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电影里，高粱地里的野合被老谋子用铺天盖地的红色诠释为一种宗教般的生命激情，在历史上，赵四小姐因了男方名声和岁月积淀诸要素才把偷情这件事变成了千古传奇——但戏里戏外，“八抬大轿娶妹妹你进门”仍然是一段爱情的终极理想。

对，我想说的是一种仪式感。

每年10月底至第二年2月初，猴群中都要发生剧变，因为这一段时间是猴子的发情期，对于把猴群里所有母猴都当成“妃子”的猴王来说，必须应付猴群里的后起之秀，即其它公猴的挑战，双方胜者为王，老猴王一旦失败，不是被驱逐出猴群就是被活活打死。

而在人类社会，相传在远古的时候，如果一个男原始人看中某个女原始人时，就会用木棍把她打昏，然后背到他住的石洞里，这就是最早的“入洞房”。

在古老的希腊斯巴达城，按照当地的传统，男青年进入婚龄后，必须要到寒冬腊月的季节才能向姑娘求爱。到时他要把衣服全部脱掉，在寒风凛冽的街头忍冻几个小时，口中还要高唱情歌。

进入文明社会，一段婚礼的表达中，迎娶新娘仍然是最重要的礼仪。

几年前参加过一位诗人朋友的婚礼，虽然身居省城已然数载，他仍然要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沂蒙老家完成这场仪式，这大概是一种对故乡和土地原始的敬意。结婚照可以去城里拍，但敲锣打鼓娶媳妇的这些环节，一个不能少。

为了准时在第二天的吉时吉刻观礼，我和同行的小伙伴们在头一天便驱车赶到他的家乡，一座被他无数次写进诗歌里的小山村。即使这一晚和五湖四海赶来的朋友们把酒言欢至凌晨，他也必须在第二天天未亮的时辰早早起床迎亲。纵然他们已经在省城某个居民楼安营扎寨共同生活了好几个年头，但那充其量叫非法同居——惟有这一天，她才正式进入他的家族。

唯有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才能带给这场婚礼情感的皈依和精神的护佑。他们在钢筋水泥森林里遭遇过那么多难题，面对那么多未知地点，甚至不知道隔壁住的是什么人。这种状态下，就算有户口簿和房产证，也不会轻易指认一座城市作为他人生重要节点的见证。

对于他的父母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将生命传承落到实处的仪式。

风俗淳厚的乡村，这场仪式的隆重，排场的讲究，真是和过新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是几乎所有乡村婚礼中必不可少的。当他们的儿媳妇在一大院子亲朋和乡民的凝视下甜甜叫声“爹、娘”，父亲可以强作淡定，母亲往往忍不住百感交集，以衣袖拭泪。

二、

据说在非洲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人的一生只洗三次澡，出生，结婚和死亡。在传统道德体系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前提是你首先得有一个女朋友。

我的另外一个来自鲁西南地区的男同事，在一次与彩礼有关的失恋后，经常在酒后向我们述说“光棍”一词在他的家乡意味着怎样一种巨大的耻辱。这几乎成为他告别那段爱情的一种仪式。

美剧《老友记》里瑞秋、菲比和莫妮卡曾经参照异国的仪式，将前男友们的东西全部都烧掉，书信，首饰，衣服，统统扔到桶里去，点燃了火焰，围在旁边念咒、跳舞……结果，因为火势无法控制，惊动了消防员——好消息是，消防员里真的有大帅哥，而且对她们一见倾心。

我的这位同事显然无此好运。身居帝都的他前阵子在济南买了房子，从自由自在的浪子自我束缚为数着银子过活的“房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娶媳妇才是正经。

在阿尔巴尼亚的一些边远地区，男人们想得到一个新娘，必须先要与姑娘的父母、兄弟以及其他亲友进行比武，只有将新娘家的亲友一一制服，新郎才能娶走新娘。有时岳父在比武中被新郎打得鼻青眼肿，但是他却还是会心满意足地将新郎迎进门来，因为他认为有了这样的女婿，今后女儿就不会受人欺负。

乌兹别克斯坦人考新郎的做法，一是让其劈柴，二是让其骑马。考场上先摆出一段坚硬粗大的硬木头，规定新郎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劈完。然后再钉一木桩，桩上拴一匹桀骜难驯的烈马。新郎必须具有很高的骑术，才不至于在驯马时被摔下来。

