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冬生

老学校

我的老学校很特别。它坐落在一面阳山坡上。学校周围，抬眼看去，全是寺院斑驳的黄墙、红墙、白墙、灰墙，以及耀眼的金顶、五彩的经幡，棱角分明，错落有致，迷宫一般铺满整个山坡和沟谷。红袍僧人穿梭其间，喃喃的颂经声连绵不绝。白发苍苍的藏族老阿妈佝偻着腰身，围着寺院转经，滚动转经廊里的经筒，一刻也不停歇。山脚下细瘦的热柯河从塔哇村一片火柴盒子似的土房子中穿梭过来，绕过乡政府和卫生院，再从寺院整齐的僧舍中斜插过去，向肥厚的山原深处流去。

学校既然建在山坡上，自然只能随坡度阶梯上升，勉强可以分出三个层次三个平台。进门的第一台相对平整，地面虽打了水泥地皮，但已破洞百出，坑坑洼洼，一有风吹草动，便尘土飞扬，一遇雨水下注，便泥泞不堪。学校唯一的体育设施，就是那对孤零零地支着的独柄篮球架，木质撑杆和篮板已开始腐朽，篮圈也歪向一边。第二台上是一栋八几年修建的两层教学楼，墙体多处冰裂，像闪电刻意留下的印记。第三台上有一排低矮破旧的青瓦房，那是老师们的住房。我们的学校和天下大多数学校一样，自然也有围墙和大门。但那一溜弯弯拐拐的土筑围墙实在是太不争气了，豁了好几条口子，连牛羊猪狗都拦不住，更何况人了。两扇大铁门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颓然地瘫在两边，除了那些想找点新鲜乐子的孩子，一只脚踏在横杆上，一只脚用力蹬踏地面，把它们推来搡去，它们懒得活动一下，早锈得不成样子了。要是没有学生的话，这个地方生机缺乏，很难让人相信它是一所学校。倒是有一样东西，生机勃勃。每年我们秋季开学回来，短短两个月时间，那些疯狂的野草便涨满整个学校，又浓密又高大，大有淹没一切的趋势。因此，我们也像天下所有学校一样，开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扫卫生整洁校园，除掉那些可恶的野草，把它们集体轰出我们的校园。

学校有八九个老师，除了新来的我和一位姓坤的老师是外地人，其余的全是本县人，而且十之八九都是该乡的本地藏族。学校是一所乡中心小学，尽管老师少，教学设备几乎等于零，学校还是开足了六个年级，开齐了所有课程。从表面上看，这好像和内地学校没什么两样，但实质上天差地别。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学校施行双语模式。所谓的双语模式，也就是象征性地开设了一门汉语文，其余的科目全是藏文教材、藏语授课。每个老师担任两个主科，还要兼搭一些副科，每周至少有二十节课。安排课程自然成了最伤脑筋的事情。教导主任在大黑板上画出一张总课程表，先排出每个老师的主课，调平所有的矛盾冲突后，再瞻前顾后、见缝插针安排剩下的副科。实在调不平、错不开、让不出来的，就只有增加一些老师的课程量，剩下的空格实在填不下去了，就只得安排几节自习课。整个排课过程，就像一个人在下一局难度极高的残棋，棋路越来越窄，棋子却一个也不能丢，动一子而动全身，稍不留神，就会满盘皆输，从头再来。尽管如此精心谋划，老师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时不时出现碰课、错课现象，遇到这样情况，老师们便相互协商私下解决。

学校大概有一百来个藏族学生，大都是来自该乡几个村寨的放牛娃。之所以说大概，那是因为学生流失严重，几乎每天都有新变化。学生最多的时候是在冬季，因为大雪，因为农闲，学生一下子猛增到两百多;最少的时候是在六月至十月间，因为虫草贝母，因为秋收，学生一下子萎缩到几十人。平常一般保持在一百一二。挨边乡政府几个村寨的学生，和汉人交往较多，能勉强挤出几句没头没尾、不着腔调、藏语版的汉话;长期游离在牧场和龟缩在深山老林里的，一句汉话也说不来更听不懂。因为学校没有住宿条件，那些从偏远村寨来的学生，大都寄居在塔哇村的亲戚或寺院的阿口（对僧人的尊称：上师之意）家里。学校每天只负责为他们提供一顿政府买单的免费午餐。实在没地方可寄居的五六个学生，在教师宿舍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占用了最左边的两间，和一个年逾古稀的糟老头，一起度过属于他们，也属于我们的日子。

