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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叙事与中国现代化想象——当代乡村叙事研究概述

2015-08-15孙世群

关键词:新世纪乡土文学

孙世群

(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周作人的“乡土艺术”、鲁迅的“乡土文学”、茅盾的“农村生活”小说为后世乡村叙事开拓了不同的研究路径。赵树理、浩然等作家的创作以及以周扬为代表的文学研究都是在乡村叙事之革命文学路径中的展开。到了1980 年代,乡村叙事一度成为“改革开放”叙事中的宠儿。1990 年代以来的乡村叙事与研究,逐渐有了直面乡村的意识。

总体而言,当代乡村叙事研究主要从历史变迁、主题和叙事路径研究(文学研究者的文化期待)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乡村叙事的历史变迁

乡村叙事从20 世纪初叶“乡土文学”产生以来,经历了百年的社会与文化历史变迁,其中有其内部某些元素的历史承继,也有着变迁过程中某些元素的抛弃与引进,这就造成了乡村叙事的文化继承与新变。对于这种文学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乡村叙事研究的历史性研究著述中,其中包括整体性研究著述和阶段史的研究著述;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散落于现当代的文学史著作中。

整体性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丁帆等人的《中国乡土小说史》、陈继会等人的《中国乡土小说史》和《理性的消长——二十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综论》、庄汉新和邵明波主编的《中国20 世纪乡土小说论评》、陈绍明的《中国乡土小说论稿》等。这些著作能够使我们在整体性上把握乡村叙事的历史变迁、把握乡村叙事的内在逻辑延展以及裂变。但是,这种整体性的把握却在不同程度上遮蔽了各个时期特别是具体作家、作品的独特意蕴及其内蕴的丰富性;另外,这种研究路径一般会在一种整体性的文化导向或立场上对乡村叙事进行硬性的归纳,不仅会遮蔽作品的丰富内蕴,甚至会歪曲某个时代或作品的意指。

阶段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张志平的《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乡土小说研究》、赵顺宏的《社会转型期乡土小说论》、兰州大学张懿红的博士论文《1990 年代以来中国乡土小说研究》、南京师范大学赵允芳的博士论文《90 年代以来新乡土小说的流变》、吉林大学韩文淑的博士论文《新世纪中国乡村叙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王华的博士论文《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研究》等。这些著作显然深化了特定时段或某一主题的乡村叙事研究。比如赵顺宏的《社会转型期乡土小说论》分别对这一时期乡村叙事的权力与性、民俗表现、创作群落与精神意象话语形态、叙事形态等元素进行了深入解析[1]。

还有一些关于乡村叙事历史变迁的论述散落于诸如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史教程》等文学史著作中。这些文学史把百年来的乡村叙事放置在整体性的文学延展系统中加以考察,并以其全国通用教材等优势使得乡村叙事在最大限度上得到世人的了解。但是它们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为了使得整个文学史叙述的完整性与和谐性而遮蔽具体乡村叙事作家、作品的丰富内蕴的弊端。

二、乡村叙事的主题研究

由于乡村社会的多元化构成及其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复杂性,使得乡村叙事的主题呈现为一种多元共生的状态,而乡村叙事研究更是纷繁复杂、异常繁盛。这里,主要列举一些对乡村叙事与文化建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重要文本。

