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时代下的狂欢与隐忧

2015-08-15李路

新闻传播 2015年14期

李路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400715)

新的“语境”

随着近年来微博的兴起，受众的地位显著提升。公共开放的网络空间不仅使得信息传播更快速，也赋予了人们话语权，使之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来。

胡泳在《众声喧哗》中对于互联网的思考是乐观的，他认为互联网至少有两点令人兴奋：一，网络具有信息传播上的优越性；二，网络能够成为公共言论的有效出口。①从近年来看，微博作为“网络舆论”最主要的发生地与酝酿地，它在实现“公共参与”，营造“舆论”氛围，监督公权力，维护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的确，媒体力量的崛起值得我们“狂欢”，然而，微博的流行也带给我们诸多隐忧。

波兹曼曾在《娱乐至死》中提出电视媒介对于社会的隐忧，“电视的呈现特征是娱乐，电视媒介的流行使得公众讨论的话题偏向娱乐化，日渐娱乐化的话语表达甚至形成一种新的文化。”②他认为，随着电视娱乐的流行，文化逐渐沦为娱乐的附庸，心甘情愿且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而今，对于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媒介，其娱乐化程度与公众流行度早已超越电视媒介，波兹曼“娱乐至死”的预言似乎更值得我们警觉。

理想重生

当今时代，微博成为人们重要的发声工具，其传播的即时性便捷性将“人人都能发声”演绎得淋漓尽致。

网络Web2.0时代的到来，极大地赋予了人们参与信息传播的权利，而微博的兴起，则彻底改变了受众的被动地位，标志着“大众麦克风时代”的来临。网民的积极性异常高涨，他们准备好了一切准备投身到互联网中，并随时准备在微博发声。

包冉在《新媒体：从被时代到我世代》一书的序言里写的尤为动人，“新语境下的民众，从信息的被动的接收者变成信息的主动选择者”“现在，或许只要一根网线和一台电脑，你就可能成为下一个布林、陈士骏、马化腾或扎克伯格。”③

安德鲁就指出，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得受众的地位发生了巨大改变，“他们从‘沉默的大多数’变为网络中的参与者与引领者，而过度“狂欢”的网民甚至窃取了学者、艺术家、编辑、制片人辛勤创作的成果，让其社会文化和主流价值观饱受大批“业余者”的攻击。”“切勿沉醉于民主理想，而扼杀了主流媒体的存在的价值。”④

娱乐至死

波兹曼曾在《娱乐至死》中提出电视媒介对于社会的隐忧，他认为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电视的过娱乐化表达带来的后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许知远在《电子时代的阅读》一文中毫不掩饰地指出，“电子时代下，我们接触的更多的是图片而非文字。我们中的大多数对书籍不感兴趣，甚至认为那有点脏。”⑤而今，对于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媒介，其娱乐化程度与公众流行度早已超越电视媒介，波兹曼“娱乐至死”的预言似乎更能警醒我们。

总的来说，波兹曼在其书中提出了两种隐忧，一是麻痹精神，二是文化失落。现在来看，这两种预言似乎一一灵验了。

可以看到，微博里所流行对某一社会问题的讨论，常常还未尘埃落定便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跌入历史的河流中。这不全是由于公众的激情的消褪，而是新的话题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占据了我们有限的思维空间。由此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即是精神的麻痹。微博上快速更迭的舆论热点使公众对某一社会问题的关心异常短暂且停在表面，公众的冷漠态度被掩盖，而我们却慢慢误认为，对当代种种问题的了解即是对这些问题采取了行动。

余秋雨在《何谓文化》一书中提到，“对于文化，不会假装“复古”来掩饰自己在现代性上的无能，不会假借“民意”来遮盖自己在主体上的乏力。”⑥而现在，人们则是凭借微博来掩饰自己在现代性上的无能，假借“舆论”来掩盖自己在主体上的乏力，这势必会带来文化的隐忧。

而今，对于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媒介，其娱乐化程度与公众流行度早已超越电视媒介，享受当下和排斥思考的娱乐文化的文化正大行其道。当微博所象征的网络文化超越了传统文化的底线，引领新一轮的“娱乐文化”的时候，“娱乐至死”的诅咒便正式开始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