窘迫的汉语

我耳朵灵醒，不管从医学角度，还是现实表现，我都与聋哑人挂不上钩扯不上关系。可是，我刚到这所学校教书那会儿，耳朵里像塞了棉花，辨别力急剧下降，舌头像上了夹子，发音总不顺畅，和聋哑人有那么几分相像。是我的耳朵与嘴巴出了问题，还是高原反应的表现？都不是。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不会说藏话。你想想，一个只会用汉语交流的外地人，突然深入到一个几乎全民通用藏语的地方，他的耳朵能不出问题，他的嘴巴还能畅所欲言吗？

不会说藏话，不光让我的耳朵和嘴巴难受，还让我十分头疼，比高原反应还令人难以忍受。恶劣的高原气候，我可以慢慢适应，可以利用一些物质手段来平衡调节。可是藏话呢，我一时半会学不来，更不可能超越语言本身去实现我的目的，因为我是老师，而且是小学语文老师，我的学生几乎不会说汉话，我们连最起码的语言词汇都无法“串供”，还怎么实现心灵的“密谋”呢？

刚给他们上汉语课时，我那些可爱的学生们正襟危坐，全瞪着透亮的大眼睛死死盯着我的脸，一副似要看穿我心思的模样，可是却一脸的茫然，像是钻错了林子，被杂乱的荆棘重重围困，绕来绕去找不到出路了。而我多少有点像那些自以为高深的道士，总以为能为他们指出一条道路，引导他们走出林子，找到那片水草丰茂的地方。结果我被窘迫的汉语逼到了死角，完全丧失了主导权，失去了方向感，找不到北了。语言的隔膜，犹若一座雄伟的大山，硬邦邦地横在我们中间。我们虽然共处一室，近在咫尺，但感觉上我们却相距遥远。

没办法，我不得不完全放弃在师范学校学到的那套关于教书育人的奇妙高招，一而再再而三地削减教学内容，陆续省去段落大意分析、中心思想总结等等，最后被迫降到汉语文教学的最低底线——只教授他们认识汉字、学习组词、朗读课文。要是连这些内容都省掉了的话，我可以卷铺盖回家了。

每天上汉语课时，我照例先教他们朗读课文。他们倒也很认真，我教一句，他们便摇头晃脑一本正经地跟着大声朗读一句。只是声调完全变了，句子要是稍长一些，他们的舌头便绕不过来了，干脆像音乐中的滑音那样，滑出一道漂亮的弧线，从前面的几个词组蜻蜓点水般掠过中间的一长串汉字，直接落到最后一个字头上。我反反复复地教啊教，不知不觉，我多年捋直舌头好不容易练就的一口川普，被他们一点一点感染成了典型的藏式普通话。等他们读得像模像样了，我便要求他们一起朗读一遍课文。起先，他们还能凑在一块大声朗读，可是读着读着，那群起蜂拥的声音，像是突然遭遇了巨大阻碍，被冲散分化成两股势力，一小股按原来的音高和节奏继续前进，而另一大股却从高空陡然坠落，陷入低迷，结结巴巴，时断时续，参差不齐。集体朗读自然过渡到自由诵读。我已完全熟悉他们的套路，在教室里随意走动，耐心等待他们每个人以自己的速度慢慢读完课文。只要我的脚步移到哪个学生身边，他的嗓门一下子就提的老高，装模作样地读下去，等我前脚刚离开便又迅速湮灭下去。不止一次，我听出有一种很独特的声音混杂其间，后来我才明白，有的学生实在读不下去那生僻拗口的汉语了，只有蠕动嘴唇悄悄背诵藏文来充数，搪塞我的眼睛和耳朵。

接下来，我便教他们学习课文中的生字生词，顺带练练他们的组词造句以及口语表达能力。我先在黑板上写下要学的生字生词，标上拼音，一个字一个字地反复教读，一笔一划地反复书写，刻意选择最简单的口语和最浅显的例子解释每个字和词的意思，然后再抽学生起来组词造句。我们都很清楚，汉语的复杂性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多音字和形象字特别多，他们自然不能在短期内理顺这些复杂关系，只能在贫瘠的汉语知识库存里搜肠刮肚。因此他们在组词造句时，经常搞错对象、站错队伍、张冠李戴、乱扣帽子;语言表达更是五花八门，藏语汉语难分难舍十分纠结，颠三倒四，让人哭笑不得。接下来的连堂课，我便安排他们写新学到的生字生词，那些刚直不阿的汉字，一旦落入他们手中，就会骨头散架、瘸腿断臂、扭曲变形、性命难保，我只得手把手地一个一个把它们救活。即便如此，大多数学生还是在第二天上课前的听写环节，将头天刚刚学到的生字生词大大方方地还给我，好像那是借我的东西，一定要还，不还就不礼貌不道德。我不是借贷者，我是老师，老师需要学生还的不是生字，而是成绩。一学期下来，他们倒也还给我成绩：一个班二十来个学生，大多数徘徊在三四十分之间，极少数勉强及格，算是给了我一个安慰奖。试题是我出的，几乎都是他们反复学习过的生字、词组，花样并不多，再简单不过了。可是，他们还是理所当然地还给了我。这下子，我不光耳朵嘴巴出了问题，就连带兵打仗的勇气和信心也完全丧失了。

