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平 郝 莉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 430068)

柳宗元的作品里，在颇能代表其文学成就的寓言中，动物题材可谓占据了半壁江山。这些丰富多彩的动物形象惟妙惟肖，或影射政坛黑暗，或讽刺现实人生，褒贬兼具，以贬为主，各具形态，寓意深刻。

在20余篇涉及动物形象的作品中，除却以自然环境作为背景描写或表明时节的鹊（《初秋夜坐赠吴武陵》）、猿（《入黄溪闻猿》）、鸡牛乌鸢（《田家》）、羁禽（《南涧中题》）及农桑时节的候鸟九扈（《春怀故园》）、仅以简短数句出现并暗含政治寓意的蝮虺大蜂、射工沙虱（《与李翰林建书》）几种，其他以动物为主要或全部写作主题的部分就有16篇。而在这20余篇作品所能统计出的21种动物中，作者着力刻画并使之成为作品“主角”的形象就有15种。

作者所处的中唐，是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风波一跌逝万里”（柳宗元《冉溪》），柳宗元在政治失意，被贬荒远之后，创作却进入了顶峰期。自身处境险恶，便借助一系列的动物形象来传达对政坛的不满和对人情世事的讽刺。由此，在每一个生灵活现的形象背后，都隐寓着作者独特的观世视角和政治、哲学思想，有些作品中的普遍现实意义千古相传，对我们当代社会的做人处世都有着警醒作用。以下主要从政治思想和生态思想两个方面分述。

一、政治思想

柳宗元作品中，有一类动物形象寓意的政治性较强，主要是抨击政治黑暗，影射小人勾结、高宦专权的政坛，讽刺阴险卑劣的政敌。从诗歌方面来看，初至永州时的《笼鹰词》和《放鹧鸪词》主题明显。革新失败，被贬荒远，诗人如受伤的猎鹰，感到巨大的痛楚和惊惧，同时又满怀对自由的向往和期盼，故以笼鹰为喻，写情言志。诗歌中“草中狸鼠”的形象也包含着一定的寓意，在这里显然是指破坏革新运动的政敌们，躲于暗处，对意欲冲破牢笼的苍鹰虎视眈眈。同样希望展翅高飞“云间翔”的还有被人觊觎的鹧鸪形象，然而到了之后的《跂乌词》，已经变成了避祸自保的乌鸦，这其中也反映出作者对时局失望的态度。、

如果说以上三种形象的选取与作者的个人经历及心境息息相关，那么猢狲与猿群、蝮蛇、尸虫、蝮蛇等形象则是直指险恶混乱的政坛，思想性更胜一筹。《憎王孙文》中，仁让孝慈相爱通达的猿群与吵闹自私毁坏物品的猢狲形成对比，看似是两种动物的不同习性，然而作者赋予其人的道德品质，极力表现猿的美好和猢狲的败坏，这与作者的写作意图是分不开的。猿群遭受驱逐也是忍让，依然保持美好的品德，这实际上是指自己所在的以王叔文为核心的改革集团遭受顽固守旧的官僚们迫害。“王孙兮甚可憎！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结尾处爱憎分明的强烈一问，表现出在这个时期的政治斗争中，作者嫉恶如仇的态度和正直不屈的性格，也使读者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有了深刻的认识。对于山之神灵的祈求，则还是包含着对最高统治者的些许期望，希望能惩恶扬善，使美好的品德通行于世。对于《骂尸虫文》中寄存于人体之内“妒人之能，幸人之失，出谗于帝以求飨”的“阴秽小虫”，孙昌武先生在《柳宗元评传》一书中有着极为准确生动的评价：“阴暗处所、屈曲外形、卑鄙灵魂、罪恶行径、可耻下场”，柳宗元不惜笔墨把世间这样一个极其细微的事物拿来刻画，无情地揭露专事谣诼谄谀、妒贤忌能的亲贵、宦官的阴险狠毒，辛辣地嘲讽纵容尸虫为非作歹、“延其变诈”、“悦之以飨”’的天帝即皇帝的偏狭昏愦，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时代性，与其说是在描摹一只小虫，不如说是在展现一个险象环生的官场，之中不乏作者的无奈与愤慨，但更多的是坚守道义、除恶务尽的信念。

至于天性狠毒吸人鲜血的蝮蛇以及吸取民之膏血的螭龙形象，都直指当时不顾人民疾苦、迫害进步人士的高官权贵，讽刺得淋漓尽致，作者刚正不阿的性情寄寓其中，表现出自己在沦为罪臣之后依然进行着有力的反抗与挣扎。

