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忆薇

(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广州 510006)

繁荣稳定历来被用来来描绘盛世景象。从历史经验看，由繁荣而及稳定，是一条顺理成章、易于达到稳定的极佳途径。但繁荣却并不必然带来稳定。社会的稳定是政府、社会、市场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的结果。

李军科在其所著的《中国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初探》一书中提出，我们进入了发展时期，也称完善时期，即通过完善我国经济政治制度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其时间期间为2000年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建立为起点，以公元2050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时间终点。[1]这一转型和改革新阶段会我国面临许多问题，如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转型陷阱、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不平衡、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使得该阶段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因而对社会稳定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国转型阶段面临如下问题：

一、中等收入陷阱或转型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表现包括“拉美化陷阱”，即贫富分化加剧，形成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孙立平认为，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从发展角度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从改革或制度角度提出的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的“转型陷阱”，表现为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的“增量依赖症”，为改革设定的实用主义目标等，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2]“转型陷阱”考验的是政府推动社会改革的决心，处理不当可能带来的改革停滞不前，会毁掉社会主义建设多年的成果。

二、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不平衡

陆学艺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约为15年。早在1978年，社会结构已经比经济结构落后了。根据外国学者钱纳里等人的研究，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就业结构中二、三产业的职工应该占到总劳动力的80%以上，但2008年此此数据为 60.4%，差了20个百分点。以城市化为例，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率应该达到 60%以上，但 2008年中国城市化只有45.7%。再以社会阶层结构而言，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中产阶层应该达到40%以上。2008年中国只有23%。陆学艺认为，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差，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不协调，是产生当今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而且久解不决的结构性原因。而当前我国在社会建设问题上的短板也越来越引起关注。社会事业包括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等民生事业建设。

三、社会阶层固化

中国当前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固化的现象。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挂职两年期间对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深入分析了中国政治家族现象。阶层固化导致的后果是社会阶层流动性降低，尤其是向上通道被堵塞，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主要原因更为复杂，既有改革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巩固其成果的原因，也是市场导向的教育改革失败造成的。

四、来自国际社会的冲击

我们面临更加开放的世界，自世界上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我国有所体现。当前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容乐观。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动荡不安，如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运动等，都会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稳定。中国周边环境颇为复杂，一些国家蠢蠢欲动，觊觎中国丰富的资源，欲分一杯羹。

维护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关系到我们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否巩固，社会主义能否长治久安。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政府对社会的发展有一个长远的、能够维护社会当中大多数人利益的整体规划，包括协调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来说，在保持经济持续繁荣的同时，维护社会的稳定，我们需要在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优先解决好民生问题，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基础。当今社会出现的很多社会矛盾，如拆迁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事实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多年以来GDP主导的经济模式与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矛盾，是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是经济和社会的矛盾，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其他社会群体的矛盾，也是需要政府花很多力气去衡量、思考、拿捏分寸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强调，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

其次，是实现社会平等，避免社会两极分化。平等的实质是，要给予国家当中每个人平等的起点和发展机会。从中国当前社会背景看，平等的含义，既包括人民在社会资源分配上的公平，其中财富分配方面的公平是社会平等的最重要内容，还包括社会流动性方面的开放。在社会财富分配上引起众怒的是三十年来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对社会财富不公平的占有。有学者提出，社会资源的非市场化分配，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就是为了重塑社会公平公正环境。

第三，平衡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已经引起高度重视。2004年，中共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尽管面临中国经济下滑的压力，中国仍然提出稳增长的政策，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党的十八大提出以稳增长代替促增长，表明中央政府已经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连结在一起。

第四，通过有效的社会管理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目的。英国社会学家H.斯宾塞在他的3卷本《社会学原理》论述了社会是社会有机体论。他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有机体，具有自我管理的功能。放开民间组织，是推动社会自我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在民间组织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它们承担了提供公共服务、从事慈善事业、协调社会矛盾等作用。2012年7月起，广东等地非官方社会组织可以到民政部门直接登记。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我国还将改革现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而较为敏感的政治类、人权类社会组织，“在登记管理上是平等的”。

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经济、政治、社会自身等多方面的合作。社会的稳定需要政府的管理，也需要社会的参与，需要群策群力，需要政府与社会各方面的共同推动。只要我们的政策将稳定放在重要地位，只要我们国家的发展不再只限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政绩考核标准也发生改变。社会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是人心所向，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而政府的作用更为关键。

[1]李军科.中国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初探[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

[2]孙立平.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J].开放时代,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