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张宁　赵宇鹏

有媒体报道，到2015年底，北京市将会再增加363个垃圾分类达标小区。届时，北京市城镇地区的居住小区垃圾分类达标率将达到80%。达标小区的垃圾按照分类，严格进行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杜绝混装混运。这一消息使得垃圾分类再次受到关注。从2000年原建设部公布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名单开始，垃圾分类已走过了15年。

2012年，济南市历下区作为山东省首批试点，开始在部分小区推行垃圾分类。三年时间过去，甸柳一居志愿者们如今每天仍需站在垃圾桶旁，监督和指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垃圾分类试点三年却成效不明显，一方面居民主动进行垃圾分类的意识仍需加强，另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处理流程也需更加配套。

垃圾分类工作需要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把经过层层分拣后剩余的、没有利用价值的垃圾进行处理。尽管近年来回收利用率得到了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寿命，但焚烧、填埋的处理方式，仍旧需要付出巨大环境代价。不仅一些二线城市，一些一线城市同样如此。

中国是最早提出垃圾分类的国家

尽管人们大多将德国、日本视为垃圾分类的先驱和典范，但在中国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看来，中国是最早提出垃圾分类的国家。

据北京市相关方面负责人提供的相关资料，1957年10月12日的《北京日报》刊载了这样一则报道：本市城区将全面实行垃圾分类收集办法：破布头、烂铜铁、玻璃和书报全部回收再生；煤渣、破碗盆用来制砖铺路；菜根菜叶、鸡肠鱼肚、蛋壳鸡毛及落叶杂草沤成了成本低、肥效高的好肥料。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垃圾分类始于四十年后的1996年。

北京市西城区福绥境街道大乘巷在“地球村”环保组织倡导下开始先行垃圾分类。六个塑料大桶摆放在院内，每三个桶为一组，分别写上“废塑料”、“废纸”、“废玻璃”，以供居民分类投放。自此，北京市开始进行垃圾分类，三年间共回收废塑料近6000公斤，废纸6000公斤、废玻璃5000多公斤，减少垃圾量近300多车（人工垃圾车），平均每二、三天减少一垃圾车。

此后，垃圾分类工作基本处于民间自发进行状态。直到2000年，原建设部公布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名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和桂林成为首批试点的8个城市，国内垃圾分类进程开始加快。

作为试点城市之一，北京垃圾分类工作2009年后才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同年4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按照大类粗分标准，将居民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它垃圾三类。

意见发布后，北京市拟定了“十二五”时期生活垃圾分类系统建设规划，制订了“2012年度在全市完成600个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小区，使城镇地区居住小区垃圾分类达标率达到50%以上，2015年城镇地区居住小区垃圾分类达标率达到80%”的目标。

相比于北京，济南的垃圾分类试点是2012年全面铺开，全市各区选取20个地方试点，每区约有2万人参与，并称垃圾分类目的之一是资源化利用，2015年省会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要达到30%。

如今这一目标似乎将要实现，但总体看来垃圾分类仍然处在“成长期”，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混合投放、回收依然是个问题

垃圾分类工作饱受质疑的一点是，很多人认为自己将垃圾按照分类投进垃圾箱之后，还会被运输车一并装进一个袋子里运走，因而有人质疑垃圾分类是“为分类而分类”。

据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副处长张红樱介绍，每个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小区的三类垃圾去向，事实上都经过协调、确定，各有专业收运。收运车辆分为三类：再生资源回收车会将收集的垃圾运往分拣中心或再利用企业进行处理；餐厨、厨余运输车则运往餐厨垃圾处集中处理；其他垃圾运往焚烧厂或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

此外，在日常检查中，会有专业检查队伍通过定点监控、跟踪去向等方式，严密监督其过程是否专门清运，对“混装混运”情况实行一票否决，发现一起扣分到底，并予以通报。

但并不是每个小区都能够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家住石景山区一老旧小区的谢姓居民告诉记者，她居住的小区的确配备了三个规范垃圾桶，但收垃圾的人员为减少工作量，经常只打开一个垃圾箱的盖子，很多人就把所有垃圾都扔在里面。“毕竟，清理三个垃圾桶比清理一个麻烦得多。”