我们就这样一天天纠缠下去，这让我很苦恼，没有一点成就感，是他们太笨了，还是我走错了路？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苦思索，我恍然明白，他们其实并不愚钝，他们的藏语成绩一直就很好啊。由于从小领受高原生活和强大母语的哺乳，他们全身每个细胞里都遗传了母体的因子，陌生的异域文化和另类语言，自然很难进入他们的生活圈、进入他们的体内。他们就像一块天生的绝缘体一样，保护了自己，也隔绝了自己。要想改变汉语的窘迫，就必须把他们改造成导体或半导体。要实现它，真正的课堂还在课堂之外，我们只有从最基础的对话开始，打开一个缺口，才能真正见到的对方。

但这又谈何容易呢！

她一句话不说

他们很喜欢我。

也许因为我的陌生，我天外来客的身份，我异域化的背景，像一块磁石，深深吸引了他们天空一样明澈的眼睛，白云一样纯洁的心灵。总之，从我跨进校门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们很喜欢我，超乎寻常的喜欢。

每天课间休息，我站在阳台上背靠教室的窗台晒太阳时，总有那么一些学生，自愿放弃了游戏，整整齐齐地排在我的两边，也像我一样背靠窗台，一句话也不说，似乎陶醉在温暖的阳光中，忘记了说话。但是他们的眼睛一刻也没闲着，是那样单纯而热烈地在我的脸上逛来逛去，仿佛我的脸上开着一朵奇异的花，他们不能不看。看了一会儿，一些顽皮的孩子，像是终于发现我的脸上，除了一副厚厚的镜片，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于是悄悄扯扯同伴宽大的衣袖，咯咯咯地憨笑几声，再把耳朵凑在一起，叽里呱啦地交流几句，然后又把目光回笼到我的脸上。我知道他们在看我说我笑我，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们的关心，仓促中，我只能对他们微微一笑。这一笑不打紧，他们笑得更开心了，说得也更起劲了，仿佛我的笑很滑稽，我的笑很奇怪，我的笑里面大有文章。

受笑声和同伴的鼓舞，一个能说几句汉话的学生大着胆子径直走到我面前，歪着脑袋一本正经地问我：“人老死（任老师）的哪里人？”我笑着回答他：“松潘。”“送碳？”他很奇怪地玩味了一下这个怪异的名字，然后回过头得意洋洋地大声告诉同伴：“送碳。”送碳？宋川！虫山！穷三？……他们就像抛书包一样把这个怪异的名字抛来抛去。抛玩了一阵，似乎还没过瘾，于是又怂恿那个问话的学生再来问我：“送碳的哪里有？”我停顿了一会，竭力在头脑里搜寻能让他们理解和知晓这个地名的词语，突然我灵光一闪，想起语文课本上有一篇关于旅游风景区“黄龙”的文章，于是我说：“就在黄龙脚下，黄龙，知道不？”“哇，黄龙，没理（美丽）的很，我书上的学过！”果然有两个学生知道有黄龙这个地方，我很满意，他们更得意，仿佛捡到一个金元宝，在同伴面前大声地炫耀。过了一会儿大家像是都知道黄龙了，便又继续发问：“人老死，黄龙的哪里有？”我又支吾了一阵后，抬手指了指对面的山，说：“就在山的那边。”他们的目光一下子全跑到对面圆乎乎的山顶上，观望了一会，讨论了一会，便又回过头来问我：“黄龙的山那边的没有，我牛的放过！”我说在山那边很远很远的地方。有多远？我不知道。他们又轰地大笑起来，那模样像是在嘲笑我，连家有多远都不知道，真笨！

每天的那个时候，他们就那样围着我，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然后打破砂锅一路盘问下去。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奇怪的谜团，而他们一心想拨开迷雾看谜底。

