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洲+廖茜

摘 要：本研究以宜宾市茶叶生产为研究对象，按时间系列绘制茶叶产量、茶园面积变化图，比较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对宜宾市茶叶发展做出的贡献，从制度变迁的路径来分析宜宾茶叶产业制度对发展创新的影响。结论表明，从宜宾三十多年的茶产业发展创新看，主要影响因素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供给主体是政府；随着宜宾茶产业的发展，强制性制度变迁在生产发展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技术创新将成为茶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制度变迁理论；宜宾；茶产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S571.1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5.08.014

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为代表的学者在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将制度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因素，提出制度作为一个公共产品，存在着供给与需求，并会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会呈现稳定的或者变化的状态[1]。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是两种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根据充当第一行动集团的经济主体不同可以把制度变迁分为“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和“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又被分别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产权是制度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项，可以通过依靠产权结构创造有效率的市场和推动技术进步来推动制度变迁[2-3]。

杨瑞龙[4-5]针对中国的制度变迁由政府主导的特点，提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认为在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下，可分享剩余索取权和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一定阶段扮演制度变迁“第一行动集团”角色，这对于推进中国市场化改革起到特殊作用[6]。

黄少安[7]提出了“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假说，以解释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该假说认为，政府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处于中心位置，而且市场化方向能满足政府的目标函数，二者具有一致性。因此，政府以实现市场化为目标，利用自身具有的国家强制力，培养和发展市场体系，放弃对社会经济的全面管制，并逐步扩大市场主体的自主决策比例，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前进。

1 宜宾茶叶生产现状

宜宾市位于四川省南部，处于川、滇、黔三省结合部，金沙江、岷江、长江汇流地带。地跨北纬27°50'～29°16'、东经103°36'～105°20'之间。市境东邻泸州市，南接云南昭通地区，西接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乐山市，北靠自贡市，东西最大横距153.2 km，南北最大纵距150.4 km，全市幅员面积13 283 km2。宜宾市地形整体呈西南高、东北低态势。西部为大小凉山余脉，南部为四川盆地盆舷带，即云贵高原北坡。

宜宾市茶园主要分布在海拔350～1 350 m的丘陵和中高山地带。土壤以红砂壤土、红黄壤土、棕黄壤土为主，pH 值4.5～5.6之间；年平均气温17.3～18.9 ℃，年降雨量961～1 167mm，年日照平均时数1 126 h；市内海拔在800 m内的中低海拔区域，受金沙江、长江、岷江河谷地带南亚热带气候影响，年平均气温大于18.3 ℃，最冷1月平均气温大于9 ℃[8]。

2013年，宜宾市有种茶乡镇143个，茶园面积5.9万hm2，投产面积3.99万hm2，无公害茶园面积3.78万hm2，茶叶总产量4.29万t。有种茶乡镇143个，种茶农户约14.59万户；有不同规模的各类茶叶加工企业457家，其中，有市级以上茶业龙头企业19家（国家级1个，省级3个），县级龙头企业27家，年加工能力达3万t以上；有茶叶专业合作社95个，入社社员3.07万多名。35个茶叶产品获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14个产品获无公害农产品认证，12个产品获有机茶产品认证，有10多个产品先后多次获得国际和国家级金奖，有2个企业通过ISO9000.2000认证。

2 1979年以来宜宾茶叶生产变化的分析

2.1 茶叶总产量变化分析

根据1979—2013年宜宾市茶叶总产量数据（表1），绘制产量变化曲线图，可以将其分解为3个时期。即1979—1985年，6年间茶叶总产量由5 001 t增长至10 386 t，增长了1倍；1985—2008年，茶叶总产量由10 386 t增长至20 973 t，23年茶叶产量翻了1倍；2008—2013年，茶叶总产量由20 973 t增长至42 884 t，5年茶叶产量又翻了1倍。3个成倍增长分别历时6年、23年和5年，特别是第3个成倍增长产量曲线斜率加大，在总量大的基础上成倍增长难度更大。

