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雄一++叶治安

导读：应昔日同窗之邀，本刊记者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旅行了二十天，在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布里斯班、奥克兰、罗托鲁瓦六个城市驻足。出于职业习惯，本刊记者在观赏和观察当地风光和社会状况的同时，还与当地的侨领人士就某些城市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各自陈述己见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共识，即“规划、规范、规则是现代城市文明进步的三要素”。

城市交通治理，从惠民便民开始

叶：在澳洲大陆上“疯”行了二十天，直到行程结束才有闲坐下来聊聊，好在离上飞机还有整整八个小时，时间上够用了。

蒋：你先谈谈对澳、新的感受吧。

叶：一言以蔽之，理念被颠覆了。

蒋：此话从何说起？

叶：因为我以前的旅行目的比较偏执，即过于着意对人文历史和民俗民情的探求，而对山水景色却是兴趣一般，所以在我的文字间鲜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之类的描述，我明白这属于一种缺陷。但这次来澳、新转了一圈，这个偏执理念被颠覆了，因为就人的生存和生活而言，环境才是第一位的，而从目前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来看，我个人认为澳、新两国是最适合居住的地域之一。

蒋：我明白你此话是何意，生活安逸、社会安定、环境安全，是人们对居住环境的共同诉求。但你在澳、新转悠的二十天中，很多时间只是看到了乡间的蓝天白云和绿草茵茵，而澳洲的城市像世界上很多城市一样，也染上了一时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比如悉尼的城市交通就不行，时有堵车……

叶：说到堵车，我先说一趣事：我在墨尔本玩了四天，没碰到过堵车，难得有几次车速慢了点，那个司机罗杰（上海人，定居澳洲已23年）就夸张地嚷嚷道，“啊呀，不好，堵车了，堵车了”。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就对他说，“车不动，那叫堵车，现在还有二十码的车速，怎么能算堵车呢？你大概是飙车飙习惯了，所以车速一慢就说是堵车。或许是你去国已久，难得品尝上海堵车的滋味了”。被我这么一说，他自嘲地对我笑了笑，以后不再抱怨“堵车”了。

蒋：墨尔本治理城市交通的措施比悉尼好。我记得前年维多利亚州的州长丹尼斯·纳普辛尼曾宣布，今后无论哪个党派赢得大选，在墨尔本城市中央商务区免费乘坐电车的政策都将得以延续。我觉得丹尼斯此举有三赢：1.惠及墨尔本市民和游客；2.促进墨尔本旅游事业的发展；3.减少私家车出行。（叶：就解决城市交通问题而言，最后一条是根本性的举措。）

据我所知，墨尔本的公共交通仅仅承担了8%都不到的交通量，该市居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私家车。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墨尔本的城市人口是425万，但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却高达360万辆（叶：上海2014年公布的数据是255.19万辆）；大墨尔本市道路全长22 320公里（叶：上海公布的市域道路总里程是16 688公里），即便不考虑别的客观因素，单就两项数据的比值来说，墨尔本的城市交通状况也不可能无忧无虑。多年来，为了缓解日甚一日的城市交通压力，墨尔本市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最主要的招数就是不断地推出各种鼓励人们更多使用公共交通的举措，而所有这些举措的主要内容就是便民惠民。比如，从2008年3月份开始，墨尔本市民每天早上七时之前乘坐火车免费；又比如，从2010年开始，墨尔本实行新的公共交通计价方式，使用Myki的新型IC卡，可乘坐市内火车、巴士、有轨电车和V/Leene火车（V/Leene火车是通往墨尔本远郊的火车，但在市内也有站点，持当天V/Leene的火车票可以当一般的全天票在墨尔本使用）。从实际效果看，这些招数对分流各类出行人群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据悉，为了进一步优化城市的交通环境，墨尔本市政府正在研究便民惠民的对策。

叶：实际上，以我的眼光来看，相比中国大陆的城市，墨尔本的交通状况已经根本不用优化了。如果我们这儿有哪一个同等城市的交通状况能达到墨尔本的水平，那肯定名列“最感动中国城市榜”的首位！

蒋：据我所知，墨尔本市政府在呼吁市民多乘公共交通的同时，政府工作人员也在这方面率先垂范。我来澳洲已经整整26年了，对中国大陆城市目前的交通状况了解甚少，但每次回沪省亲或去外地旅行，深感很多城市的交通不尽人意（叶：不是不尽人意，是不堪忍受）。有一点我始终弄不明白，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甚至是乡镇，各类各级机构出境考察城市交通的代表团不下数千个了吧？但究竟取到了多少真经，实在令人怀疑。