而在济南，居民冷露春所住的甸柳一居二区8号楼，推行垃圾分类开始不久，她就成了一名监管垃圾分类的志愿者。从此，不管刮风下雨，她都在居民扔垃圾高峰时间站在楼下垃圾桶旁，提醒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刚开始分类时居民不习惯，常常没有分好就拿下来，我们这些做志愿者的就戴上手套将分错的垃圾捡拾出来，再分门别类放进垃圾桶。当时，城管局工作人员经常来社区宣传，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分，免费发放可降解塑料袋，让我们用来装垃圾。但三年过去了，这项工作依然开展的很艰难。”

垃圾分类面临困难远不止于此。很多人并不清楚“可回收”与“不可回收”的区别，扔垃圾时只能“凭感觉”。早前曾有媒体报道，记者在人流量大的公交站台、学校、小区门口等设立分类垃圾箱的地方进行随机走访调查，有超过一半受访者表示并不了解垃圾如何分类。网上流传的“可回收”与“不可回收”的分类，也不止有一种说法。即便了解“可回收”与“不可回收”的区别，也很难保证每个人在投放垃圾时能够完全按照分类，规范投放。

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

刨除执行过程中的“分类难”，垃圾分类工作还面临着更大挑战。政府已经投入了如此之多的时间与精力，为什么还会给民众造成垃圾分类仍旧收效甚微的印象？

在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院长张益看来，就实际效果而言，中国的垃圾分类已经做得很不错了。“经常跟欧美国家的，包括日本的相关人士交流说，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垃圾分类分的比你们好？主要是从结果来看，回收利用率更高。”

张益告诉记者，他和他的团队在北京、广州等地做过样本统计，得出的结果是我国的垃圾分类利用率达到30%以上，大于欧美国家的20%—25%。

张益还告诉记者，在中国，进到垃圾桶里的垃圾，其成分与家庭产生的原始垃圾相比，实际上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家庭中产生的废旧报纸、纸板箱等已经通过一些渠道进行了回收，但是环卫部门的统计并没有把这部分垃圾的回收利用计算在内；另一方面，参与垃圾回收处理的人员既包括城市拾荒者、流动的个体户，也包括集体、公司，如果把这些分散的数字都集中起来看，“环卫部门回收的垃圾，成分中可利用的部分其实已经很低了。”

但问题仍旧存在。张益也承认，由政府主导垃圾分类工作的局面亟待改变。在他看来，目前垃圾分类工作难以推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对于城市拾荒者或者零散的垃圾回收个体户而言，进行垃圾回收几乎不需要成本，相比之下，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生产，成本大约是前者的十倍，而产出却远远达不到相应的倍数。

有专家称，垃圾分类要真正走上市场化道路并不容易。把上百万捡垃圾大军拒之门外，显然并不现实。一方面，这些人有他们自己的生存需要，而且事实上，他们也的确为垃圾分类做出了贡献，并没有给城市造成很大负担。另一方面，与流动的个体回收户相比，成规模的企业也缺乏较好的服务模式，很多家庭最终会选择把“可回收”的垃圾交给上门回收的个体户。要实现全面的分类搜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还需要更长时间。

此外，垃圾分类工作要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把经过层层分拣后剩余的、没有利用价值的垃圾进行处理。尽管近年来回收利用率得到了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寿命，但焚烧、填埋的处理方式，仍旧需要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副处长张红樱表示，垃圾分类工作和很多社会治理工作一样，处在“成长期”，距离“成熟期”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这项工作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多方参与合作，切实发挥政府力、社会力、市场力的作用，“期待各方能够给予包容和耐心，并人人付诸实际行动。”

济南市相关方面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对于垃圾分类，目前并没有相关的立法和规范，缺乏约束性政策和可以借鉴的操作模式。垃圾分类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包括建设一套可靠的垃圾分类运行系统等。仅仅靠城管部门来推动很不现实，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