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艺

（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宿州，234000）

一、“新的人民的文艺”·“整理”·“经典”建构

新中国成立前后，延安文艺确立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实践以及50年代后期开始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的潜在指示和终极使命，使包括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国文艺通过政府主导的收集、翻译、整理以及文艺运动而被纳入“一体化”话语体系。《阿诗玛》从民间口传形态、汉文本形态乃至之后的歌剧、舞剧、电影等艺术形态的“整理”“改编”和向海外的流播，期间发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和文化行为具有鲜明的“意义建构”“意义赋予”“意义生成”的性质。

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随后，作为成员的杨放在《新华日报》发表了《阿诗玛》的整理片断，引起了云南省政府和文艺工作者对《阿诗玛》的关注，继而，政府下决心牵头组建“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从此一场由领导策划、命意和媒体参与的创作模式与批评形态彻底改变了《阿诗玛》的文化生态。作为成果，1954年1月，“集体整理”的“《阿诗玛》——撒尼人民的叙事诗”在《云南日报》“文艺与生活”栏目发表了，《西南文艺》、《人民文学》、《新华月报》等当时的权威媒体转载，扩大了《阿诗玛》异质文化的生存空间。在1954年至1956年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分别出版，并被译为英、法、德、日、俄、罗马尼亚、泰、世界语等31种文字［1］。其中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汉文“整理本”则成为后来多语种文本基础，也是其后戏剧版、电影版、小说版、广播剧版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