叶：你只要体验一下北上广，或杭州、南京等大城市的交通，就明白有没有取到真经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大陆很多城市的行政管理者，在着手推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举措时，思维方式与墨尔本的做法正好是南辕北辙。比如上海着手解决城市拥堵“最有效之一”的招数就是购置私家车需要拍牌照，而且拍价离谱得令全世界都瞠目结舌。我很清晰地记得2010年5月24日，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上海市私车牌照拍卖这种行为违反了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条款。实际上现在全国业内权威人士和法律专家学者都指出上海私家车拍牌违法，但政府的有关部门却巧言令色或强词夺理搪塞和忽悠民众。还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上海购置私车拍牌的政策实施十多年了，但上海市交通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每况愈下，这只能说明私车牌照拍卖实际上是舍本逐“利”，根本不能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再说一个历史小故事加以说明。1997年，我第一次去香港采访时发现香港马路上机动车的平均车速远比上海快，而且堵车现象也很少。我还获悉当时香港的道路面积仅为上海的三分之一，但机动车的保有量却高于上海。所以我在键盘上敲击采访报道前，先请沪港两地的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就此问题释疑。从他们口中说出的大大小小、见仁见智的原因不下几十条，我归纳总结了一下，觉得只有一条是硬道理，那就是：城市交通的优劣，取决于城市管理者的行政能力，而这个行政能力的体现，取决于城市管理者在制定政策时是否以便民惠民为出发点。

这一条硬道理，我在墨尔本再次得到佐证。

蒋：墨尔本曾多次被世界上最具权威的媒体和咨询机构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最近更是连续三年夺魁，这里面也许有你表扬的城市交通的一份功劳。

城市文明建设，从公共卫生间开始

叶：我再说一下城市的公益设施，单举一个公共卫生间的管理。迄今为止，我已在世界上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使用过公共卫生间。就平均水平而言，我个人认为澳、新两国的公共卫生间是我目前到过的国家中管理最好的。欧洲很多国家在软硬件管理水平上或许不亚于澳、新两国，可收费过于昂贵，一般是0.5～1欧元不等，这让我很难接受。另外，我还发现，无论是在澳、新两国的繁华都市还是在偏僻乡间，即便是在最“闹猛”的市中心或旅游区，都很容易找到方便之处，这一点尤其值得上海学习。

Peter Lee：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时期就已有了公共卫生间，但都是“粗放型”的，很简陋。直到19世纪，英国首先在城市中修建了较为健全的排污系统，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间才得以面世。此前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因为没有，或很少有公共卫生间，所以人们随地解决内急的现象广为存在，而这种恶习直接导致的恶果是，大规模的霍乱等瘟疫横行并死人无数。所以，当今国际社会有一共识，即公共卫生间的广泛使用，是现代文明的风向标之一。

但是一百多年来，就像众多的城市病一样，公共卫生间的使用和管理，也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大课题，因为经济、习俗等客观原因，各国在公共卫生间的管理水平上落差甚大。

叶：另外，二十多年来，因职业的便利和工作所需，我已走遍了中国现有的三十四个行政区（包括港澳台）。就整体水平而言，国内任何一个省级行政区的公共卫生间管理都不能与澳、新两国同日而语，即便是港澳台也不能与之比肩。我这儿说的是整体管理水平，五星级酒店或国际机场等是个例，不具有普遍性。

澳、新两国的公共卫生间中洗手、烘干等设备的保全工作做得很好，手纸、洗手液等从不断档，而且整个环境始终是干干净净的，不但没有一点异味，而且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

Peter Lee：这大概主要取决于定时的自动清洗和频繁的人工打扫。

叶：我觉得这个他山之石，中国大陆城市完全可以效仿之。如果说自动清洗受客观条件的掣肘而难以实施，但频繁的人工打扫则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实施这项工作不但能提升公共卫生间的内环境，还可以投放一批就业岗位。这样的双赢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在澳、新旅行的二十天中，我只在一处公共卫生间闻到过异味：那是我从悉尼赴墨尔本的道上，司机应乘客的要求在荒野里停车，让大家去路旁一个单人的公共卫生间方便，这是我在澳、新旅行中首次，也是唯一碰到的一个不尽人意的公共卫生间。当时我有点不满，上车后口出了几句怨言，司机听到了对我解释道：你大概没注意看到门的一侧张贴的那张告示，上面说“自动冲洗的设备坏了，现正等人来维修，所以敬请如厕者原谅”。我赶紧为自己的鲁莽道歉。司机进一步解释说，这地方荒僻，所以难以像城市里那样能得到及时维修，故只能先贴个告示，请公众将就着克服一下。

