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辉

方志文化是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如何使方志文化在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如何用传播学的角度去看方志文化的传播。目前国内对利用传播学来传播方志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

一、传播主体

地方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当时为了加强周王室的统治，中央及诸侯国都设立了史官，负责记言录史。《周礼春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外史”可以说是方志文化的最早传播主体。东汉设立了兰台，保存各郡国的计书、地志，兰台令史班固利用这些资料写成了全国第一部地理总志《汉书·地理志》。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大批以个人为主体的传播者，私修地方志蔚然成风，单是《隋书》收录的就有100多种、1400多卷，到了隋开皇十六年(593年)，朝廷禁止私人编史，第一次确立了志书的官修性质，保证了方志文化的绵延传播。唐代开始盛行编纂以图经为主的地方志，规定各州郡每三年(一度改为五年)编修一次。宋代设立了“九域图志局”，命令全国各地编修图经，建立了以政府专职机关为传播主体的编修制度。清代是地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朝廷三修“大清一统志”，乾隆皇帝曾亲自审阅志稿，提出修改意见。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多次颁布政令，要求各地设立通志馆或文献委员会，组织省、市、县三级志书的编修。

建国后，党和国家对地方志工作十分重视，特别是80年代以来，各地成立了修志机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赋予了地方志机构的行政管理权，进一步明确了地方志机构作为传播方志文化的主体资格。由其是今年李克强总理为全国第五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做出的重要批示以及我省地方志工作规定的颁布实施，更明确的昭示着地方志工作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宝贵价值。因此，从省级地方志机构到基层地方志办的全体工作人员，应将“方志文化传播”视为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其一言一行，无论有意无意，随时随地都在传播着方志文化。

二、传播内容

地方志是全面系统记述一个地方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资料性文献，对一个地方的山川地形、建置沿革、农田水利、人口变迁、物产田赋、灾异情况、军备疆域、风土人情、名人轶事、名胜古迹等的历史与现状，均有记载，包罗万象，被誉为“一方之全书”。新方志还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平台之一。

(一)方志文化传播内涵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地方志书和综合年鉴，它是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主要成果，能够对传播对象准确地表述和阐释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构成了方志文化的核心体系。地方志书又可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两大类，综合志按地域可分为全国性一统志、省志、市志、县志(区志)、乡镇志;专门志则记述某一事项，如名山志、行业志等。

第二个层次，对地方志书和综合年鉴进行深化加工整理，产生的附加信息资源，是方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方志文化经过传媒影响大众的主要内容。每一个地方都有显示其文化个性的沿革历史，有丰富生动的经典故事，历史悠久的地方更是如此。通过挖掘、整理、研究重要事件、历史名人、传统特产、民俗风情、民间文化遗存，发现其中蕴涵的文化价值，引发社会性话题，及时甄选，及时整理，及时传播，形成方志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它比起大部头地方志书和综合年鉴的记述，更鲜活，更有说服力。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从崇祯十二年(1639年)开始锐意读志，广搜资料，兼以实地调查，将方志知识运用于改造社会和政治，写成了著名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被列入影响中国的一百本书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的第一轮修志热潮中，很多地方都编写了大量的地方志通俗读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不同历史时期传播内容不一

随着时代的发展，志书的内容不断丰富，门类日多。汉代的地方志书记载的是各地山川、风俗、贡赋，如班固编写的《汉书·地理志》，以西汉103个郡国及所属的1587个县、邑、道、侯国为纲，分别记录了户口数字、山川水泽、水利设施、重要的聚落、关塞、名胜古迹、地方特产、工矿等。晋挚虞的《畿服记》增加了社会与人文内容，初具地方志雏形。南北朝时，图经成为方志通用名目之一，影响大的有《越绝书》、《华阳国志》，开始注意到求实、致用。隋朝由政府主持的地方志有《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域图记》、《诸州图经集》。唐朝的《括地志》记录了各地建置沿革、山川形胜、河流沟渠、风俗物产、往古遗迹、人物故事等。宋代以前的方志详于地理而略于人文，宋以后方志记述重点转移到人文历史方面，如《太平寰宇记》。元代开创了一统志先河。明代颁布了《纂修志书凡例》，规定方志的内容应包括建制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田地、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类目，比前志保存了更多的史料。清代方志体例发展到门目体、纪传体、三书体等三大类，如《河南通志》设有圣制、舆图、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城池、礼乐、兵制、河防、水利、封建、田赋、户口、漕运、盐课、邮传、风俗、物产、职官、公署、仓廪、学校、选举、祠祀、陵墓、寺观、古迹、帝王、名宦、人物、理学、儒林、忠烈、孝义、文苑、隐逸、烈女、流寓、仙释、方技、艺文、辨疑等43目，被朝廷推为范本。