上面提到的张懿红的博士论文结合文本分析,从“直面现实”、“文化批判”、“历史反思”和“家园守望”等四个“主题性想象域”对1990 年代以来的乡村叙事进行了论述[2]。段崇轩在其论文《乡村小说,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母题》中,把乡村小说依据主题的不同归纳为四类:现实乡村小说、生存乡村小说、文化乡村小说、家园乡村小说[3]。李琦的论文《转型期乡土社会的立体呈现——论近十年来乡土小说的主题模式》对乡村叙事的主题分类则更具有现实针对性:“落后乡土的苦难主题、传统乡土的诗意温情、富裕乡土的人性展示、逃离乡土的打工困境。”[4]张琦的论文《新世纪乡村小说的几种表情》以诗意话语表述了新世纪乡村叙事的主题:“书写底层的忧愤;重试田园诗意;将今日的乡村放置到一个更绵延悠远的时空框架中,发抒文化乡愁。”[5]应该说,上述几个研究文本对乡村叙事主题的概述有重合、也有不同之处,主要原因在于乡村叙事随乡村社会、文化结构的变迁而变迁,如李琦所言的“富裕乡土的人性展示”和“逃离乡土的打工困境”两个主题,即是当下由于中国社会的结构变动而引起的一种新的现实状况——阶层分化而造成的。也就是说,乡村叙事并没有一个或几个固定的、本质性的主题,而是会因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除了上述对乡村叙事主题的整体性把握方式之外,还有一些研究集中于特定主题的阐释上,比如:苦难、农民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还乡等。孟繁华在论文《生存世界与心灵世界——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苦难”主题》中说:“自文学诞生起,苦难叙事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但苦难在文学叙事中的功能是非常不同的……进入新世纪以来,‘苦难’主题仍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之一……这不同的苦难是现实世界和心理世界触手可及的矛盾或困境,无论我们是否经历了类似的苦难,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不同程度地因苦难叙事给我们以震惊或震动,它们也不同程度地改写了20 世纪以来文学的苦难主题史。”[6]孟繁华不仅论述了“苦难”主题,还分析了其在文学叙事中的功用问题,而其立足的文本则主要是乡村叙事。杨宏海主编的《打工文学备忘录》和《打工文学纵横谈》、轩红芹的博士论文《向城求生——论90 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现代性焦虑》、范耀华的论文《论新时期以来“由乡入城”的文学叙述》、周航的论文《“打工文学”主题谱系再探》、苏奎的论文《永远的异乡人——论“农民工”主题小说》、徐德明的论文《乡下人的记忆与城市的冲突论——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等,从打工文学的形成原因、叙事形态、谱系、主题等方面对乡村叙事中的“打工”主题进行了不同侧面的探究,并不同程度地与“苦难”主题相结合,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苦难”主题的深化。孟繁华在《重新发现的乡村历史——本世纪初长篇小说中乡村文化的多重性》和《作为文学资源的伟大传统——新世纪小说创作的“向后看”现象》两篇文章中讨论了当代乡村叙事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城乡反差中凸显的、并被断定为欠发达的乡村文化,可能是中国最具有本质性和最具有意义的文化构成元素[7];后者则主要谈论了传统的开放性问题。山东大学葛亮亮的硕士论文《1990 年代以来农民工题材小说还乡主题研究》从还乡动因分析、文本中的还乡叙事及其书写意义等三个方面探究了乡村叙事的还乡主题。浙江大学蔡丽琼的硕士论文《土地和心灵的召唤——韩少功作品中的“还乡”主题研究》通过对韩少功作品的分析探究了乡村叙事的还乡主题。事实上,还乡主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亦是“农民工”主题的一个侧面,是当下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文化表征。

三、乡村叙事创作路径研究

指导或指引文学创作者的文学创作一直是文学研究者潜在的雄心或报复,或者说,文学研究者一直对文学作品有着自我思维理路中的文化期待。在当代乡村叙事的研究路径中也存在这种期待。

丁帆在论文《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中》分析了新时代语境中农民工进城现象为中国乡土小说带来重新审察的契机之后,指出:“一切存在的乡土和城市生活的对撞,都呈现出它的双重性和悖论特征,因此,它给作家,尤其是给乡土作家带来了价值选择的巨大困惑。从近几年来的乡土小说的创作中,我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家在艰难的选择中所走过的历程。”在乡村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当下,“作家主体的价值困惑与失范,已经成为乡土小说创作的瓶颈”。进而他认为:“在这样一个三种文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互冲突、缠绕和交融的特殊而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乡土小说既面临着种种思想和审美选择的挑战,同时也蕴含着重新整合乡土经验、使其走向新的辉煌的契机。”[8]应该说,丁帆从一个较高的层次上指出了乡村叙事在当下的困境,但是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并不能够允许一个评论家能够给出一个文学困境的出路,因此,丁帆也并没有针对这种困境提出有效的创作路径。但他在论文《“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中,在分析了文学作品中的“乡土移民”现象后,认为:“在众多的反映这一群体生活的作品来看,我们的作家仅仅站在感性的人性和人道的价值立场上,自上而下地去同情和怜悯农民工群体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是需要乡土小说作家们在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交战中,用历史的、辩证的理性思考去观察一切人和事……才不至于陷入文化悖论的两难选择的怪圈中不能自拔。”[9]王光东在其论文《“乡土世界”文学表达的新因素》中提到其中一个因素是“分裂的历史意识与碎片化的现实”,认为“作家的历史意识是不能与现实一起碎片化的”,并在借读巴赫金的“超越性的完成性价值”之后,进而指出:“作家应有一种超越‘碎片化现实’的历史意识、一种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才能获得对现实的美学表现。”[10]丁帆与王光东等人在自我阅读与体验的基础上指出了当代乡村叙事的一些不足,并笼统地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是他们都把不足的原因指向了文学创作者的能力上,显然并没有看到时代的复杂性对于文学丰富内蕴的形成意义,也就是说,在承认文学把握现实的无力之处也要看到文学的丰富性和局限性。

