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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体制的演变过程

2015-08-15范高强

关键词:汉赋创作

范高强

(辽海出版社,辽宁 沈阳 110003)

赋,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文学体裁,往往是通过“铺采摛文”来“体物写志”。它讲求韵散兼行,所以也称它为诗的散文化或散文的诗化。这种文体的名称来源可以追溯到周代,而赋作为一种文体正式出现,则是在战国时期,即荀子的《赋篇》,其内容和形式上已初步形成了赋的基本特点,但手法上多用隐语的方式,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写道“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1](P135)。所以,赋在荀子手中还未成熟。到了战国后期,宋玉对赋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从形式和内容上比荀赋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辞采上更注重辞藻的华丽。“宋发巧谈,实始淫丽”[1](P135),也就是说赋的文辞美艳特征已在宋赋中开始形成。但宋赋也只是赋发展历程中的最初阶段,还处在萌芽的状态。直至汉代,赋这种文体的创作、形式及体制才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完善。“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1](P134-135)。从中可看出汉赋创作的发展脉络及盛况。汉赋的流变演进,可以随着汉代现实社会的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就在这不同阶段变化之中,汉赋逐步地完备和成熟,并形成了它独具魅力的风格特征。

一、骚体赋的形成

自汉高祖到汉景帝时期,正值大汉初定,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方面禁锢得不是太严格,而且儒家思想尚未被统治者利用并占据统治地位。所以当时的思想还比较活跃,各种文化可以相互交流和渗透。因而在文坛中影响较大的《楚辞》为汉代文人所吸收、运用和传承,所以此时的汉赋创作便继承了《楚辞》的传统,不但在形式上有所继承,即采用“兮”字句为基本句式,而且在内容上也大致相同,即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境遇感慨之情。这种吸收《楚辞》养料,然后融入到辞赋的创作之中,从而形成的这种独特的赋体被后世称为“骚体赋”。

骚体赋之所以在汉初产生并兴盛,是有很多社会原因的。在这方面,曹明纲先生在《赋学概论》中归纳的三点值得借鉴。一是“从当时整个文化史的大背景来看,楚文化在经过战国后期于南方一隅的充分发展后,又在汉代全国统一的条件下,方兴未艾,大有融合乃至取代中原文化的趋势”[2](P75)。也就是说在汉朝统一中国之后,楚文化的繁荣仍然继续发展,并深深地影响着其他中原文化。而楚辞又是楚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它经过屈原、宋玉等人的天才创作,获得了空前的成就,成为文学经典。于是后人对经典的效仿,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二是“汉代开国君臣多为楚人,因而汉宫尤重楚声”[2](P75),统治阶级懂楚声好楚音,这一点便为受楚辞影响而形成的骚体赋成为文学主流提供了一个政治条件。三是“汉代帝王又有以能楚辞而奖掖臣属的传统,如《汉书·地理志》:‘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2](P76)。这一传统的提倡,大大鼓舞了文人的创作之心。在此鼓励之下,大臣文人纷纷群起而竞作,成为一种文学风气。同时,骚体赋本身的特点也受到文人的普遍喜爱,因为它的句式整饬而富有变化,节奏鲜明而宜于咏叹,很适应文人墨客的抒情写怀。所以,自身的特点加上外在客观环境的提倡,骚体赋很快发展及兴盛起来。汉代的这些客观社会环境为骚体赋的产生、发展、兴盛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汉初骚体赋在其良好的社会环境下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在这段时期内骚体赋创作较有成就的作家除了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贾谊,“他是现今有作品传世的第一位汉代赋作家”[3](P155)。所以,探究骚体赋不得不谈及贾谊之赋,从中得出骚体赋的体制特点。在其流传的作品中,《吊屈原赋》和《鵩鸟赋》最为著名。《吊屈原赋》是贾谊在汉文帝四年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时而作。当时路经湘水想到这是屈原被逐的地方,又联想到自己不幸的仕途经历,于是感而生伤作此悼赋,以表内心幽怨之情怀。此赋除了表现作者对屈原的同情尊敬之情,还包含作者对自己所处现实社会的愤恨痛责之情。而他的《鵩鸟赋》虽然写出了一种应对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但其实也是抒发了一种人生忧闷之情。这些正体现了骚体赋的基本特征,即传承原始骚体的抒情功能,主要是抒发作者自我内心的苦闷、忧郁、悲慨、愤怨之情。除了内容上偏于抒情,骚体赋在体式上的特点首先在于它的句式上,多以四六言为主,而且多用“兮”字为结尾的句子为基本句式,这一点沿袭了楚骚句式的特点;其次,它的表述上不是采用问答对话式,而是直接陈述。对于欲发的情感,往往直接道出、直发其情;再次,在用韵方面往往比较规律,通篇用韵且多两句一韵,并都是在偶句末押脚韵。