民国时期的方志共有1705种，内容从自然到社会、从天文到地理、从政治到经济，几乎无所不包，充实了较多的民生和实用内容。代表作有余绍宋主纂的《龙游县志》、黄炎培主纂的《川沙县志》、黎锦熙主纂的《洛川县志》、王国维主纂的《浙江通志》等。《川沙县志》设立了舆地、户口、物产、实业、工程、交通、财赋、教育、卫生、慈善、祠祀、宗教、方俗、艺文、人物、职官、选举、司法、警务、兵防、故事、叙录各卷，列有大事年表、户口表、财赋表等数十种，标志着方志编纂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洛川县志》增加了方言谣谚等内容，著名方志学家傅振论先生认为该志内容新颖、充实可取。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就新编地方志作出指示：“新的方志要比旧志增加科学性和现代性，如各项社会、经济、文教、政法状况和统计，地方大事年表、各项政策、法令、制度、新企业、新事业、新技术、新风尚、各项公共工程和福利的发展变化，省、市、区的自然地理变化和人文地理变化，地名录、各种图片等。”对第一轮修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出版了省、市、县三级志书5000余部，还编纂出版部门志、乡镇志、行业志、山川志4万多种。新编志书与旧志相比，贯彻详今略古的原则，不仅增加了精神文明建设等大量新信息，而且更加注重经济部类的编写，淘汰了与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烈女、节妇、祠祀等内容，进一步突出了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

三、传播对象

(一)官员群体地方志被称为“官书”，中国古代方志的传播对象是以地方官员为主的精英阶层，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书所蕴含的巨大信息资源，是他们了解一个地方自然与社会情况、掌握地情的重要渠道。著名史学家顾颉刚说：“每地修志，主要目标在于补行政官吏的鉴览，以订其发施政令之方针”。古代地方官员调动频仍，有的地方要靠地方志来交接政务。有的人在一个州县为官一任，政绩显著，就用地方志来记述他的功绩，以昭后人。在现代，地方官员仍是志书、年鉴的重要传播对象，甚至也是高层领导了解地情的重要途径。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一到成都，就要求调阅《华阳国志》和《四川通志》。现在，由于干部制度的改革，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实行避籍任职，多从外地调入，了解地情的最快途径当属地方志书和年鉴无疑，以党政领导干部为主的精英阶层仍是主要的传播对象。

(二)知识分子群体 地方志的丰富内涵和连续性，吸引了包括专家学者、新闻记者在内的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事实证明，地方志已广泛服务于地方规划、基本建设、旅游开发、招商引资、防灾减灾、拯救传统工艺、开发资源、申报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国区域历史研究等领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随着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地方志书通过各种途径流往美、英、德、日等奉行西方价值观念的国家，在欧美被称为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所说“要研究人类文明，必须研究中国地方志”。仅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就藏有中国地方志书3750种、约6万卷，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地方志书3525种、3.5万卷。90年代以后，通过官方学术交流、民间文化互动以及文化展览、图书发行等多种形式，推动新方志走向世界，进一步扩大了方志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使更多的国际汉学家了解方志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和展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载体。

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还不时吸引着传媒记者的眼光。虽然目前还没有地方志的专业频道和报纸，但中央电视台的《探索·发现》、《走遍中国》、《东方时空》等栏目都运用了大量的地方志资料。

(三)普通市民群体以占人口的百分比计算，地方志的公众知晓度仍然偏低，公众参与的程度和范围远不及政治、经济和娱乐类传播。但随着公众文化程度、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公众对地方历史的求知欲与对方志文化的兴趣日趋浓厚，还有不少家族为编修族谱而寻根问祖，自觉接受和利用地方志资源。尤其是地方志传播机构通过对志书的二次加工，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情节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将地方志“说与东西南北人”，逐步引起普通市民的兴趣。