二、生态思想

文学作品是现实的反映，是作者自身完整思想体系的语言流露，同时也可以看出一个作家观察除自身以外或者说除人以外的世界万物的角度。创作者把自己放在怎样的位置去描摹形形色色的生物，以此来展现如何处理个体的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这样的思考古已有之。庄子“与麋鹿共处”的美好追寻，陶渊明“飞鸟相与还”的悠然境界，睿智的古人把视角投入人以外的动物世界，试图构造人与外界自然和谐相处、“共享欢愉”的理想图景，是最初闪烁着生态光芒的期许。柳宗元的作品自然算不上完整意义的生态文学创作，但是大量各具姿态的形象在柳宗元作品中出现并非偶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揣测作者对外界生物的密切关注，对待动物的感情似乎也包含了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反映出一定的生态智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尊重生命、关爱自然。柳宗元有诗云：“闻道偏为五禽戏，出门鸥鸟更相亲。”（《从崔中丞过卢少府郊居》）不难看出作者对外界事物的关爱。不仅如此，前述各类作品中的飞禽走兽等形象莫不倾注了作者的心血，一笔一墨都隐约传达着生态观念的美学意义。柳宗元写苍鹰，“云披雾裂虹霓断，霹雳掣电捎平冈。砉然劲翮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接着写苍鹰受折，“羽翼脱落自摧藏”“一夕十顾惊且伤”，怜惜悲伤之情溢于言表。细致的观察、深沉的喜爱才会有如此细腻真挚的表达，既是写鹰，又是写人，人鹰共有一个思想灵魂。写耕牛，对其默默无闻不怨不尤的精神既赞美又扼腕，仿佛在写一个交情深厚的朋友，牛不再是牲畜，而是从作者下笔就已经被赋予了内在和灵魂，有自己的阅历和价值观。《鹘说》中鹘的形象也是富含人的特质，因所抓获的小鸟为自己带了温暖而放其生路，把其不忍心伤害恩人的心理刻画得十分生动，此时鹘的思考就是一个人在思考。柳宗元能把动物描写得如此传神，历历如绘，与其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和热爱是分不开的。也正是由于这样倾注感情的描摹，把每一种动物都看做有思想的个体，才消除了读者与作品形象的距离，更加彰显了动物形象所承载的寓意，也更深入人心，仿佛读到了同类，读到了自己。上述所提苍鹰、耕牛等均是作者寄寓美好感情的形象，如果说对带有正面色彩的动物是出自关爱，那么在柳文中占据相当数量的反面动物形象是不是就代表了作者对自然的厌恶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无论是褒义的赞扬，还是贬义的批判，虽然都附带了作者的个人感情，但是文学创作是为社会为人民服务，作者选取一定的形象是出于更具价值和意义的动机考虑。能把动物创作得如此成功，占据一定的文学地位，自然少不了对自然界动物的关注，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眼光投入本身就是作者内心与生态世界紧密相连的最好展现。把动物引入作品，并以人的特征来看待评论，是作者尊重生命、尊重自然的精神体现。自然山水、花鸟虫鱼、飞禽走兽可以说在柳宗元作品中都有涉及，尤以山水游记的生态审美思想著称，对山林水涧喜爱至极，与动物世界友于相亲，作者极具超前意识的创作视角和生态观念已经为当代生态创作和批评提供了诸多借鉴。

第二、和谐自然、万物共生。生态批评的第一要义就是反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探究文学文本中的生态意蕴，其最终目标就是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和谐格局；生态共生，指的是在自然生态运行中生命共同体的多样共生，是在人类生态运行中及社会生态条件下的共生，是在人的自我精神生态体验下自我精神与心灵间、与自我的思想意识间，与物质机体的共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生态思想在先秦就已经形成了体系，庄子提出“物无贵贱”（ 庄子《秋水》)，《淮南子》中也有万物一体的观点，万物都有其独特的价值生存于自然界之中。对生态共生的追求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观念，希望自然按照一定规律发展，阳光普照，雨水滋润，草木茂盛，牛羊肥壮，人们生活安康，所以在我们认为一种动物有用或有益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它一种适合于它本性的称赞和推崇，反之，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厌恶感”。这样一种渴求自然和谐的生态思想在柳宗元对动物世界的描绘中也有很多体现。《憎王孙文》中，猿与猢狲两种自然界的动物形成鲜明对比，猿群“居相爱，食相先，行有列，饮有序。不幸乖离，则其鸣哀。有难，则内其柔弱者”，猢狲“食相噬啮，行无列，饮无序。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这是与同类之间相处的反差。在对自然界的态度上，猿群“不践稼蔬。山之小草木，必环而行遂其植。”而猢狲则“好践稼蔬，所过狼藉披攘。木实未熟，辄龁咬投注。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后已”。至于两种动物对待自然所产生的后果，猿群所居“山恒郁然”，猢狲所居“山恒蒿然”。这里，柳宗元追求自然和谐的思想可谓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上文已经提到的《鹘说》中，鹘因为小鸟曾经在寒冷的冬天温暖过自己，便放之生路，也是一幅自然界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生态智慧闪耀在柳宗元的作品中并不稀奇，因为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始终是他思想体系中最具超前意识的一部分。人类世界对于他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变的客观实体。他主张，社会和历史的一些因素是给定的，不会因为人们的意愿而轻易改变。由此看出柳宗元对于自然界的一种基本态度，是把自然外界看做一个客观主体对待的。而且柳宗元受到庄子超自然主义的影响，又因为被贬文人一向把失意和愤懑寄情于自然山水，花花草草、虫鱼鸟兽吸引了他们的目光，成为优秀文学作品诞生的契机。

[1]孙昌武.柳宗元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范晓红.从<儿子与情人>解读劳伦斯的生态哲思[J].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社,2011.

[3]盖光.文艺生态审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张艳梅，蒋学杰，吴景明.生态批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7-48.

[5]陈弱水.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