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太洋

(宜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一、引言

贸易联系是指一国向它国出口或进口某种商品从进入到退出的状态，从时间跨度上考虑贸易联系的存续程度则称为贸易联系持续时间(The Duration of Trade Relationships)。贸易联系持续时间是当前国际贸易研究中的一个新兴议题。传统的贸易理论在分析一国贸易时，主要是从贸易发生动因的角度展开，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到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再到要素禀赋论，以及不完全竞争下规模经济假说，乃至于新新贸易理论的企业异质性，上述理论均认为，只要两国的要素禀赋或生产率差异存在，两国的贸易联系就一直会持续下去，除非两国的要素禀赋或生产率发生了重大改变。事实上，要素禀赋或生产率在一定的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Helpman，2001)，而在实际贸易活动中，大量零值贸易的出现，贸易联系的中断成为贸易不稳定与贸易风险的重要来源。固然，一国通过不断开拓贸易伙伴，实施贸易多元化战略对贸易稳定增长非常重要，但很多情况下对固有贸易联系的维持与深化则比新贸易联系的开拓容易得多，尤其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延展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对于稳定本国的出口贸易增长有相当重要的意义(Beseds and Prude，2006a)。［1］近年来，贸易联系持续时间逐渐成为贸易领域的一个学术研究前沿，该议题的研究致力于揭示这样的事实:一国贸易增长的背后，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生存时间常常是不可持续或持续时间短暂，且企业生存时间普遍存在负依存性。本文尝试挖掘最新研究文献，系统总结贸易联系持续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并探讨其政策含义。

二、进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研究

进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是指产品从某国或区域开始进口到停止进口所持续的时间，在特定的某个时间段内还可以存在进口中断后又重新进口的情景，即多个进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段。对于进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的研究多数是从产品层面展开的，国外最早对进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展开研究的是Besedes and Pruda (2006a)，［1］该文献也引领了整个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的研究。Besedes and Pruda(2006a)采用1972 年到1988 年TS－7 位数以及1989 年到2001 年HS－10 位数高度细分的贸易数据，运用生存分析法对美国进口贸易联系的持续时间进行分析，结果研究表明美国进口贸易联系的持续时间为2 到4 年，有30%的贸易联系存在多个贸易片段，且在多个贸易片段联系中，多数是两个时间段，不到10%的贸易联系存在三个及三个以上时间片段，这深刻揭示了美国进口贸易联系的不稳定性。［1］Nisch (2009)研究了德国进口贸易联系的持续状态，他认为德国进口商品的贸易联系在地理距离近、贸易伙伴国经济发达、贸易交易额大、产品的可替代性低的条件下进口贸易联系更容易持续进行。［2］Hess and Persson (2010)对欧盟进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研究后发现，欧盟有超过半数的进口贸易联系仅持续1 年左右，有60%以上的进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在一年之后就结束了，低于美国的进口贸易持续时间，且进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受到出口商特征、产品类型、市场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3］

国内对进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的研究文献在2012 年之后才出现，且数量较少。吕志名(2012)运用乘积极限法与COX 比例风险模型基于微观企业层面进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入手，采用中国海关进口贸易数据，运用生存分析法考察了中国企业同世界各贸易伙伴的进口贸易联系。他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与各国之间的进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很短，大部分贸易关系仅维持了一年，只有少数维持了七年。［4］钱意(2012)基于HS－6 位产品层面上对1998－2006 年中国进口贸易联系的持续时间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进口贸易联系的持续时间比较短暂，以及进口来源国的市场结构、产品初始交易额、人均GDP、共同语言等对中国进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均产生了影响。［5］随后，陈勇兵、钱意、张相文(2013)同样运用HS－6 分位产品层面的数据，对中国进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及决定因素进行分析，他们的研究表明中国进口贸易持续时间的中位值为1 年，均值为2.26 年，中国进口贸易关系的危险函数同样也具有明显的负依存性，另外他们还发现传统的引力模型变量、汇率波动、初始贸易额与产品差异化等因素也对中国进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产生了显著影响。［6］倪青山、曾帆(2013)从公司到产品的层面研究发现，中国进口贸易联系在动态中不断调整，且持续时间短，有60%的企业在第一年之后就中断了进口联系，只有不到10%的企业持续第7 年。［7］无论是国外文献还是国内文献的研究均表明进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很短，大多数贸易联系在一年之后就结束了。

