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欣

近日，《民歌40-再唱一段思想起》演唱会接连三个晚上在台北小巨蛋和高雄小巨蛋举行。包括台湾“民歌之父”胡德夫及齐豫、李宗盛、杨弦在内的68位歌手倾巢而出去看望四十不惑的民歌。

从之前的《匆匆》到今年的新专辑《芬芳的山谷》，胡德夫既是地理、民族意义上的中国台湾地区原住民歌手，还是一位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原住民，是在这个国际化的时代，民歌世界里的原住民，即使不是最后一位，也是守望时间最长的一位。

“民歌之父”的人文厚度

龙应台《在一个文人的城市里》曾这样描写胡德夫：他是个原住民，唱歌写歌的，长得像流浪汉，唱得像吟游诗人，他是台湾文化史的一个标志。当所有的人都在学唱美国人唱的歌时，他开始和几个朋友谱自己的歌，写自己的词，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个“自己”，指的是他脚踩的土地，他熟悉的人，他信仰的东西，他习惯的语言。人们因他的才华而特别“宝贝”他，但是他的艺术家性格又使得他的现实生活特别坎坷，头都白了，才出第一张作品。

近日，华人音乐界的一场盛事在台湾举行，《民歌40-再唱一段思想起》演唱会接连三个晚上在台北小巨蛋和高雄小巨蛋举行。包括台湾“民歌之父”胡德夫及齐豫、李宗盛、杨弦在内的68位歌手倾巢而出，无数大陆民歌和流行音乐爱好者也专程漂洋过海，去看望四十不惑的民歌。

这场集体怀旧活动持续了逾五个小时。逾万名观众齐聚台北小巨蛋，参加“十年一次的民歌同学会”。大屏幕上随机出现的观众，以中年人居多，他们跟着《童年》《外婆的澎湖湾》《龙的传人》和《兰花草》等经典旋律一起合唱。有歌手在演唱会上说，“很多人听着民歌长大，现在让我们一起老去”。

40年前的6月6日，胡德夫与杨弦二人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了一场新作发布会暨“中国现代民歌之夜”演唱会。会上推出的以诗人余光中《乡愁四韵》为代表的几首新作品被收录于杨弦的首张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中，正式标志着台湾民歌运动的开启。此后，台湾流行音乐逐渐风靡华人世界，影响深远。

尽管胡德夫被人称为“台湾的鲍勃·迪伦”，但由于他一直只是习惯民歌采风和现场弹唱，并因此拒绝了许多录音的机会，所以直至2005年他55岁才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匆匆》。2006年的台湾“金曲奖”，曾经因为把“最佳作词人奖”和“年度最佳歌曲奖”颁给了胡德夫，还有年轻歌迷为此发出了“冷门”的呼喊。

今年3月，65岁的胡德夫推出第二张国语专辑《芬芳的山谷》。和上张专辑《匆匆》那种浓重的乡愁有一丝不同的是，《芬芳的山谷》虽然也有《鹰》这样的作品唱着乡愁，但却多了时空的经纬度。用翻唱《橄榄树》和《答案》向李泰祥致敬；用《大地恍神的孩子》，写出他乡与故乡之间的流浪与飘泊；以及延续着《大武山美丽的妈妈》那样对乡土爱得深沉的眷恋，开阔的背景之下，也让歌声有了更壮阔的感觉。

无论是之前的《匆匆》，还是今年的新专辑《芬芳的山谷》，我们都可以听到当年民歌运动时期那种人文音乐的厚度。不是后来那些改良民歌的珠圆玉润，胡德夫的音乐甚至有点干涩和坚硬，这或许也是民歌最初的味道和真正意义上最终的味道。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胡德夫既是地理、民族意义上的中国台湾地区原住民歌手，还是一位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原住民，是在这个国际化的时代，民歌世界里的原住民，即使不是最后一位，也是守望时间最长的一位。

“没谱”的“台湾原住民运动先驱”

1950年出生于台湾的胡德夫身体里天生流动着两股血液：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他称自己是“卑排族”。部落里长大的孩子音乐细胞里没有“谱”的概念。自记事起，胡德夫对“有谱的歌曲”保持着天生的抵触。

胡德夫对那时的教室留下这样的印象：白天给小孩子上课，晚上给爸爸妈妈上课———老师每晚把族群中的成年人拉到一起，让他们学国语、学音阶。黑板上画着“哆来咪”的音阶，老师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教他们———“那时候有谱的东西才算音乐”，老师们从来不认为这些成年学生们其实是天生的世界级歌手。

