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事件”为“爱国无罪”而斗争

因邹韬奋、沈钧儒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主张，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国民党政府恼羞成怒，以“危害民国”罪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6位负责人判处入狱，并移送位于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北平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李达、许春裳等107人，天津文化界、暹罗（今泰国）华侨文化界200余人以及新加坡全体华侨，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他们。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抗议。北平各大学、中学的学生们听到这个消息，特地罢课两天，派出5名代表赴南京请愿。全国许多报纸把他们称为“七君子”，把他们的案件称为“爱国无罪”案。

按照国民党当局法律规定，侦讯时间以两个月为限，必要时可以延长两个月。邹韬奋等七人光明磊落，国民党办案人员侦无可侦，讯无可讯，只得延长羁押两个月。1937年4月4日，也就是法定侦查期满的最后一天晚上八点钟，法院才炮制出了“起诉书”。

“七君子”在苏州监狱被释放前的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这个“起诉书”洋洋数千言，东拼西凑地捏造了“十大罪状”。邹韬奋愤怒指出：“故意罗织，入人以罪。”七君子之一、曾任律师的沙千里感慨地说：“我们万不料侦查了四个月之久，起诉书理由竟然如此空洞、歪曲，真是污辱了国家，污辱了神圣的职务。”

“起诉书”出笼，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

宋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向全世界庄严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民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宋庆龄亲自率领爱国人士，携带写给法院的文件，直赴苏州“请求羁押”入狱，与七君子一道坐牢。国民党当局无可奈何，十分尴尬。

1937年6月10日，国民党当局悍然开庭，公开审理此案。那天，法院门口挤满了人，前来瞻仰七君子风采，对他们表示敬意。法院见势不妙，贴出布告，改公开审讯为不公开审讯。沈钧儒等七名“被告”一致表示：这个案子根本没有秘密审讯的必要，如不公开审理，他们就拒绝答话。

他们的律师向书记长传达了他们的意见，同时表示：如果当事人个个缄默，律师也将保持缄默，不发一言。他们的律师都是来自上海的著名律师，全都是自愿前来进行义务辩护的。因此每人都有三名律师，总共21人，组成一个律师团。他们不仅要为“被告”个人进行辩护，更重要的是为保障“爱国无罪”而斗争，为全国人民争取爱国的自由。法院无法审理，只得答应“被告”要求，把“被告”家属和新闻记者放进来。

“起诉书”无中生有，把西安事变列为邹韬奋等七人的“罪状”之一。法院借口救国会曾于11月间致电，吁请张学良出兵援助绥远抗战，诬陷他们“勾结军人，图谋轨外行动”，“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发表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条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这就构成了彼此“勾结”的“证据”。

邹韬奋据理进行驳斥。他指着电报说道：“这个电报内容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援绥抗日’，并非叫他进行‘兵谏’，并同时还打了同样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为什么勾结国民政府不管，而单问张学良？”

辩护律师接着说：“起诉书中所谓‘勾结’，所谓‘互相联络’，是什么意思。这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单方，怎可判罪？所以无论如何，非向张学良调查不可。”

这无异于将了法院一军。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表示“宽恕”张学良、杨虎城，“既往不咎”，可是张学良陪同他返回南京，蒋介石就把张学良软禁起来，怎会让张学良到苏州“作证”呢？

审判闹剧演不下去了。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国民党当局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这七位爱国领袖。

（摘自韬奋纪念馆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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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纪念馆

1930年至1936年，邹韬奋和夫人沈粹缜都居住于法租界吕班路万宜坊54号，也就是现在上海重庆南路205弄54号。

这一寓所是一幢联排式、富有现代气息的两层楼住宅，屋前有两米高的围墙围护。进入围墙是一个小天井，然后是会客厅兼餐厅，墙上挂着韬奋父母的照片和沈粹缜的一幅刺绣佳作，还有几幅秋冬景色的油画。

二楼是韬奋夫妇的卧室，墙上挂着几幅家人的生活照片。后面亭子间是韬奋的工作室，靠窗有一张写字台，靠墙是两个装满外文书籍的书柜。他就在这不到7平方米的斗室，写下了大量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犀利檄文。

1956年上海市政府出资修复邹韬奋故居，并在隔壁53号建了韬奋纪念馆，馆额为沈钧儒先生题字。

目前，54号室内陈列的都是原物，供瞻仰的有卧室、会客室和写作室。而53号是介绍邹韬奋思想发展、革命事业和战斗历程的文物资料陈列室。陈列品有珍贵的手稿、他主编的报刊、各种版本的著作、生前所用的遗物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