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静，杨小明

（东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1620）

一、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差异——信仰与理性的对立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宗教与科学是完全不相同的两个认识系统。“宗教是我们内面的无限企图与外界更大的无限相接触相交通之一种不朽的追求，对基督教而言就是人与上帝的交流与契合，它以对上帝、《圣经》及其教义的虔信为基础，以借助上帝的救赎，获得天堂永生为最高追求。而科学以理性的方法研究世界，发现真相，破解奥秘，以获得实在的知识，现实的利益为最高追求。宗教诉诸于信仰，处理的是世界的终极根源与目的，科学诉诸于理性，处理的是现实世界范围之内的关系。二者在思维方式、发展指向等方面都有着本质区别，天然具有对抗性”［1］。

宗教在爱因斯坦看来是起源于原始人对于自然生活的一种畏惧。由于原始时代人们对饥饿、野兽、灾难、死亡的恐惧，人们开始在内心深处虚化一个能保护自己远离这些灾难的东西，并将其作为自己崇拜的对象。比如古代的图腾崇拜，以及现代未随时代进化的丛林部落对动物的崇拜，被崇拜的不管是图腾还是动物在人们看来都是能够趋利避害的。西方宗教以近现代的基督教为代表，西方大多数公民都是基督教的虔诚信奉者，西方人现在对上帝的崇拜也是这种古代神明畏惧的一种升华。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宗教逐渐走出恐惧的阴影，人们不再需要担心食不果腹，或者被野兽追赶随时有生命危险，此时的人们有了自己的稳定的生活住所和食物来源。中国有句老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们衣食上已经得到满足，人们从单独生活转变为群居生活，人类社会真正形成，人类的这种社会性的群居生活，意味着人们在生活各个方面的合作与竞争，矛盾不可避免。社会矛盾加剧，使得人们开始追寻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给每个人制定标准，来使整个社会持续发展下去。于是人们有了道德，道德宗教进而产生，基督教的上帝代表着全善全知全能。上帝拥有最完美的道德标准，并且用这套完美的标准来限制着人类，对人类进行最后的审判。

恐惧的图腾和道德上帝是传统意义上的两种宗教，而爱因斯坦崇拜的并不是这两种，爱因斯坦认为存在第三种宗教形态——宇宙宗教。他认为：“任何一位认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深信，在宇宙的种种规律中间明显地存在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远远地超越于人类的精神，能力有限的人类在这一精神面前应当感到渺小，这样研究科学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宗教情感。但这种情感同一些幼稚的人所笃信的宗教是大不相同的。”［2］宇宙宗教是对宇宙间规律与和谐的崇拜和信仰，爱因斯坦十分肯定宇宙宗教的情感。对宇宙宗教的崇拜是一种纯粹精神上的信仰，信仰宇宙宗教会将人们从社会的束缚，生活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给予人最完备的规律与秩序，于是精神上不需要依赖道德上的上帝，更不需要依赖恐惧的图腾。

科学来源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改造，自人类存在之初就在影响着其所处的这个世界，人类为更加适应环境，本能地对世界作出更有利于自己的改造。从原始的人类取火，使世界的夜晚有了光明开始，人类已经不自觉地让世界产生了重大的改变。到后来的蒸汽机革命和电力革命，依靠科学的力量人们的主动性越来越强。科学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科学开始时是包含在人类认识大类中的，后期人们凭借理性对科学进行区分，将其与其他认识区别开，并划分各种专门的领域。但对于真正清楚的科学划界，人们一向有争议。什么才是科学的？逻辑经验主义给出——能被经验检验的就是科学的答案。但这一观点很快被证伪主义推翻，波普尔针锋相对地提出：科学是可以被证伪的，相对的，可证伪的就是科学的。后期的历史主义对科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作了一个梳理，指出了人的心理在科学建构中的作用。库恩提出范式和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将科学的发展模式表述为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这样螺旋式上升的模式。突出科学的初期问题的提出和发现需要人类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后期的分析与解决则需要理性因素的作用。科学在科学历史主义那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或者活动，科学在非理性中突破，在理性中成长。