过了一段时间，我渐渐发现这些天天围着我转的学生来路不明，除开我的学生，大多数我不认识，应该是楼下其他班级的学生吧，我实在搞不清楚。他们每天下课后，就像完成一件任务一样，突然冒出来，陪我晒十分钟的太阳，上课铃响了便又稀里哗啦地全部跑掉。在这群尽职尽责的学生中，有一个很奇怪的小姑娘，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她又小又瘦，穿着一件干干净净的天蓝色藏袍，整个人就像是被塞进一团棉花里。她的眼睛不大却很有神，仿佛里面蓄着一汪洁净的湖水，蓝天、白云、阳光、星星全住在里面，美得让人心碎。尤其是她笑起来的时候，那双美丽的眼睛自然弯成两道细细的新月，像月亮湾一样迷人、醉人。很奇怪的是，她每次都站在队伍最边上挨近楼梯口的地方，远远地看着我，生怕我发现她似的。同伴们叽叽喳喳交头接耳，她就侧着耳朵很认真地听着，同伴们咯咯嘎嘎放肆地笑着，她就抿着嘴偷偷地笑，眼睛眯成两条优美的曲线。但她却始终不说一句话。

我有意接近她，于是派一个和我已经混得很熟的学生去叫她，但她怎么也不肯来，把头摇得像拨浪鼓。那个肩负重任的学生见软的不行就来了硬，粗鲁地将她扭送到我的面前，并堵住她的去路，扯住她的红腰带，生怕她不翼而飞了。我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而她呢，像一根柔弱的含羞草，尽量躲避我的目光，把头低低地垂到胸前，小脸憋得通红，一双小手不知究竟该放在哪个位置好，一会儿抹抹手指，一会儿扯扯衣袖。我怜悯地掂着她的下巴抬起她的头，看着她那双透亮的会说话的小眼睛，轻声问她：“小姑娘，什么名字？”她依然不说话，依然那么腼腆地微笑着，眼眶里的湖水都快漾出来了，仿佛笑就是她的秘密武器，笑就是她最好的答案。倒是旁边的学生争着抢着回答我的问题，很快我就知道她叫昂修姐，十岁，楼下三年级的学生，额色玛村人。就在这个当儿，她终于逮着一个逃跑的机会，猛地一转身，推开那个自以为是的“拦路虎”，急急忙忙地冲下楼梯，那个“拦路虎”在同伴的嘲笑声中也跟着大呼小叫地追了下去，掀起了一股不小的风波。过了一会儿，我无意中转头一看，她竟然又悄无声息地回到她原来站的地方，仿佛那就是她的位置，她至始至终都气定神闲心满意足地站在哪儿，从未离开过。

我突然明白，她就是一只从大山深处飞出来的小小鸟，好奇出于她内心的需要，胆怯是她本能的反应，她渴望与我这个陌生人亲近，但又不敢轻易靠近，所以，她选择站在自以为安全又便于逃跑的地方，与我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就那么远远地观望着。观望成了她寻求爱的最初形式。对于这样一只可爱的、胆怯的、柔弱的小鸟，我不能贸然闯进她的世界，只能耐心地等待她一点点克服内心的障碍，一步一步走到我身边来。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故意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尽量拴住自己的眼睛，不让它跑到她和她站的那个地方去撒野。一天上午，我像往常一样用余光快速地扫了一眼，很惊喜地发现，她竟然向前移了一步，尽管那只是很小的一步，但她的位置已从倒数第一变为倒数第二。我心中暗暗窃喜，她内心的防线已开始松动，终于试探着向我靠近。我不露声色地偷偷关心她的位置在阳光的注视下，一天天发生微妙的变化。终于有一天，当我走出教室站在炫目的阳光里，第一眼就看见她就站在我的身边，一脸的窘迫，浑身的不自在，就连她湖水一样澄净的眼睛也泛起闪烁的粼光。我快速地盘算了一下，觉得时机还不成熟，于是我装作没看见她，故意把脸扬得高高的，继续和那些一心想揭穿我谜底的学生们展开知识竞猜。她见我并不关心她的存在，反倒放松下来，我甚至在嘈杂的说笑声中听到她轻轻地吐了一口胸中的闷气。就这样又僵持了几天，一天我正和学生们玩闹得高兴的时候，突然感觉手背痒酥酥的，我低头一下，原来是她，正悄悄伸出柔嫩的小手轻轻抠我的手背呢。我顺势一翻腕，她的小手就像一只温柔的小鸟，完完全全地落在我宽大的掌心里了。这一次，她并没有逃跑，而是温顺地接受我的爱抚。我知道，她这只小鸟再也不会飞走了！