2.2 茶园面积变化分析

统计1998—2013年来宜宾市茶叶产量的变化与年末实有茶园面积和当年采摘面积的变化（表2），绘制茶叶产量、年末实有茶园面积和当年采摘面积变化曲线图（图1）。经比较发现，宜宾市茶叶总产量的增长与年末实有茶园面积和当年采摘面积的增长趋势基本吻合。

运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计算，可以看到茶叶产量和当年采摘面积的相关性系数为0.995，对应的显著性为0.01，显著性水平位0.05，则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认为两个变量总体趋势有显著一致性（表3）。

2.3 茶叶单位面积产量变化分析

将1998—2013年间，每年茶叶产量与当年采摘面积相除，得到每年单位面积茶叶产量（表4），可知，16年来单位面积茶叶产量在784.11～1 096.36 kg·hm-2范围内波动。可以将茶叶单产的提高归结为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包括良种推广、科学的茶园管理等。

将单位面积产量和茶叶产量进行变异程度比较，计算不带单位的变异系数。

公式：CV = ×100%

计算出：宜宾市茶叶总产量的变异系数=45.5%，标准差=9 593.7，平均数=21 065.2；

宜宾市单位面积茶叶产量的变异系数=10.0%，标准差=95.0，平均数=946.1。

由此可见，单位面积茶叶产量与宜宾市茶叶总产量变异程度差异大，即变化趋势不相吻合。故1979年以来宜宾市茶叶产量的增加呈现明显的波段式增长，1998年以来产量的增长与年末实有茶园面积和当年采摘面积的增长趋势相当，产量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单位面积茶叶产量的增长率。可以表明茶园生产技术进步对宜宾茶叶生产影响较小，茶园面积的扩大对茶叶产量的影响大。

3 制度变迁情况与宜宾茶叶生产发展的关系

3.1 茶叶产权变迁与宜宾茶叶生产发展分析

产权是一种能够对个人提供有效激励的最重要因素，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0]，茶叶生产加工过程中，在制品产权的流动转移制度的改变，特别是茶园生产、茶叶加工、茶产品流通三个环节的产权科学界定，形成了相对有效的产权结构，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宜宾茶叶的发展。

1979—1981年间，影响宜宾茶叶产量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产生。1979年改革开放，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双层经营和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到1982年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普及。在这种新型制度下，生产能手与普通农户、辛勤劳作与消极怠慢都会导致不一样的生产结果和不同的收入。在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土地产权的改变得到了农民的主动接受，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大环境下的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特别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共同作用产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宜宾茶叶生产的大发展。从1979—1985年，6年间茶叶总产量由5 001 t增长至10 386 t，翻了一倍。

1981年以后20余年，随着茶叶生产的调整变化和发展，宜宾茶叶生产环节产权矛盾主要集中在茶园生产环节和茶叶加工销售环节。过去简单的公司从茶农手中收购鲜叶或者公司自建基地的产权结构方式，随着技术的变化、更有效率的市场产生和消费者对茶叶产品的更高要求，原有产权结构出现矛盾，并进一步演化成无效率的产权结构。政府从2008年开始进行产权结构调整，由单一模式向“公司+农户”、“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经营模式转化，并逐步形成了“茶园流转+农户经营+标准化生产”的运行机制，专合组织由2008年的21个发展到2013年的95个。合理的产权分配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促进宜宾茶叶经济增长的关键，又一次激发宜宾茶叶生产热情，使得茶园面积扩展迅速，茶叶总产量激增。

3.2 茶叶制度创新与宜宾茶产业发展因素分析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一个交互决定的动态演进过程。其中，技术创新是对制度创新起着基始性的决定作用，而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实现的前提条件，对技术创新起着先决性的决定作用。在宜宾茶产业发展过程中，茶产业方面的制度创新与茶叶技术进步交织前进。宜宾市按照“政府搭台、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思路大力发展茶产业，充分利用国家惠农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政策措施，积极争取中央和四川省的项目和资金支持，集合计委、农委、财政、农业、林业、工赈、水电、扶贫等部门，设立茶产业专项发展资金，持续支持茶产业发展，促进宜宾茶叶产业不断做大做强。