无论是那个群体，地方志机构都应该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渠道，真诚地与各种传播对象进行沟通，邀请各方代表对地方志的编纂、经营、管理项目进行研讨、咨询，让他们全面了解、准确理解、充分认可地方志的价值，赢得他们对地方志在发展战略、项目策划、市场拓展诸多方面的鼎力支持。特别要注意发挥“舆论领袖”的作用，培养地方志的爱好者。“舆论领袖”观点是美国社会学家、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1901～1976)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提出的，它是指在传播活动中表现活跃的一小部分人，他们对某方面的事态比较关心、了解，因此能向周围那些公众群体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并作出相应的解释。舆论领袖未必是大人物，但活跃在社会传播网络中，同媒介和公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周围的群体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们对传播效果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方志文化传播必须注意发挥舆论领袖的作用，充分发挥他们在宣传、推广方志文化中的积极作用。

四、传播渠道

(一)个人传播也可以称为人际传播，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信息传播系统，是人类社会最直观、最常见、最丰富的传播现象，是人类传播活动的核心所在。人际传播强调方法灵活，双向互动，反馈及时，可以根据传播对象的个性特点进行有效传播，传播信息意义更丰富和复杂。古代受到传播技术和制度的局限，方志文化的最初传播以个人传播渠道为主，以口头、文字等方式，在修志者之间、修志者与官员之间、官员与官员之间进行交流。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现在个人之间可以调动语言媒介(当面交谈、电话、电报)、文字媒介(信件、手机短信)、互联网络媒介(如电子邮件、BBS、QQ、MSN等)来进行方志文化的传播。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众传播的分化，为个人传播方志文化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在某些时候个人传播效果甚至超越了大众传播，如因揭露克林顿性丑闻而名声大噪的德拉吉个人网站。

(二)小众传播小众传播相对于大众传播而言，范围要小，对象要少。在较长的历史时段里，由于大众文化水平和传播技术的限制，方志文化仍然局限于精英文化阶层。随着雕板印刷和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为志书的刊行创造了条件，扩大了地方志的传播范围，方志文化进入了小众传播时代。20世纪以后，地方志和文史类专业报刊，为小众传播提供了便利。《中国地方志》、《黑龙江史志》等各级地方志刊物，借助于财政拨款的支持和少量的广告收费，针对地方志专业人士及其爱好者，进行定向的小范围传播。在互联网时代，博客乃至播客创造了新的话语模式，为小众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也为方志文化创造了更大的活动空间。通过传播主体或者外部“舆论领袖”创建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志博客，可以迅速扩大方志文化的社会影响力。

(三)大众传播是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具有制度化、批量生产、面向社会大众、单向性强等特点，以大众化报刊出现为标志，电报、电影、广播、电视、网络进一步推动了大众传播的发展和分化。在大众文化时代，地方志这种小众文化如何捍卫和扩展自己的领域，防止孤芳自赏，建立公众方志学，成为当今方志界的重要任务。一是借助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及时传播方志文化信息，普及方志文化，使之成为公众日常生活话语的一部分，让公众成为方志文化的创造者和欣赏者。经济实力突出的地方志机构则可以考虑策划发行以本地文化为主体的通俗读物、电影或电视纪录片，或举办修志成果展览、有奖问答活动，使方志文化能够传播到社会的底层。二是顺应网络时代的变化，创办面向大众的地情信息网站。因为大众传媒在发布时间、发布方式、发布次数以及信息取舍上总会有自己独立的策略，未必能够完全实现地方志的传播意图。而地方志机构通过创建自己的宽带多媒体网站，利用文字、图片、声像以及博客、QQ群、BBS、论坛等多种形式将方志文化相关信息做到网页上，强化其互动功能，使地方志的文化理念、最新动态、地方志书、综合年鉴等信息资源充分传播。黑龙江、广东、四川、山东、安徽、上海等省市创办的地情信息网，黑龙江省的龙志网目前已成为方志文化传播的主渠道。

地方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形式之一，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承担着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促进和谐的历史使命。作为地方志工作者，我们不但要充分认识地方在文化大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要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充分发挥地方志独特的功能，而且还要以人为本，积极推动方志文化传播，培养公众的方志文化意识，依法修志和用志，提升方志文化的传播能力，不断扩大地方志的影响力，发挥地方志的作用。让地方志这一古老的、传统的、民族的、独特的文化形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放射新光芒，为文化大省增添绚丽光彩，

［1］崔欣：《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3］黄勋拔：《方志编纂学论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曹子西、朱明德：《中国现代方志学》，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

［5］杨穆：《论地方志在文化大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6］马光伦：《方志文化的发展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