自那以后，每天一下课，她便一趟子跑到我的身边，用她一贯的伎俩抠我的手背，然后顺理成章地掉进我温柔的陷阱，眯缝着眼睛，一脸安详地晒着太阳，仍然一句话不说。湛蓝深邃的天空，温暖灿烂的阳光，洁白无暇的祥云，构成了我们的前台和背景。

填鸭式的对话

我们一直都很努力地适应着对方，因为语言的缘故，我们必须先穿过这层浓浓的迷雾，才能让我们共有的活动继续下去，才能真实地看见对方，所以我们必须努力。

父亲在我去藏区教书之前，就语重心长地反复叮嘱我，要好好学习藏语啊。他老人家也是一名老师，并且也在少数民族聚居的羌寨教书——好在他自己就是一个羌人，他知道懂点民族语言，对于一个民族地区的老师意味着什么。我也想学啊，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同道室友坤老师，兴致勃勃信心满满地跑到隔壁的学生寝室，跟着学生鹦鹉学舌，并在小小的笔记本上稀里糊涂地写下格更”（老师）、“捡桶”（喝茶）、“德莫切”（再见）、“耳嘎踏”（辛苦了）等等一些日常用语，有事没事捧在手里背诵呢。另外，我们还拜请学生为师，叫他们每天给我们传授一句日常用语。我们的学生当然高兴啦，他们终于有机会过一把老师瘾，反过来“教育”我们了。

尽管我很努力，学生也很尽职，但在学习“外语”这一点上我远远不及我的学生聪慧灵醒。今天他们不厌其烦地教我一句：刚啊角呢（哪里去啊）？我不是大舌头绕不过急弯，就是发音远远偏离轨道，把我的小老师的肚皮都给笑痛了。当晚一觉睡过去，我的脑袋像水洗过一样，真不知道昨天学到的藏语跑到哪里去了！对于我远远超过他们的快速遗忘和返还能力，我的小老师自然很不满意，但他毕竟明白自己只是个小老师，而且随时可能下岗，绝不敢像我责骂他们一样责骂眼前这个老不争气的大学生。自然而然，我的藏语功课老不上进，停留在初级阶段，徘徊在大门外边。

好在这样一来，我或多或少还是勉强记住了几个问候语，几句简单的日常用句。至少我再接受学生的真心关切和真诚问候时，不至于大张着口，一脸的茫然。俗话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话又说回来，我又怎么忍心慢待我可爱的学生们的那份真情，只是应酬地点点头，连一句回应的话也没有呢。但是我的藏语水平实在是太差了，我不能用藏语回敬他们，于是我灵机一动，来个猴子顺杆爬，自创了一套汉语加藏语的表达方式，最通用的一种方式就是在藏语词汇中加“不”或“要”。比如说学生问我：人老死，耳嘎踏（辛苦了）？我就回敬他们说：人老死“不”耳嘎踏。学生说：糌粑嚅（糌粑吃），我就说：糌粑“不”嚅。又比如说学生问我：糌粑耳郭（糌粑要不要）？我就说：糌粑“要”。对于我这种奇怪的应对方式，起初学生们觉得很滑稽，总会捂着肚皮爆笑一阵，但久而久之他们听习惯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让他们对我的独特创造不以为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也是这种表达方式的创造者，而且早在我来藏区之前，在汉语进入他们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能纯熟地运用这种表达形式了。不管是从创造的时间还是创造的丰富性上看，他们都是我的前辈我的老师，我只不过是顺藤摸瓜捡了一个最次的样品而已。要说我们之间的区别，那就是我努力将汉语置换成深奥的藏语，而他们努力将藏语置换成拗口的汉语。我们的共同目的只有一个：力争从口头上趋向一致，实现对话的可能。对于这种不同语言置换混编的独特表达方式，我称之为“填鸭式”。

