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证据规则在烟草专卖执法中的应用
2015-08-15周阎小雪
重庆与世界(教师发展版) 2015年12期
周阎小雪
(重庆市渝北区烟草专卖局(分公司),重庆 401120)
随着我国法治化建设的稳步推进,程序正义理念不仅成为法治社会的价值追求,也成为保障行政行为公正严谨的执法要求。在行政法领域,程序正义价值表现为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的实现依托于一系列的行政制度,包括信息公开制度、行政时效制度、行政参与制度及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等[1]。
行政行为的决定均建立于充分的证据事实基础之上,行政程序中,证据的合法收集、准确运用则依托于证据规则的建立。
一、行政程序证据规则相关概念辨析
(一)行政程序证据含义
援引证据法学对于刑事、民事诉讼证据的多种定义,行政法学界对于证据定义也存在“事实说”“材料说”等多种主张。
“事实说”主张将证据预设为一种真实事实,一种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各种事实;而“材料说”将证据载体与案件事实相统一,认为证据包含事实和相关材料,其本身并不绝对真实,但必须符合法定要求。“材料说”对于证据的定义更注重程序理念,本文采用“材料说”对行政程序证据给予的定义:
行政程序证据,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程序中为作出行政行为,根据法律所设置的事实要素,而自行收集或有当事人提供的,据以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和材料[2]。
(二)行政程序证据规则
证据规则为舶来概念,源自英美法系在诉讼庭审中对证据可采性起支配作用的规则[3]。证据规则在我国主要运用于司法领域,贯穿诉讼过程中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的所有环节,其设立目的是为了避免司法过程中的主观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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