“老师还要打分，还有人不及格”，这种音乐给胡德夫造成了极大的恐惧。“1980年代，有唱片公司想让我谱曲，找人帮我填词，一首歌给我2万元，我就是写不出来，我的歌就是没谱。”

他11岁离家，在读书时邂逅了西洋音乐。1968年读台大外文系时开始音乐创作。西方民歌手的自省精神也一点点激发着胡德夫的原创意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胡德夫凭着一把一流的蓝调嗓音成为台北酬劳最高的酒吧驻唱歌手，月入新台币7万元。但他一直在反思，一个人应该为何而唱？为谁而唱？随着意识的一次次觉醒，胡德夫逐渐站到了台湾青年文化革新的前沿地带。

现在看来无比立体的是，从一开始，胡德夫就从未陷入到为时代涂脂抹粉的民歌运动大军中，而作为决意要记录人民真实表情的一个民歌手。这样的胡德夫与其当“台湾民歌之父”，更愿意做“台湾原住民运动先驱”。

1977年9月，胡德夫的民歌战友李双泽去世后，胡德夫放弃了优厚的咖啡厅驻唱工作，毅然加入到杨祖发起的“关怀台湾雏妓”社会运动中，为原住民雏妓筹集医治费而举行募捐慈善演唱会。正是在这些社会活动中，胡德夫和他的伙伴们勇敢地唱出了反映原住民少女被卖入风化区这残酷一景的《大武山美丽的妈妈》、《美丽岛》和《老鼓手》，而这在台湾尚未解严的9年前，对一名歌手来说，意味着随时随刻的危险。

杨祖和胡德夫因此成为那个年代第一批被台湾政府禁唱的歌手，他们的歌唱被迫转入地下。但这无法阻挡他们深入关怀社会底层的步伐。1982年，胡德夫成为党外编联会少数民族委员会召集人。可以说，1980年代蓬勃高涨的民主运动让胡德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创立原住民权利促进会，为原住民寻求权益———民谣一半成了运动的目的，一半成了手段。

半个世纪的出走与轮回

1984年，民主运动告一段落，台湾经济蓬勃，再之后，卡拉 OK热潮从日本刮到台湾，年轻人有了太多选择，台湾民谣达到最低潮。但在胡德夫看来，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了：“运动之后，我发现我的家庭已经破碎了。”

热心参与社会运动的那些年，他不但停掉了收录音乐的工作，还到处无偿唱歌。作为运动领袖，他还得负责提供场地给大学生开会、讨论。穷学生们经常吃住在他家，胡德夫的积蓄很快见底，只能去外面做杂工。

多年杂工不能减轻胡德夫给家庭的沉重负担，孩子读小学他都没有办法管：“我记得那天还是中秋节，我把孩子送到儿童之家。我知道那天之后我就要跟孩子分开了，送完之后，我跪在地上呼天抢地，我跟上苍说，给我一年时间，带我回去唱歌，一年之后我来接孩子。”

两天后，8年没有跟他联系的制作人王明辉打来了电话，让他回去录歌曲。那年是1994年，胡德夫录制了单曲《摇篮曲》。胡德夫的运气很好，当他再次回到民谣的时候，两年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引发的Enigma事件，让台湾原住民音乐被动地“兴盛”起来。

直到2005年4月15日，55岁的胡德夫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匆匆》，并在台北为此举办了个人演唱会。演唱会的盛况令很多人吃惊：除了大批名流赶来捧场外，台下更汇集了大量蓝绿两营政坛人物。这些几乎不会同场出现的人物，一起用手打着节拍，跟着台上哼唱——30年前，他们远不像今天这么势不两立，都是听着胡德夫及其朋友们的民谣成长的年轻学子。

在2011年的新专辑《大武山蓝调》中，胡德夫唱了一首千年古谣，歌名叫《来甦》。胡德夫11岁离开台东家乡，2009年台湾风灾发生，在单飞半个世纪后，他终于又回去了。2011年12月18日这一晚，胡德夫唱了很多老歌，在那个封锁的年代，它们因真实记录了某些容易被人忘记的细节而被打为禁歌。现在，它们一首首被解禁了，也让现在的人们对过去有了新的理解。

当胡德夫终于在家乡真正安顿下来，猛然发现自己已然成为人丁兴旺的卑南家族里“最年长的”。在经历了婚姻破裂、骨肉分离、外界非议、政治排挤等内外压力之后，他只想呆在台东老家，卖卖牛肉面，会会朋友，写一本《百年孤独》那样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