像我从汉区进入藏区一样，那些从远牧场、从深山老林里出来的藏族学生，突然从封闭的生活环境和茂密的母语丛林中跳出来，遭遇一种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语言时，自然无法在短时间内打开一道缝隙或一条通道，接纳它们的进入。对于我平日的关切询问和课堂上的生硬灌输，他们最初的回应就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因为他们的耳朵即使灌满了我的声音，他们也听不懂，他们只能用眼睛观察我的手势和表情，循着表象的蛛丝马迹，追寻可能存在的答案，尽管这个所谓的答案因为我的无能为力还十分的不明朗。好在接触得多了，看得多了，他们的眼睛渐渐找到了一点自信，能用肯定的点头和否定的摇头回应我。但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能用点头和摇头就能解决的啊，我们必须开口说话。在这种极艰难的状态下，他们从身边的学生口里，从我机械的反馈中，得到了一点启发，勉强模拟出不太准确的汉语发音，于是，“不”产生了，“要”产生了，最初的填鸭式产生了，汉语由此生发，并逐步走向深入。可以说，每个藏族孩子，就是从这一步开始，逐步走进汉语的世界，走进我的世界。这样的孩子，占我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相较而言，那些生活在乡政府附近村寨的藏族学生，由于受来自内地的汉族干部、木匠、工人、小商小贩、过路客，以及电视媒介的影响，他们的填鸭式大大超出我和大部分学生的能力范围，比我们高明的多，也复杂的多。现代的各种物件，比如摩托车、康师傅、盐巴、可口可乐、雪花啤酒等等随处可见具体可感的物件，携带着像是与生俱来的汉语符号涌入他们的生活，不断拓展他们的语言触角。与内地汉人必不可少的简单交流，比如到卫生院找汉族医生看病，到供销社购买东西等等，又迫使他们竭力实现生活层面的双重表达。他们随着汉语知识不断丰富，可供置换的汉语词汇日渐增多，他们的填鸭式表达也逐步生动起来。他们大都能听懂我说的一些日常生活用语，并能简单地作出回应，尽管藏语仍占主流，少量的汉语置换未必准确到位，但我已能从那些深水里冒出来的珍贵词汇中，摸索出他们所要表达的大概意思。

少数同学已经能较熟练地使用两种语言，实现生活层面的藏汉双语等量对换。我们之间的日常交流对话，已经没有太大的障碍。他们大都是学校老师的子女，少部分是藏汉联姻的后代。他们是我的老师，助手，翻译官，扩音器，转播台。有了他们得力的相助，我的汉语教学才不会陷入死局。

温暖的寒冬

真好！那些可爱的孩子们，不管调皮还是听话，与我是否相熟，他们都对我非常地好，就像蜜蜂之于鲜花、鱼儿之于流水那样情深意重。

每次我提着水桶或是拖布走出家门，只要被他们看见，他们便会立即放下身边的游戏，争先恐后地奔跑过来，不容分说，一把夺去我手中的家伙，替我去提水或是淘洗拖布。当我扛着斧头走向学校背后那一大堆木头，他们便会一窝蜂跟过来，年岁稍大的争抢着抡斧头劈柴，年幼的自觉充当起运输队员，把劈好的柴输送到我的门前，整齐地码成一堵墙。

总之，他们天生的热情，容不得我手中还有未完结的事情，更容不得那些未完结的事情，劳累他们尊敬的格更（老师）。在他们心里，力所能及地为格更分担生活中的事情，是天经地义的，是义不容辞的。因此，只要有可以效劳的机会，他们便像蜜蜂那样殷勤、耕牛那样勤恳。面对他们的热情，起初我很不坦然，在我以往得到的一些直接或间接经验中，过多地接受学生的热情，会造成一种情势，引来一些不动听的言语，他们会说：某某某老师真是懒惰，啥子事都叫学生去干，学生到学校是学习来的，又不是劳动来的。我不希望在别人眼里留下那样不光彩的印象，更不希望落下那种难以更改的口实。但他们却不管这些，依然我行我素，争着抢着为我干这干那，把我干干脆脆地抛在一边凉快，让我轻轻松松地享受他们的劳动果实。

特别是到了数九寒冬，气温一直徘徊在零下好几度。我们除了行课和到乡政府附近采购必要的生活物资，大多时间萎缩在火炉旁取暖。由于冷酷异常，学校唯一的自来水管被冻死，要到来年四月份才能起死回生。在这段超长的冰冻期内，我们的吃水问题十分的困难。还是他们，只要一看见全副武装的我们提着水桶出了门，便尾随着我们，一步一滑地溜到山下的热柯河边，或是爬到学校背后很高的山坡上，争抢着敲开生硬的冰面，掏出还未冻死的活水。猖獗的河风席卷着冷酷的冰粒子，生硬地拍打在我们的脸上手上，刀割般生疼。嘴里哈出的热气瞬间凝结，亮晶晶地挂在我们的眉毛和睫毛上;就连我们刚刚捞进桶里的活水也很快凝起一层薄冰。山路又湿又滑，很不好走，他们便轮换着抬水，走一截，歇一会，换一拨，继续走。冷得实在受不了了，他们便停下来，狠狠地搓搓冻僵了的小脸和小手，就是坚决不让我插手。我只得哆哆嗦嗦地跟在后头。到了学校里，桶里的水由于颠簸的厉害，剩下不到三分之二了。而他们的手和手套，由于吃水过多，生冷地连成一体。我心疼地摸摸他们的头，要他们坐下来烤烤手，但他们总是腼腆地笑笑，风一样溜掉，生怕我抓住他们的尾巴似的。