2008年开始举办“中国·宜宾早茶节”，2009年中国茶业流通协会授予宜宾“中国早茶之乡”的称号，“宜宾早茶”获得农业部地理标志认证。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宜宾茶产业，推进茶产业优化升级，宜宾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大做强宜宾茶产业的工作方案》，明确安排专项资金，扶持茶产业做大做强。制定了“宜宾早茶”、“川红”工夫红茶的品牌打造和企业技术创新、良繁体系建设、标准化初加工车间建设、“宜宾早茶”连锁经营店建设、茶叶机械研发等发展措施。2013年，围绕打造“宜宾早茶”、“川红工夫”等公共区域茶品牌，连续6年成功举办“宜宾早茶节”、连续3年成功举办“川红工夫红茶营销宣传活动”，茶叶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种茶叶展销会，加大宣传力度，使“宜宾早茶”、“川红功夫”两大公共品牌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知名度、认可度和影响力得到提升。

2008年以来，围绕宜宾茶产业，突出早茶和川红工夫茶2个特色产品，密集出台了大量系列化的制度，这种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制度创新，使宜宾茶园面积由30 147 hm2增长到59 635 hm2，产量由20 937 t增长到42 884 t。

4 结 论

4.1 制度变迁是促进宜宾近30年茶叶发展的重要因素

宜宾茶叶产业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茶叶有着不同于其他产品的市场属性和技术属性，这些因素都决定着宜宾茶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运行的特点。制度环境，特别是与茶产业相关的各种政策，作为外生变量，影响着宜宾政府对本地茶产业组织制度的安排和产业竞争力的培育，并进一步影响到整个茶产业的运行绩效。由以上分析可知：这些触及宜宾茶叶产业各层面、上下游产业链的制度创新的实现，一方面在于地方政府文件决议的强制力量，另一方面是在制度变迁外部利润的诱导下由茶叶企业、民间组织、团体或个人自觉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两者共同作用下，宜宾茶产业制度创新逐步形成发展并不断完善。从宜宾30多年的茶产业发展创新看，主要影响因素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供给主体是政府。

4.2 强制性制度变迁在生产发展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诱导性制度变迁和技术创新将成为茶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单纯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大，催生的更多的是资本要素的投入而带来的是面积和产量的增长，却也越来越凸显技术创新的滞后。随着宜宾茶叶生产技术的变革与创新，茶叶企业规模水平也要提升。将促进茶农通过专业合作组织建设以增强茶叶鲜叶或毛茶的市场竞争能力，避免价格波动并分散风险，同时集中获得加工、销售、服务和技术指导。同时越来越多的茶叶企业会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营形式，具有部分垂直一体化经营特点[11]，降低交易鲜叶成本，并获取原料市场势力，即具备了价格歧视、消除竞争或阻止非范围内企业进入的能力，将外部经济内部化，从而提高利润。茶叶生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使产品差异化，提高产品竞争力降低市场经营风险。并且逐步降低乃至避免政府干预，也即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将由政府转变为生产组织、企业或个人，具有激进性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由具有调整性质、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取代。

参考文献：

[1] 道格拉斯·C·斯诺.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2] 道格拉斯·C·斯诺.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 道格拉斯·C·斯诺.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4] 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J].经济研究，1994（5）： 40-49.

[5] 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J].经济研究，1998（1）：3-10.

[6] 张佑林，李凯.关于文化对制度变迁影响研究的理论述评[J].内蒙古农业科技，2011（3）：117-119.

[7] 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J].中国社会科学，2004（4）：37-49.

[8] 成洲.宜宾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D].雅安：四川农业大学， 2011.

[9] 宜宾市统计局网站.统计年鉴[EB/OL][2015-04-29].http：//www.stats-yb.gov.cn//yibinshitongjinianjian/index.html.

[10] 周其仁. 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1] 斯蒂格勒.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