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宝莲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400067）

从世界各国立法来看，大多数国家都将精神病作为一种无罪辩护事由予以规定，美国的精神病辩护制度尤为引人注目。自1859年英国麦纳顿规则传入美国，关于其存废之争就从未间断，一百多年来，精神病的判断标准也数次更易。但是，除极个别州外，美国90%以上的州和联邦法院都普遍适用该制度。我国从刑事立法上也将精神病作为无罪辩护的事由，并对精神病的判断标准、鉴定程序、强制医疗等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然而这些零碎的规定并没能构筑出一套完整的精神病辩护制度。司法实践中，从马加爵案到邱兴华案，再到杨佳袭警案，启动精神病辩护程序的个案屡见报端，但是最后辩护成功的却寥寥无几。虽然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精神病辩护制度缺失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精神病辩护制度从产生到发展再到完善，改革的脚步从未停止，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世界上均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借鉴有益经验，构建我国的精神病辩护制度。

一、精神病辩护的提出

精神病辩护往往是基于被告人的利益提出的，然而司法实践中，对于是否提起精神病辩护，被告人和其聘请的辩护人的意见可能会有分歧，这种情况下，辩护人应当将他与被告人的分歧反映到法院，由法院对这一分歧进行调查。当然，调查方式仅限于询问被告人，最后由法院自由裁量决定是否适用精神病辩护[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