编辑部网址：http：//sk.swpuxb.com

DOI：10.11885/j.issn.1674-5094.2015.01.15.03

文章编号：1674-5094（2015）03-0032-07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5-01-15

作者简介：童 洁（1983-），男（汉族），湖北黄冈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基金项目：2013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基于家庭农场的职业农民培育模式研究”（CR1305）；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农民培育模式研究”（13YJA630072）；2014年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组织化培育的途径及实现机制”（14SB0063）；2012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s kzx201206）。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Operation Mode at Village LevelAn Empirical Study on Zhanqi Village，Pixian，Chengdu

Tong Jie1*，Li Hong-wei2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4，China；
2.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engdu，Sichuan，610059，China

Abstract：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s the route to China’s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As the model village to balance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of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Zhanqi Village began to explor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fromthe1990sandhascreatedthreemainoperationmodelsofagriculturalindustrializationwiththeprogressof time，namely，“enterprise+farmer”，“village-enterprise”，and“village-enterprise-farmers’cooperatives”.Suchprogressive development has resulted in positive interaction among the three industries.By combining the land use rights，this model has created scale economics effect and has achieved good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The present paper explores the three stages Zhanqi Village has gone through in agriculture industrialization and finds out that the rural elites（the leaders），farmland property institution（the basis），economic organization（the core），the leading enterprises（the key）and farmers’participation （the body）have contributed to different extents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operation system in the village.

Key words：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operation system；rural economic modernization；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and farm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