海子用“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诠释自由，在这里则成为通向婚姻之路的仪式表达。

现代通信技术的发达，让人与人的交流更简便，空间距离变得更短，但并没有让婚姻这件事变得更容易，以至于诞生了剩男、剩女的这一具有歧视意味的戏称。

动物原始的求爱能力似乎在退化，单身的男女青年要更多地借助外界手段。

1981年，在《市场报》第七版的小角落上，刊登了一则征婚启事。四川江津的数学老师丁乃钧，屡次相亲失败后做出冲动之举，成就了新中国第一则以求偶为目的的征婚广告，看起来相当简陋，全文79字，只有年龄、身高、职业和曾经被错划为“右派”的历史，另外附上四十三元五角的月薪说明，以及一张极小的黑白照片。

新世纪以后，传统的征婚广告已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世纪佳缘、百合网、珍爱网等婚恋网站赚得盆满钵满，《非诚勿扰》、《我们相爱吧》等综艺节目势头凶猛。

今日中国，仪式所承载的婚恋观也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震荡，暗喻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剧烈转型。

多少人怀念有铁轨的爱情。这种爱情拥有漫长的等待，用别离凸显价值。不知道有多少人依然拥有关于火车站汽笛的痛苦记忆：别离、远行。在地球成为村庄、远方瞬间可及的今天，我们失去了等待的耐性，自然也没有了等待中撕心裂肺的爱情。

当财富被劫富济贫的分配方式放大，肚子隆起、性情亢奋的男人们开始告别自己当年珍视的东西，去拥抱这个时代和生存在这个时代的各色女人。游戏男女心里都清楚：种种故事，无涉爱情。

那时候即使是时髦的留洋生胡适也在小脚原配的菜刀下落荒而逃，最终金婚安稳——今天换作了经济，经济决定一切，也决定了你是不是能随心所欲，许多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长期性的卖淫”，所以——赵本山可以用房子和车头也不回地逃离“糟糠之妻”， 有些人却只能和形同陌路的配偶共居一室。

面对不断割裂的阶层，我们是否只能依照本能趋利避害地生活，情感、身体乃至生命，都沦落为生存工具？也不尽然。这个时代的婚姻可以说没有标准，旧的标准被打破，新的尚未建立。纵然有“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的流行，也有不少人选择何以笙箫默式的“不将就”。

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平稳发展时，婚恋观也相对静止，而当社会发生变动时，婚恋观作为反映个体价值观念的一个敏感指标，也会随之剧变。

三、

一场婚礼，蕴含的不仅是社会传统和乡土秩序，还包括政治表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身为王储的查尔斯王子已经年近三十，无论是他本人、皇室家庭还是全英国，都需要他迎娶一名妻子。查尔斯曾经向卡米拉求婚，卡米拉拒绝了他，并且说：“我嫁给你的那一日，便是我们之间爱情的祭日。” 众所周知，灰姑娘戴安娜成为一场皇室婚礼的祭品。

这阵热炒戴安娜王妃的诞辰，对大多数王妃而言，世纪婚礼那一刹那仍是她们童话的巅峰，但如乔治·艾略特对婚姻的描述，她们从此只能“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打转”，或者安于做一个履行王室成员职责的傀儡，或者在怀疑与自我怀疑之中变成一个深闺怨妇。

传统格局在日益打破，仪式如何承载一场爱情的终极方式？

卡米拉于1973年嫁给了查尔斯的朋友，军官安德鲁·帕克·保尔斯，她是这么对怒气冲冲的查尔斯解释的：“这不是很好吗？我们仍然可以在一起，没有世俗舆论和王室责任的障碍，我们的爱情会更加纯粹。”一语成谶，数年之后查尔斯给了她一个婚礼，也把他们的爱情送进了坟墓。

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写道：“结婚，是社会传统赋予女人的命运。”从波伏娃到香奈尔到奥普拉，已经使自己逃离了庸常婚姻的宿命。抽雪茄、穿男装、名情人无数的法国女权主义者乔治桑干脆公开宣称：“一种更人道的关系将代替婚姻关系来繁衍后代。”

而导演徐克和妻子施南生虽已秘密结束长达30年的亲密关系，签下离婚协议书，各自恢复单身，但仍然离婚不分家。在她仍然亲自担任监制的徐克新戏记者会上，徐克仍然将玫瑰送给了太太施南生，并深情款款地说：“你永远是最好的女人。”

也许，一场婚礼真正的仪式，不应该是表面的、刻板的东西，而是人心中的一种庄严，一种敬慕，是让自己能够进入生命的一种承诺。

正如于丹所说，真正的文化不只是那些发黄的典籍，那些散佚的乐谱，那些破损的壁画。那些都只是一部分文化遗产。真正的文化是生活方式，是我们见老、见小、见他人的生活礼仪，这些让我们的生活过得很舒服。

（顾玉雪，《齐鲁周刊》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