在当下乡村社会变迁波诡云谲的历史语境中,硬性要求文学创作者在理性或超越性上把握整体性的乡村社会,显然是不合适的。那么,此时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对历史的开放性解析与对创作者的包容性批判。在这一点上,陈晓明的文章《乡土叙事的终结和开启——贾平凹的〈秦腔〉预示的新世纪的美学意义》给了我们最大的启示。他深入勾勒了革命文学的建构基础在于“乡土”及之后的文学变迁,指出:“真正对历史破解似乎再次宿命般地回到乡土中国的叙事中,似乎只有在这样的逃脱了所有观念方案的写作中才能显示出中国文学的历史的和美学的独特性。”在此判断的基础上,他深入解析了小说《秦腔》,认为在《秦腔》这里,“看到了乡土叙事预示了另一种景象,那是一种回到生活直接性的乡土叙事。这种叙事不再带着既定的意识形态主导观念,它不再是在漫长的中国的现代性中完成的革命文学对乡土叙事的想象,而是回到纯粹的乡土生活本身,回到那些生活的直接性,那些最原始的风土人情,最本真的生活真相”。并进而认为:“正是这个破碎的语言,它使乡土中国叙事在最具有中国本土性的特征时,又具有美学上的前进性……但是这样的叙事和美学表现却又突破经典性的乡土叙事的藩篱,它不可界定,也无规范可寻,它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或许这就是新世纪文学在其本土性意义上最内在的可能性。”[11]陈晓明在深入解析文本的基础上,看到了上述丁帆和王光东所诟病之处的新的可能性,于不可能处看到了可能性、在“不足处”看到了新的美学意义。

四、小结

综上所述,当代乡村叙事研究主要集中于乡村叙事历史变迁、乡村叙事的主题以及对乡村叙事的期待等三个方面的研究,应该说,这些研究都在不同侧面推进乡村叙事研究向纵深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有待拓展和深入的侧面或方向仍然存在并不容忽视。其中,最值得拓展的一个方向就是中国乡村叙事及其研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中所应发挥的作用。恰如陈晓明所言,中国革命文学以及革命时代的现代化想象是基于“乡土”的,这种方式迥异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想象(特别不同于当下自由主义占主导的现代化路径)。在经历了1990 年代和20 世纪初叶自由主义“狂飙突进”式的嵌入中国社会进展的肌体及其带来的诸多困境之后,乡村叙事近年来又有了复苏的迹象。所以,这不仅是乡村叙事自身发展的契机,更是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想象方式得以调整的契机。即是说,挖掘乡村叙事对中国现代化的建构性元素(其中最有效的资源即是中国革命文学以及左翼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想象),是乡村叙事研究的(同时也是乡村叙事自身的)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1]赵顺宏.社会转型期乡土小说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2]张懿红.1990 年代以来中国乡土小说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3]段崇轩.乡村小说,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母题[J].文艺争鸣,2000(1).

[4]李琦.转型期乡土社会的立体呈现——论近十年来乡土小说的主题模式[J].现代语文,2007(10).

[5]张琦.新世纪乡村小说的几种表情[J].文艺评论,2009(1).

[6]孟繁华.生存世界与心灵世界——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苦难”主题[J].文艺争鸣,2005(2).

[7]孟繁华.重新发现的乡村历史——本世纪初长篇小说中的乡村文化的多重性[J].文艺研究,2004(4).

[8]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中[J].文艺研究,2005(8).

[9]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J].文学评论,2005(4).

[10]王光东.“乡土世界”文学表达的新因素[J].文学评论,2007(4).

[11]陈晓明.乡土叙事的终结和开启——贾平凹的《秦腔》预示的新世纪的美学意义[J].文艺争鸣,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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