正是历史主义的这种观点让我们注意到了非理性因素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性。那么，是什么样的非理性因素能够在我们的科学发展中产生重要的影响呢？纵观科学发展史，不论是牛顿还是爱因斯坦，在这里，宗教占据该非理性因素的一大部分。宗教是人的一种信仰，人们有宗教这股强大的信念支持，不论在其生活中还是认识活动中，这股信念都会影响其行动。宗教对于科学发展的促进与阻碍作用也体现于此。另外，宗教本身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在中世纪甚至堪比一个国家的政治核心，具象化的宗教能够切实地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

二、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一）宗教与科学的第一次交锋——黑暗时代的光芒

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与碰撞，最突出表现在中世纪，欧美普遍称之为“黑暗时代”。中世纪（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主要是西欧），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到东罗马帝国灭亡（公元1453年）的这段时期。由于战争频繁，生产力低下，社会文明发展缓慢，精神被压制而被称作“黑暗时代”。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合法化，基督徒从被迫害者变为迫害者。他们敌视一切不合乎圣经的东西，包括部分新思想及科学等。历史上就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及科学家被基督徒迫害。比如历史上第一个女数学家希柏提亚、哥白尼、布鲁诺都受过基督教不同程度的迫害。然而，中世纪时基督教却热衷于发展教育事业，许多大学都是教会出资建设的。宗教给人们带来压制科学的黑暗的同时，还孕育着理性的光明，在黑暗时代发出偶尔的光芒。

中世纪早期教父哲学的实质是信仰主义、蒙昧主义、唯心神秘主义的。在其统治下，理性的思考成了人们的禁区。然而，在有些人看来，中世纪创造了一种智力背景，正是在这种背景中，自然科学才作为正式的学科发展起来。是什么使中世纪的欧洲从早期的观点过渡到一个比较富于理性主义的心理习惯？期间最大的变化是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因为在一些较大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但更加富于理性，而且更科学。当时的经院哲学家以及神学家之所以愿意重新提起理性，是想通过理性来更好地理解启示和教义。他们认为理性是为理解启示和了解神而自然形成的，他们要用理性对整个存在的体系予以说明。早期的“经院哲学之父”安瑟伦继承并推广了前期贝伦伽尔的思想，将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运用于神学，并以教会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表明辩证法可用作解决神学问题的理性工具。“信仰，然后理解”是他的口号，其著名的本体论证明是最好的说明。

（二）宗教与科学的第二次交锋——理性的光辉

13世纪的宗教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采取批判吸收的立场，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后期经院哲学的根本特点是把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结合起来，使基督教神学具有了新的形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认为：“知识有两个来源：一是人类理性所推出的真理，这不是个人的难免有误的理性，而是自然真理的源泉，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就是它的主要的解说者。决不能把这两个源头对立起来，因为它们都从一个源头神那里来，因此哲学与神学是可以相容的，就连神的存在也可以用推理来加以证明。”［3］托马斯·阿奎那一方面认为哲学与神学是两门不同的科学，哲学可以理性地分析神学，另一方面坚持神学高于哲学，肯定理性达不到神启的真理，杜绝哲学批判神学的可能性。托马斯的目的主要是阐明基督教信仰的真理，他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但是由于他的神学有理性意味，其论证方法，反而提高了理性的地位，为理性光辉的到来作了铺垫。

（三）宗教与科学的第三次交锋——理性、信仰分道扬镳

尽管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家已经承认理性，但科学与宗教或者说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而解决。用理性去检验信仰本身其实就是让宗教去接受一个不可能通过的检验，分歧在所难免。在这个节点上，有两个人再一次推了理性一把，那就是邓·司各脱和威廉·奥卡姆。司各脱扩大了理性所不能说明的神学地盘。他区分了两种存在，认为上帝是无限的存在，而被造物是有限的存在，有限的存在和无限的存在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能直接从有限推出无限存在。托马斯的上帝存在证明的后天证明是无效的。他认为人的理智属于有限存在的样式，而上帝的理智属于无限存在的样式，两者有着不同的属性，不能相通，不能用有限来把握无限。神学是信仰的学问，上帝的性质不是理性的研究对象。如果我们接受司各脱的原则，哲学与神学的依从关系便被切断，神学对哲学的影响淡化，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奥卡姆——新唯名论的创始人在这时，彻底否认神学教义可以用理性证明，对于上帝的事情，我们只能通过信仰。奥卡姆的工作标志着经院哲学独霸中世纪的局面结束。从此以后哲学就更可以自由地进行探讨，不一定非要达到神学预定的结论不可。