三、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研究

国外多数文献是从出口贸易的角度分析贸易联系的持续时间，且取得了相当的进展。Besedes and Prusa(2008)利用SITC4 位数产品层面的数据，对6 个地区(东亚、加勒比海地区、中美、南美、墨西哥)等46 个国家的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这46 个国家出口贸易的中位数持续时间仅为1 到2 年，但不同地区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发达国家明显比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联系生存时间要长，但发达国家的生存时间也仅有少数越过五年。［8］Gorg et al (2008)研究了匈牙利的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研究表明有75%的企业出口时间段长于4 年。Volpe and Carballo(2009)对秘鲁企业的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秘鲁企业的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中位数仅为2 年。Besedes and Prusa(2010)研究了拉丁美洲的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同样的印证了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很短，分别低于美国、东亚、欧盟11%、6%、5%，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拉丁美洲内部，南部地区的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最长。［9］IImakunnas and Nurmi(2010)利用芬兰企业数据运用Cloglog 模型来研究企业出口贸易联系的持续时间，研究表明规模更大、成立时间更短、生产率更高和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企业会更早地进入出口且延长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Esteve Perez et al (2013)利用西班牙的企业数据研究了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结果表明企业出口的中位持续时间为2 年，有近50%的企业在第一年结束之后中断了贸易联系。国外学者Brenton et al(2009)、Fugazza and Molina(2011)等进行了类似的研究，结论均表明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较为短暂，且存在负的时间依存性。［10］

国内对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的文献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研究，一个是从总体上研究中国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另一个是从行业的角度研究特定行业的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1)总体层面。邵军(2011)利用生存分析法，基于1995－2007 年HS－6 分位数编码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期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较短，持续时间的均值为2.84 年，中值为2 年，运用Kaplan－Meier 估计显示中国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呈快速下降态势。［11］陈勇兵、李燕、周世民(2012)基于2000－2005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估计了中国企业的出口联系持续时间，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联系持续时间中位值为3 年，均值不到2年，且存在明显的负依存性，同时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企业的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表现出显著的区域与所有制差异。［12］夏帆(2012)使用2000－2006 年间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考察我国企业的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研究发现，我国的出口贸易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出口贸易联系大部分仅仅维持了一年，只有少部分贸易联系持续了7 年，同时也发现东部地区的贸易联系的生存概率高于中西部地区。［13］周世民、孙瑾、陈勇兵(2013)从分行业、分地区、分所有制性质、分目地国异质性的角度，利用生存分析法，系统地全面估计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生存状态，研究表明企业出口生存时间较短，2000－2005 年平均生存时间为1.6 年，且生存率为67%，中位生存时间为3 年且生存率仅为47%，且不同行业、地区、所有制、目的地的企业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以及生存率存在显著的差异。［14］李永、金珂、孟祥月(2013)选取1992－2011 年中国与37 个主要出口目的地的样本数据，对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短，持续时间在1 年的生存概率为67%，能持续到5 年的贸易联系只有44%，持续到10 年与20 年的贸易联系生存概率为39%与38%。［15］林常青、张相文(2014)利用K－M 法对中国出口贸易产品以及分类产品进行了生存时间及生存率的估计，同时采用离散时间模型研究了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对中国出口联系持续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的中位值与均值较短，中位值为1 年，均值为2.41年，有57%的企业在持续一年之后就中断了出口贸易联系。进一步地，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差异化产品的生存时间均值与生存率高于非差异化产品。［16］林常青 (2014)引用生存分析法，利用2001－2010 年中国对美国出口HS－6 分位的贸易数据研究了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的分布规律，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平均值为2.294 年，中位数为1 年，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出口贸易联系的负依存性特征。［17］谭晶荣、童晓乐(2014)采用中国与金砖国家1995－2012 年贸易数据，分析了中国与金砖国家的贸易持续时间，研究发现中国与金砖国家贸易持续时间普遍较短，平均持续时间为4.1 年，有48%的贸易关系在一年之内就中断了，75%的贸易联系会在5 年内终止，贸易联系会随着时间的延长，其终止的边际风险率逐年下降。［18］杜运苏、杨玲(2014)采用非参数分析法研究中国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研究表明中国1995－2010 年出口贸易联系生存时间中位数中只有2 年，有54.7%的贸易联系会在2 年内消失，且存在“门槛效应”，过了第4 年之后，贸易联系中断的风险就大为降低，第4 年为生存时间的门槛值。［19］(2)特定行业层面。何树全、张秀霞(2011)利用1989－2008 年中国出口到美国高度细分的农产品贸易数据，研究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联系的持续时间，研究发现中国对美国HS－10 分位数农产品的中位生存时间为2 年，平均生存时间为3.9 年，超过53.8%的产品在一年之后就中断了与美国的出口联系。［20］郭慧慧、何树全(2012)利用HS－6 分位数的农产品贸易数据，测度了中国农业贸易联系的生存时间，研究发现，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联系平均持续时间只有1－3 年，贸易持续时间超过6 年的产品只有25%左右，一旦贸易联系在初始的几年坚持下来，那贸易联系面临的中断风险将大为减小。［21］冯伟、邵军、徐康宁(2013)基于Cox 比例风险模型、Exponential 模型、Weibull 模型，利于中国1995－2007 年HS－6 位数编码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微观数据，研究了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普遍偏短，存活均值只有2.23 年，5 年存活率约为25%，10 年的存活率只有20%。［22］冯伟、邵军(2013)对中国1995－2010 年机电产品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出口目的地市场规模及其购买力的提升、产品不可替代性的增强、初始贸易额的增大均有助于延伸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而与进口国距离的拉长、机电产品单位价值的提高、与内陆型国家进行贸易等均会阻滞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23］