以上是骚体赋的一些基本特点,这种文体盛极于汉初,而在贾谊手中成就最高,达到极致。贾谊之后,骚体赋仍有发展,即使在后来汉大赋盛兴时期,文人墨客对骚体赋的创作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它与汉大赋一明一暗,相互影响,齐头并进。

二、汉大赋体制的确立

随着汉代社会进一步的稳定和兴盛,汉赋的抒情内容和体制形式也随之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改变。于是汉赋发展到第二个时期 (西汉武帝到东汉中期),汉大赋兴盛起来。汉大赋在篇幅上比较巨大,体式上讲求韵散结合,辞藻上极尽堆砌铺排,内容上多是一些京都、宫殿、苑林、游猎之类。这种独具特色的散体大赋在当时汉代文坛上成为文人墨客的创作主流,并且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喜爱。

汉大赋之所以代替了之前的骚体赋,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旋律,除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还存在一些外在的客观原因。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汉王朝各个方面都逐步达到鼎盛,不但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而且实现了思想上的统一。尤其是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具有远大抱负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之盛状,在此基础上他励精图治进一步保卫和巩固了政权。他向北征伐匈奴并将之击退,解决了汉代历年的边疆忧患;另一方面出兵讨伐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的纷争战乱局面,为大汉帝国的统一稳定奠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当时封建社会的文人墨客的眼里,这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美况”,这便为汉大赋那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塑造帝国形象的内容及表达一统观念的思想提供了一个现实基础。

在此同时,由于皇帝、诸侯王这些统治阶级对文学十分喜爱,他们雅好文艺并大量聚揽宾客、招纳文人贤士,从而形成了以京都为中心的创作群体和以地方诸侯为中心的创作群体,这为文学的创作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而统治者同时又大力提倡辞赋这一文体的创作,诱以利禄,所以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在所谓的“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

在骚体赋向汉大赋发展转变过程中,枚乘的赋体创作则是其过渡环节,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且真正标志着汉大赋体制形成的作品也正是枚乘的《七发》。《七发》虽然没有用赋命名,但内容和体制上却已经具备了汉大赋的基本特征,即在结构上鸿篇巨制、韵散结合;在体式上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贯穿于全篇;在描绘上笔墨细致精巧,且多用铺排夸张的手法;在辞藻上丰美华艳、繁富堆砌,且多用比喻和叠字。这些都是成熟的汉大赋的特点。而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所写“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1](P254)就准确恰当地评论出其辞藻艳丽、铺排夸张的艺术风格。

随着文人创作实践的增加,汉大赋体制不断完备并走向成熟。具有“赋圣”之名誉的司马相如将汉大赋的文学成就及价值推到顶峰。他的《子虚赋》 《上林赋》是“汉赋中最优秀、影响最深远、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3](P161)。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之所以代表汉大赋的最高成就,是因为这两篇作品完备了汉大赋自身的特点并且将之体现得淋漓尽致。其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独特的铺陈方式,在作品中总体上是按时间顺序对其进行推衍;二是将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与夸张的描写手法相互融合;三是句法上灵活多变,其句式长短不一,并且作者运用大量的三言排比句式,如“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壄羊,蒙鹖苏,绔白虎,被班文,跨壄马”等,这种三言排比的句式“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首开风气之先”[3](P163)。三言句式虽然比较短,但以排比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很容易呈现出急促、紧迫的效果,使作品产生一种动感跳跃的气势,营造出一种奔腾的气势。