记得有一年冬天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周末，我起床烧了早火后，绝望地发现桶里的水已所剩无几了。再看看窗外，雪下得真大，没办法出门去提水。我掂量着那点水，还能泡几包方便面，于是决定下山去买。我刚捂着脑袋走出门去，就被一个周末没有回家的住校生截住，他硬要替我去买康死虎（康师傅）。这儿的学生没有不知道康死虎的，就像他们没有不知道迈克尔杰克逊一样。我执拗不过，便叫他买两包康师傅和两包素椒面。他得到任务后，打着呼哨，风快地穿过漫漫雪雾，向校门口跑去，一不小心，脚下一滑，摔了个四脚朝天。他急忙爬起来，不好意思地朝我站的方向看了看，便又疯跑起来。按他的速度，十分钟就可以回来。我赶紧回屋烧水，准备和这个学生一起吃一顿快餐。可是水都烧开好一阵子了，还不见他回来，我抬腕一看，大概已经过了半个钟头了。我又耐着性子等了半个钟头，还是不见他的人影。怎么回事？他是不是跑得太快摔伤了手脚，还是出了什么意外，被过路的莽撞的摩托车给撞了？

我一下子紧张起来，赶紧裹上围巾，冒着越来越大的风雪向山下走去。路上没有一个行人，也见不到一串足迹，沿街的几个小卖部冷清清地张着嘴巴。我一家一家询问那个学生的踪迹，店主都说是有那么一个学生，来他们的小卖部购买胡椒面，没有胡椒面，便走了。原来如此，他把素椒面和胡椒面搞混了，难怪要耽误那么久。我哑然一笑，这都怪我，没有交代清楚，一字之差，天差地别，可把那个学生害苦了，得赶紧把他找回来。可是当我跑了个通街走完了所有小卖部后，竟然还是没看见他，这让我大感意外，大惑不解，心里落下的石头又悬了起来。

他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缩着脖子在村口的风雪中徘徊了好一阵子， 张望了好一会儿，突然想到一个地方，他一定是去了那儿，一定是。于是我赶紧向村外走去。天气真是糟透了，凄厉的寒风像是有意为难我，凶狠地扑打我的心胸，撕缠我麻木的双腿，让我寸步难行;源源不断落在身上的雪花，迅速融化，浸湿我厚厚的羽绒服，冷得我就像没穿衣服一样。当我奋力与暴风雪搏斗了将近四十分钟，跌跌撞撞走了两三公里的路程，终于赶到那个地方时，看见一个雪人，站在公路边那个低矮的小卖部前，正用力敲打人家的门：阿罗，郭雪（开门），阿罗，郭雪（开门）。不用猜，那一定是他了。好像感觉到身后来人了，他转过身木然地瞅了一会，终于认出是我，眼睛鼓得溜圆，惊讶地叫了起来：人老死，耳嘎踏（任老师，辛苦了）！我的心猛地抖动了一下，酸酸甜甜的滋味堵在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说“耳嘎踏”的应该是我，可是我呢，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这时，那个小店老板咣当一声推开窗板，探出半个脑袋没好气地问：买啥子？叽里呱啦叫了一早上！胡椒面。他赶紧转过身去应答到。没有。老板的声音都快冒出火来。他无奈地转过身向我摊开手掌，耸耸肩膀，歉疚地笑了笑，尽管围巾遮住了他大半张脸，但我仍能想见他迷人的笑容，感受到他笑里的温度。

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笑，春天一样的清新，夏天一样的温暖。

猫和老鼠

又轮到我一个人值周了。

学校因为老师少，规定每个老师轮流当值一周，管理全校学生。这样，大家就都可以轮换休息较长一段时间了。对于本地的藏族老师来说，值周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却并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但对于我而言，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原因还是那一点，我不懂藏语。

我在《窘迫的汉语》里已经把这种语言的隔阂描述得很清楚：语言的隔膜，犹若一座雄伟的大山，硬邦邦地横在我们中间。我们虽然共处一室，近在咫尺，但感觉上我们不可企及，始终保持一种近乎荒诞的距离。这只是就语言层面而言，要是放在管理者的层面上来说，还需要补充一句：我们虽然天天相处，共同生活，但感觉我们中间始终隔着一条雾气腾腾的宽阔的河，这使得我的管理犹如蜻蜓点水，泛泛浮浮，始终沉不下去，也扩展不开来。

