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斯璇

2007年开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之前，我国修复人员的最高学历是大专，一个本科也没有。只有中等专业学校在培养古籍修复人才

“修书人的学历有没有用？一定有。”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开口就一针见血地说。

一次去南方的专业学校看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他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那里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在学修书，“非常热爱，学得也很快”。他和其中一个手法极好的男孩交流。

“你在修什么书？”“不知道。”“这一页有书名的，能给我指指吗？”“不知道。”“你拿的这个补纸是什么纸？”“不知道。”

“他补的那一页古籍的版心上就写着书名——《资治通鉴长编》。”张志清如今说起来，还有些神色黯然。

这其实是一种传统，或者说是习惯。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老师傅们没上几年私塾，十二三岁就出来了，“每天修书，师带徒，也不上课，一切都是干活儿为主，来一个活儿告诉你怎么做，如果一辈子碰不上的，就不讲了。”

再往前，直至明清时，中国才有个叫周嘉胄的人写了一部《装潢志》，“这还是文人为装裱写的，不是师傅写的。师傅写不出来。师傅的技艺只能传给儿子，连女儿都不传。”在杜伟生看来，中国从来没有将修复古籍当做一门学问。

可是对于中国可能高达3000万册的待修古籍，和它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意义而言，所谓“修书匠人”，已经不能满足修复它们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