Peter Lee：因为观念习俗，因为思维定势，或因为民族特性，我们忽略了生活中每时每刻要碰到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小事，但从社会进步的角度去审视，这类小事又恰恰反映了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待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态度。严格地说，关注和解决公共卫生间这类小事，主要还是取决于城市决策者和行政管理者的思维水平和行政能力。提升公共卫生间的管理水平不是什么重大工程，更不是什么高端项目，几乎是举手之劳的“小事”，但有些城市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习惯了挥写“大手笔”而求取“大政绩”，不屑提及这类“小事”，以致于给我们的城市生活留下了一些不尽人意之处。

我有时臆想，如果有朝一日，世界上有哪一个城市的市长公开向公众许诺，将出台一个大力提升城市公共卫生间管理水平的条例，使其达到让该市居民和外来造访者满意的程度，那这个市长或许能得到数以千万计的点赞。

城市遗产保护，从严肃立法执法开始

叶：我来澳洲的这几天中，上海正在为四川北路的一个名叫“公益坊”石库门建筑群该不该拆而争论（现已于今年6月9日被拆）。“公益坊”建于1920年，曾在上海市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被列不可移动文物点，所以很多业内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市民都倾向于保留“公益坊”。我想请问一下，如碰到类似案例，你们澳大利亚是怎样处理的？

Peter Lee：如果专家学者和多数市民反对，那肯定是不能拆的。澳大利亚的一些地方政府，对历史建筑物的拆或留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的，比如昆士兰州的法律就规定，凡是1939年前的老建筑物一律不允许拆……

叶：为什么定这样一个时间截点呢？

Peter Lee：二战呀，欧美不是把二战的起始时间定于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的那一天吗？我猜想昆士兰州定这么一个年份，或许隐含有历史的纪念意义。

叶：那也太夸张了，二战至今才76年，这样的房子能算是历史建筑？上海现在起码还有数以千计幢1939年前的房子，那个已被拆的“公益坊”就是二战以前的。

Peter Lee：国情不一，因“国”而异吧。所以，如果召开研讨本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学术会议，那么澳、新两国的历史学家就只能出局了，因为在金字塔、秦砖汉瓦、卫城和迈锡尼遗址等等面前，澳、新两国有什么能与之争锋呢？即便是从1770年4月库克船长率领众人登上澳洲大陆算起，澳、新两国的历史，满打满算还不到300年，因此在世界各国绝大部分的历史教科书中，都没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单独成章节的历史叙述。也许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历史缺憾，导致了澳、新两国对历史和文化遗迹的保存非常严格，哪怕是只有300年不到的历史。制订法律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执行法律更是应该一丝不苟，所以在昆士兰州，二战前的旧房子任何人都不敢动一砖一瓦。这没有什么协商余地的，你任性，是要进班房的。

叶：七十六前的建筑不允许拆，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城市行政管理者看来几近奇谈怪论。我们那儿，但凡“需要”，就是1076年前建筑也可以拆！

Peter Lee：我不太理解你所说的这个“需要”。

叶：这很简单，有的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有的是旧城改造的需要，有的是市政建设的需要，当然，也有的是行政长官求取政绩的需要。

Peter Lee：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源远流长，千年、百年以上的名胜古迹遍布城乡各地，所以百年之内的就根本排不上号了，拆掉几个不足惜，九牛一毛嘛。但文物古迹一旦失去，那就是永远的，所以希望今后你说的那些个“需要”越少越好。

叶：但愿如此。

（编者注：从书面文字上看，我们也有文物保护法，也有历史建筑、历史街区保护条例，但妇孺皆知那是根橡皮筋，在“发展经济”面前，在“城市改造”面前，这根橡皮筋它可以被拉得很长。实际上，立法很容易，只要几个专家学者研讨两三天就出来了；制定条例更容易，只要几个部门官员围着桌子开个会就出台了，但要做到“1939年前的建筑，任何人都不能动一砖一瓦”，就难乎其难了，因为在昆士兰州是“没有什么协商余地的，你任性，是要进班房的”！但在我们这儿，即便有法令也没用，因为花样百出的变通手法层出不穷，因为行政长官的任性不被约束，所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一批又一批的遗址古迹从祖国大地上永远地消失了……可憾乎？可悲乎？可恨乎？所以，无数事实教育了我们，没有法律是可怕的，但更为可怕的是有法不依！）

■责任编辑：施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