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东

知识分子总是以文学的方式呈现着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思想走向。上世纪八十年代，以王朔等为代表的先锋文学，面对存在的困境，逐渐放弃内在超越性努力，终极价值及其相应的价值体系悄悄消解，意义缺席解构着彼岸的寻找努力，个人开始陷入一种绝望境遇的新现实主义粉墨登场：放弃知识分子坚守的精神立场，作出“梦醒了”的文化宣言，在现实的困窘和生存压力下，知识分子启蒙与救世的责任受到怀疑和拒绝，精神反叛成为幼稚的理想主义代名词而受到文学的冷落甚至嘲弄，市场体制和商业大潮的社会存在确定了文学的平庸化价值取向，知识分子开始从精神寺庙中“还俗”，理想主义在粗鄙化的生活实践中弄的面目全非，精神“寻找”悄然撤离并让位于个人此在的俗世幸福的追求，惶惑、痛苦甚至媚俗构成知识人的生存常态，并通过文学形式流露出来。

兆寿君的《荒原问道》（以下简称《问道》）试图重新进入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坚守一种怀疑与启蒙的精神立场，以文学的方式重新关怀社会和人类的终极价值，重新强调人的尊严和尊重。小说虽然透露出某种程度的悲观情愫，但同时也涌动着一股理想主义的激情，渴望“寻找”一种更高的精神支持，跨过俗性社会的深渊，重返真理的故乡。《问道》既有日常俗性生活的细致描写，也有意义追寻的不懈努力，在好问先生与陈十三的生存经历中展开现实与意义追求的命运变奏。

小说就是讲故事，小说故事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虚构与模拟的悖论关系，其价值就在于虚构与模拟构成的思想真实。《问道》的故事发生地是荒原，这不简单地是个“时空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心灵概念，“北京像我的戈壁一样无边无际，可是，我在北京这个荒原上感到的是真正彻骨的寒冷与孤独，而在我的戈壁荒原上感到的却是温暖与亲切。”故事的叙事背景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西北地区尤其是甘肃省一些地方如兰州市、九州、武威等地区社会变迁和生活轨迹；叙事的主体是在好问先生与陈十三两个小说人物中展开的命运变奏；叙事主题是善、恶、爱、性、死五大生命意义的思考与追问。

善、恶、爱、性、死，当它们作为学问家的研究对象并以判断的形式被定义时，是那么的清晰明确；然而，一当成为体验对象，它们又是那么地晦暗不明。《荒原》小说叙事的一条主线是好问先生的个人生存命运。好问先生本名夏木，爷爷是清朝进士，父亲是大学语言学教授，因爷爷临死前算卦预言夏家有难，要远离京城、隐姓埋名，放弃写作。夏木响应支边号召来到西北并在西远大学任教，写小诗怀古杂章被打成右派，下放河西走廊的双子沟劳动改造。因不愿等着被饿死冻死，与同时下放的中文系主任彭清扬逃出劳改农场，在火车站睡着时被当作盲流抓到永县柳营农场劳改，更名夏忠，不愿作小学教师，却执意要种地放羊，后入赘柳营大队钟书记家，娶妻生子，“整个村庄的人都想不通这个北京人不选择尊贵的老师去做，却要成天在荒原上放羊”，“他整整放了八年的羊，在荒原上漫步了八年”。他运用自己广博的知识发现武威雷台出土文物为无价之宝；他做过乡村医师，被一个丈夫性无能却与公公生了两个孩子的村妇患者深爱和色诱，并从此名声狼藉成为性无能；恢复高考后曾经的大学助教却荒诞地又参加高考并被鬼使神差地录取到曾经任教的西远大学中文系，他熟知中西文化，热衷于研究《易经》和《黄帝内经》，在一次醉酒后与离异的小姨子冬梅发生性关系后奇妙地治愈了性无能，“冬梅说，有什么不好意思啊，过去姐姐和妹妹不是老伺候一个男人吗？咱们那里姐姐若不在了，妹妹就嫁给姐夫的多的是”；他曾被停课赋闲在家，犹如社会闲散人员；他从鼓吹西方自由、民主转向维护中国传统文化而从学生崇拜的偶像变成被遗弃的学者；他写作《中国文化的未来》和《命运本体论》却因无钱而无法出版，“写作是我的命运，我必须要去完成它，至于作品能不能出版，能不能去影响后世，那就是我和作品以后的命运了”；他博学慎思却因与系主任山之宽交恶而拒绝晋升副教授的机会，“人们都崇尚博士，崇尚教授，但却与学问无关了”；退休后的夏木先生离家隐遁，或借居寺庙，或行乞度日，皆为能溢出体制的藩篱，自由行走在荒原大地，叩问天道，扼住那神秘莫测的命运的咽喉……