如果值周只停留在不问冷暖早起监督学生晨读，不厌其烦吹口哨催学生上下课，破着嗓子喊口令做课间操，来来回回检查教室和公区卫生这些层面上，虽然婆烦点、劳累点，也没什么特别困难。问题是除了这些，我和学生之间，还要体现管理与被管理者的特殊关系啊，还有进行必然的沟通交流啊，不然我们怎么实现校园和谐、同学和谐。

就拿监督他们晨读来说吧，当我巡视到每间教室，他们都会摇头晃脑、大声武气、抑扬顿挫地朗诵课文，那个整齐啊，那个痛快啊，真让人感动。当然他们读的是藏文。汉文他们是达不到这样的水准的。可是，在我巡视了好几圈后，尽管我听不懂藏语，还是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每次读的声调咋那么相似呢？是不是藏文都是一副腔调呢？后来，时间长了，我渐渐发现了他们的秘密：他们都很清楚我不懂藏语，所以每次就朗诵那么几句熟得不能再熟的藏文，制造一种醉心读书的假象，来搪塞我的耳朵和眼睛。甚至还有少数调皮捣蛋的学生，装出一本正经读书的样子，实质上却和身边的同学摆谈得欢呢。

早读课成了一部分学生自由言论、天性表演的理想时间。我的工作重心被迫由深层次的监督他们读书向浅层次的维持课堂纪律转变。说俗气点就是抓他们的现形。而总有那么一些胆大妄为的学生，在表演的高潮，忘乎所以，一头撞在我的回马枪上，或是倒在我的游击战中。

于是，我缴获了皮球、卡片、弹弓、塑料小玩具等战利品。那些小玩意值不了几个钱，他们并不在乎，可是皮球他们不能不要回去啊。于是下课后他鼓足勇气来了，老老实实低眉顺眼地站在我的面前，一边不停地晃动着竖起的大拇指，一边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人老死，卡卓（谢谢），卡卓，皮球的还我;明天皮球来，我不来。什么？我忍不住噗嗤一声笑起来：明天——皮球来，你——不来？他睁大眼睛疑惑地望着我，又回味了一下我的话，脸唰地红了，急忙搔着后脑勺辩解道：明天——我来我来，皮球——不来不来。看着他那副猴急的样子，我实在绷不下去了，笑着把皮球递给他告诫道：明天，要是皮球来了，咋个办，你晓得不？晓得，晓得，人老死，卡卓，卡卓……话没说完，他便抱着失而复得的皮球跑了。

在值周的每一天，我还要应对一件频繁而热闹的事情——学生告状，不知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多冤屈，总是告个没完没了。这不，两个学生相互牵扯着衣袖，推推搡搡来到我跟前，生怕失了先机，争抢着向我投诉：人老死，人老死，他——我——打，我——他——打。到底是谁打了谁？我一时很难从他们颠来倒去、似是而非的表述中作出准确的判断，他俩见我分不出个你对我错，越发的激动，满脸仇恨又十分无辜地相互指指点点，嘴里还不停地叽里呱啦，那神情，好像他们都是受害者！这样的纠结，把我搞得昏头转向，更分不出“真假悟空”辨不出“谁是谁非”了。为了维护值周教师的威严我必须表明态度作出惩罚，于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来个简单的一刀切，将争执双方一块拉到操场的旗台下罚站，杀鸡给猴看，警示全校学生这就是打架的下场。这样的展演，警示效果倒是挺理想，就是正义往往得不到伸张，萎靡了受害者的志气，反倒助长了嚣张者的气焰。

告了老师又怎样，你不是和我一样受罚，豆囧（活该）！

受“株连”事件的启发，到我这儿来告状的学生明显减少了，他们要不找藏族老师告状，要不就哑巴吃黄连忍气吞声。即便是“苦大仇深”非找我告状不可，他们也学聪明了，找一个具有一定汉语表达能力和翻译水平的通司，站在我们中间，一边听他们叽里咕噜地申诉或是辩解，一边向我结结巴巴地翻译他们所有表达的意思，扯过去扯过来，真相终于大白了，问题终于理清了，通司充满了成就感，他们如释重负心情愉快，就像大家齐心协力解决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前面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期望对方受罚的心情也就烟消云散了。我很满意这样的结局，口头批评，不予处罚，皆大欢喜。

可以说，在值周的每一天我的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这些叽叽喳喳、毫无头绪的小事当中，没有理由，也找不出什么理由，不问结果，也忙不出什么结果。我们就那样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

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用一部全球流行的动画片表述最为合适。

猫和老鼠。

责任编校：周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