四、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

影响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的因素有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国家层面、产品层面等因素(Nitsch，2009;［2］Besedes and Blyde，2010［9］)。国家层面因素包括GDP、人均GDP、国家之间的距离、是否是WTO成员、共同的语言与文化、汇率变化等，这些因素能够较好地揭示国家之间的贸易模式以及贸易持续时间的特征。产品层面的主要因素包括初始贸易额、产品属性、产品单价、产品差异化等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可以说明不同产品的贸易特征所导致不同产品持续时间的变化，对贸易联系的生存时间会产生重要影响。具体来看，已有文献中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国家层面的因素

1. 贸易伙伴国的GDP 与人均GDP 水平。通常来说，一国的GDP 越高，经济总量越大，该国的市场需求潜力就越大，对进口的需求也越大，因此对外贸易交易量更大，贸易联系更为频繁，持续时间就越长。同样的，一国的人均GDP 越高，代表这个国家越富有，越有购买能力，需求也会呈现多样化，提高了出口商与进口商实现成功匹配的可能性，从而也会造成贸易联系的增加。Beades and Pruda (2006b)的研究发现，目的地GDP 与人均GDP 均有利于出口贸易联系时间的增加，提高贸易联系生存率。［24］邵军(2011)、［11］李永、金珂、孟祥月(2013)的研究中表明，目的地的GDP 以及人均GDP 能有效降低中国出口贸易联系中断的风险。［15］钱意(2012)研究了进口国的GDP 对进口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同样有利于延长中国进口贸易持续时间，其影响系数为0.0222。［5］

2. 地理位置与距离。贸易参与国之间的距离对贸易持续时间有重要影响(Esteve Perez，2011;Fugazza and Molina，2011)，贸易双方的距离越远，需要考虑的贸易成本就越高，维持贸易联系的机率也越低。同样，贸易伙伴国的地理位置是否内陆也是重要因素，贸易对象处于沿海比内陆地区的贸易成本低，有助于贸易持续时间的延长。冯伟、邵军(2013)的研究中，内陆地区的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会减少贸易联系的生存时间，增加贸易中断的风险，影响系数为0.126。［23］夏帆(2012)、［13］林常青、张相文(2014)的研究也论证了地理位置与距离对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的影响。［16］

3. 是否是WTO 成员与语言文化差异。贸易对象是否是WTO 成员，如果贸易双方都是WTO 成员意味着贸易双方的交易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较小，贸易成本的减少会加强双方的贸易往来，增加贸易联系的持续时间，同时WTO 体系也有利于双方贸易争端的解决，从而保持贸易联系的稳定性(Fugazza and Molina，2010［10］;邵军，2011;［11］李永、金珂、孟祥月，2013［15］)。共同的语言文化有助于贸易双方直接交流，减少贸易成本，对贸易持续时间有正面影响。林常青、张相文(2014)发现共同语言对中国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的影响系数为0.199，可以减少出口贸易联系的危险率。［19］

4. 实际汇率的波动。高估的货币会降低产品的贸易竞争力，对贸易联系持续时间产生消极影响，相反低估的货币会增加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有助于延长贸易联系的持续时间。Obashi (2010)发现实际汇率波动对贸易持续关系的影响对最终产品有效，对中间产品无效，［25］而Hess and Persson (2012)发现出口国家货币的实际贬值会增加贸易联系的生存时间。［3］冯伟、邵军、徐康宁(2013)表明汇率波动带来不稳定性，加剧贸易风险，不利于贸易联系的维持。［26］

5. 初始交易额。初始交易额代表供应商的生产能力，实际上是向进口商发出信号，初始交易额越大，表明供应商的生产能力越强，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相对就更长。Rauch and Watson (2003)指出，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进口商首先会开出一份小额订单以观察供应商的生产能力，因此，初始交易额与供应商的能力密切相关。［27］Beaedes and Prusa (2006b)指出初始贸易额越大，则相应的贸易联系持续的时间也就越长。［24］邵军(2011)研究发现初始交易额能降低贸易中断风险，影响系数为0.082。［11］Obashi(2009)、［25］魏自儒、李子奈(2013)、［28］林常青、张相文(2014)［16］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二)产品层面的因素