小说叙事的另一主线是“我”的生存命运。“我”本名陈子兴，家族排行十三，生于爷爷六十一岁那一年，被唤作陈十三，或陈六一。“我与好问先生正好走着相反的路。他为了作一个农民，用尽心思去解释大地和农事……对他来说，知识、文明、城市都意味着灾难，只有大地是宽容的，只有荒原是自由的。他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刻意地想作一个农民……而我为了作一个城市人，拼全力去脱开土地，学着城市人的话，学着他们的行为方式，并尽可能地隐藏自己农民的身份。”虽然我无法苟同城市的法则，但“对我来说，土地意味着贫穷、落后，意味着卑微、底层……我仍然努力想作一个地道的城市人。

陈十三的经历相对简单：生于武威一个遍地戈壁荒原的乡下农村，在初中时（十四岁）爱上了离异、风骚但很漂亮的英语女教师，誓言要娶这个比自己大十八岁的“美丽但名声败坏的女人”为妻。这段具有恋母情结的恋情，既不见容于家庭，也不见容于学校和乡村社会，事情败露后，黄老师被开除不知去向，陈十六读完高中考到京城读大学，经历和见证了八十年代以后中国高校的世俗化过程：大学生为诗歌发狂，迷恋尼采和弗洛伊德思想，教师课余经商，寻找当下感觉而不是共同语言和共同理想的爱情……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地处兰州的西远大学任教，与已经恢复教师身份但与门派观念极强的系主任山之宽不和的好问先生过从甚密；结过两次婚；在研究生导师洪江的帮助下发表了很多论文，三十多岁就成为年轻的教授；在第二次结婚前偶遇香港大爱基金会兰州办事处总干事葛艾羽疑似少年时期的恋人黄老师却被后者拒绝相认；婚后妻子出国，“我”则确认在一次香港大爱基金会慈善公益项目工程中负伤的葛艾羽就是寻找多年的少年时期的情人黄老师，并从此在与归国探亲的妻子李娜的夫妻生活中成为性无能。葛艾羽因不忍打搅陈十三的生活再次神秘失踪，苦闷中的陈十三考取了上海F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并在上海再次与葛艾羽相见；由于李娜在英国有了新的恋情而提出离婚，陈十三便与葛艾羽再次相爱并兑现少年时的承诺结婚成家，不幸的是葛艾羽在甘南舟曲的泥石流救援中身亡，悲伤欲绝的陈十三在同时失去友情（好问先生）和爱情（黄老师）的无奈中踏上了飞往希腊的飞机……

《荒原》以“命运”一词展开对善、恶、爱、性、死的思考与追问，秋香忍辱负重式的善良与进城后与夏木的争吵，她“把所有的抱怨都开始一点点泼出来……她也丝毫看不出他做那一切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山之宽建立学术传统的远大理想与排除异己的门户之见……这一切都使善、恶那样地难以辨认和言说。小说中有一条时断时续却极为重要到辅线，就是黄老师的个人命运，她美丽、漂亮、有文化，年轻时有成熟女人的所有特征：欲望、教养、不幸，她启蒙了陈子兴的性意识和西方文学、诗歌、音乐知识，她追求个人幸福，却总是以爱和婚姻的名义被欺骗；她命运坎坷，做过教师、洗脚工，嫁过两个男人，生过两个孩子，前一个丈夫成天疑神疑鬼，后一个丈夫是黑道人物使她失去了一只胳膊；她栖身于香港基督教大爱基金会，更名为葛艾羽，喻义割爱欲，希望过一种现身上帝的生活，却抵不过俗世生活的纠缠，最后在救灾中奉献出自己美丽的生命……

如何扼住命运的咽喉？好问先生的学术兴趣转向和最后的隐遁似乎指向应向东方文化甚或佛教索取答案；陈十三的远飞希腊，不仅是为了兑现给黄老师的承诺，也指向了继续从西方文明中寻找意义的探求；而集善、恶、爱、性、死等生命意义和文化观念于一身的黄老师皈依基督教，则是对那不可捉摸、神秘莫测的命运之旅的一个明确暗示！也许，皈依宗教信仰并不是《荒原》真正要给出的命运归宿，但一个民族、国家和个人应该追求终极价值和精神依靠，才是《荒原问道》给出的重要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