中世纪的邓·司各脱和奥卡姆的工作使得理性和宗教分道扬镳，同时也给了理性不依附于宗教的独立地位。中世纪，神学家采取各种方式来证明宗教信仰的合理性，经院哲学家在证明宗教合理性的同时，一再强调神的启示是最重要的，但神的启示一般人是无法企及的，所以需要依靠理性的手段让普通人也能够理解。因此理性是次要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认识方法。而科学的方法无外乎理性的方法，神学家在宗教证明中用到的推理演绎方法在科学的思考中也能有效。因此只要揭去宗教神秘的面纱，就会看到在神学中发展的理性方法，这将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四）宗教与科学的第四次交锋——机械论的世界图景

16世纪基督教世界发生的宗教改革恢复了《圣经》原貌，瓦解了由天主教会所主导的政教体系，为后来西方国家从基督教统治下的封建社会过渡到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奠定基础。一种新的圣经世界观大大促进了现代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世界图景兴起。从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到牛顿的整个发展过程，被称为世界图景的机械化过程。

世界图景的机械化模式认为不管是世界还是人类本身都是机械地发展着和运动着的，甚至整个世界就是一部装备精良的机器。而这个大机器正常运作的现实，恰好就是神性存在的最好证明。此时的神学家认为这个复杂庞大的机器是由上帝设计的，是神性的产物。把世界看作是一部机器，不仅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有机论的自然主义，也与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相悖。一个有机的世界是被繁殖出来的，而一个机器的世界却是被制造出来的。后者更加符合圣经中上帝“造物主”的身份，这里不仅证明了神性的权威与力量，与此同时，也赋予了人类创造的神性，人类与上帝的功能平起平坐。

而这种观点对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观点导致一种经验主义的、实证的科学观念，科学理论以经验为基础。上帝被限制在创世主和维护世界秩序的范围内，而人类被放在旁观者的地位上，世界是一部机器，只是在物质层面讲，相对的人的独立意志被保留。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在后期就演化成了经验论与唯理论这两个理性派别的争论。选择唯理论的科学方法，还是经验论的科学方法，主要取决于神学上的种种考虑。

如果上帝是一个不受任何范型或终极目的限制的创世主，那么人类就只能在后天获知的自然现象中把握上帝的神性，因为人类理性的范围是会被制约的，而经验的感知是可以随时随地，不受限制的。这意味着一种科学，这种科学只服从于已知的和确实存在的事实，只服从于给定的和已经形成的事物，而不论其是否符合于理性，这种考虑，使人们选择了经验论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唯理论的科学方法。

尽管唯理论和经验论是对立的两种观点，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唯理论强调的就是我们的先天理性的存在，我们用这种先天的理性去认识世界。而经验论虽然不承认先天理性，但认为人们是通过经验的过程来认识世界，通过经验再经过理性的提升转化成为凝练的知识。此时的社会，不论是支持唯理论还是经验论都是刮的理性的风。

后期，经验主义逐渐产生实验方法论，人们开始进行科学的实验，并将自己的理性发挥到极致。实验带来了物理、生物、化学等科目的飞速发展。由此人类进入了一个个科学革命时期，科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对于科学的发展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正是由于宗教，人们才认识到理性的重要性，才能应用理性去发展更多专门的科学。

［1］孙永艳，董群.西方文化启蒙背景下的宗教与科学［J］.江苏社会科学，2011，（S1）：214-216.

［2］宋惠芳.论爱因斯坦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辩证诠释及其引发的思考［J］.哲学研究，2001，（11）：46.

［3］李蓓.十三—十七世纪的宗教与科学［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4）：42-47.

［4］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5-146.

［5］周海亮.西方科学与宗教理论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6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