1. 产品单位价值。Nitsch (2009) 认为单位价值高的产品往往具有较高的产品技术复杂度，可替代性较小，其对应的贸易联系持续时间也会更长。［2］Beaedes and Prusa (2006b) 通过实证研究单位价值与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发现单位价值与贸易持续时间呈现正相关关系。［24］然而，冯伟、邵军、徐康宁(2013) 对中国农产品的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的研究中，却发现产品单位价值不利于贸易联系的维持。［26］这说明产品单位价值对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贸易联系的影响会有差异。

2. 产品差异化。通常来说，商品的差异化越高，说明该商品的可替代性越低，两国的贸易联系就越稳固，持续时间就越长。Besedes and Prusa (2006b)、［24］Fugazza and Molina (2011)［10］都证明了差异化产品具有更长的贸易联系持续时间。陈勇兵、钱意、张相文(2013) 研究了差异化产品对中国进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的影响，发现差异化产品的影响系数为0.03，能够延长贸易联系持续时间。［6］林常青(2014) 参考Rauch (1999) 的分类法将产品分为参考价格产品、差异化产品与同质产品，验证了产品的差异化程度对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联系持结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影响非常显著。［17］

3. 产品属性。按产品的用途划分，产品属性的种类大致可以分为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新潮流，其基本特征是各国从事生产产品的一个或几个生产环节，从而造就了中间产品贸易盛行。因此，在新型分工体系下，中间产品贸易会有利于维持双方的贸易联系。Obashi (2010) 对东亚地区机电产品的研究表明，与最终产品相比，零部件部门的贸易关系更稳定，持续时间更长。［25］邵军(2011) 的研究中也发现中间产品贸易增加会延长出口贸易联系的持续时间，相对来说，最终产品则不然。［11］同样的，冯伟、邵军(2013) 研究了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发现中间产品的贸易有利用减少贸易中断的风险。［23］何成杰、王晓伟、谭桑(2013) 研究了中国与东亚生产网络的稳定性，其中重点研究了机电零部件与机电最终产品对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表明机电零部件的贸易联系持续时间比最终产品要长，且失败的概率要小［29］。

五、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地进展。已有文献从微观的视角，探究了贸易的集约边际中不光在数量可以实现增长，也可以在贸易联系的时间长度上进行延长，因此，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的研究成为当前国际贸易领域的热点议题。本文通过系统地梳理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的国内外文献，从进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影响因素等三个角度进行综述与总结。主要有以下两点结论:(1) 贸易联系持续时间普遍不长。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还是特定行业或产品，其贸易联系持续时间都较为短暂，且存在负的依存性。从一个较长周期来看，处于后期的失败率将大为降低，说明贸易联系在初期的维持相当重要，一旦通过了某个特定的门槛，贸易联系的稳定性将得到更大的保障。因此，相对于多元化市场战略来说，贸易联系的深化与维持将更为重要。 (2) 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的短暂性并不意味着贸易联系的同质性，从影响贸易联系持续时间的因素来看，不同影响因素下贸易联系持续时间长度不一，具备特定环境下的贸易持续时间会有所差异。在国家、产品层次上存在诸多要素差异，并会直接影响贸易联系的生存时间。以往文献的研究结论为我们调整贸易政策，指导贸易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主要有如下启示:(1) 基于贸易伙伴国的GDP 与人均GDP 的影响，我们在加强贸易联系时，要重点深化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联系，尤其是一些经济稳定、市场需求潜力较大的国家，维持与建立与这些国家的贸易联系，对于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2) 基于地理距离的影响，应当优先选取沿海、交通基础设施便利的贸易伙伴，扩大周边国家(地区)的贸易联系与往来，尤其是东盟国家以及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贸易往来，利用地理临近的优势，降低贸易成本，实现贸易联系的延长。 (3) 基于初次交易额的影响，要增强贸易的互信，建立争端解决的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扩大初次贸易额，从而有利于维持贸易联系的持续时间，实现贸易的稳定增长。(4) 基于实际汇率的影响，要继续对汇率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政策，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当前我国的贸易结构还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劳动要素充裕仍然是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易受外部汇率波动的影响，保持汇率的稳定对于维持贸易联系相当重要。在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条件下，要采取措施尽量减少汇率波动，以免冲击贸易的稳定性。(5) 基于WTO 成员以及共同语言文化的影响，应当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与其它成员一道分享贸易自由化的成果，促进贸易稳定发展。同时，政府与企业要加强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尤其要加强语言与沟通能力的培养，减少贸易搜寻成本，从而有利于保持贸易联系持续发展。(6)基于产品差异化与产品单价的影响，应当鼓励创新，加大对创新与研发的投入，提升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减少产品的可替代性，增加企业生产的附加值，用产品差异化固化贸易联系，实现贸易的集约增长。 (7)基于产品属性的差异，应当鼓励企业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扩大零部件贸易，鼓励跨国投资与合作，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从而对外建立稳固的贸易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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