总之,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创造出一种华丽之美,形成一幅充满浪漫色彩的宏阔画面,因而也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也成为后世赋家争相效仿却又无法企及的楷模。

三、抒情小赋的兴盛

随着社会时代的演变以及文化思想的发展,作家们的创作意识也发生转变,随之文学创作的题材和范围也发生改变。于是,汉赋进入它第三个发展阶段 (自东汉中期到东汉末年),由汉大赋转向抒情小赋。

东汉中叶以后,大汉帝国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政治上统治阶级日趋腐化,宦官与外戚争权夺利,再加上帝王贵族横征暴敛、欺弱压贫、奢侈成风,导致社会动乱频繁、民不聊生。文人志士们对此极度失望和悲愤,以致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主流基调。另外,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化,使很多文人志士不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作为文学侍从跻身于上层统治集团之中,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环境、地位的改变拨动着他们内心那根敏感的情感之弦。于是,抒发个人主观情感的抒情小赋便成为文人创作的主旋律。而真正宣告抒情小赋的诞生并充分展现出其无穷魅力的作品是张衡的《归田赋》,它以独特的文学艺术性在赋坛上独树一帜,尽显光芒。

在永和三年,张衡亲眼目睹了朝廷的政治腐败与政派斗争,深切地感受到官场的黑暗性和污浊化,对权贵的骄奢淫逸、奸党的不择手段感到深恶痛绝。于是写下这篇《归田赋》以表心态。赋中描写了一个温润祥和、生机勃勃、情趣盎然的田园生活状貌。

这篇作品是作者作于对官场仕途厌倦之后,可看出作者所追求的理想生活和精神家园是完全与现实的黑暗相对立的,有种寻觅生命本真的倾向。同时,这篇作品的艺术价值及感染力也正是集中在这个“真”的含义上。全赋自始至终抒发的都是作者的真情意、真理想、真性情,表现作者对现实黑暗极度悲愤之后的真切情怀、真挚愿望。作者非常巧妙地将自己内心浓厚的情感寄托于简短的小赋之中。虽然这种文章篇幅短小,但能够体现出大的情怀,散发出一种悠长的雅柔之美,表现出一种从容的淡定。《归田赋》的语言清晰明丽、通晓畅达,与文之内容相汇相融、浑然一体。中间虽有一定的骈偶成分,但用得恰到好处,并没有丝毫的夸饰之感,同时也为后世的骈体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总而言之,无论就内容讲,还是就艺术形式讲,《归田赋》都有很高的价值。

除了张衡的《归田赋》之外,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和祢衡的《鹦鹉赋》都是东汉末年优秀的抒情小赋。《刺世疾邪赋》是针对汉末昏暗邪恶的现实社会的抨击,从题目中就可以看出作者内心那种气而怒视的愤慨。此赋对现实的黑暗腐化批判得更加犀利深刻,针针见血。赋中语言精练质朴、苍劲有力,形式上短小而灵活,抒发情感时因意命笔,意尽而止,绝不拖泥带水,极具独特个性。

汉赋在汉代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体制及风格特点,并代表着一定的时代特征,这些不同形式的辞赋共同构成了赋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赋体更加完备和完善。虽然三种赋体在形式结构和内容风格上各不相同,但在创作实质上却是相通的,“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貌,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书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1](P136)。刘勰明确地指出了创写赋的根本要领,这也是骚体赋、汉大赋、抒情小赋三种不同赋体的写作原点和共同的基本特征。虽然这三种赋体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但赋这种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仍然占有其独特而又重要的地位。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与之相符的主要文学样式,反映并体现这个时代的社会特征,二者相互呼应共同发展。而赋正是代表着汉代的文学样式,体现着汉代的文学成就,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曹明纲.赋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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