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正明

2014年12月，《文汇学人》刊登了《表格恶梦》的文章，报道了当前高校和科研院所对遭遇的严格的科研经费核销制度的不满，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此纷纷予以支持，提出了科研经费管理应施行“包干制”的解决之道。对此，我也很有感触。

2014年我参加了一个总部的大项目，期间花费了近1个月的时间做项目的实施计划、经费开支计划、研究计划等，这些都是项目管理过程中所必须的程序性工作，占用了大量的研究时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费开支部分，要求必须明确经费开支的详细内容，比如资料费（我们单位没有集中采购数据库），要求精确到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或专业书籍的数量、名称、价格、出版商等，且待项目完成时，还必须将相关资料下载记录和购买记录上报。此外，项目执行过程中施行严格的审批管理制度，经费使用必须有请示批复件，且只有项目文档中指定的项目负责人或执行人有签字权。如果该同志休假，则所有需要签字的相关事宜一律暂停。

严格的管理制度确实带来了很多不便，因此第一眼见到就对经费“包干制”很有兴趣，但深入地想，这一制度并非完美的解决之道。就我理解，目前严格的经费管理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适应当前科研管理体制的产物，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一、当前中国经费管理体制，是权与责相互制约发展的结果

离开了学校，我才知道生活并不是单一的“吃饭一研究一睡觉”模式，参加工作几年来，感触最深的，是各种权力的运作对正常、不正常工作和行为的约束力。我是直读博士，求学二十余载，书生卷气很重，刚参加工作时很是理想化，报着为××奋斗奉献的念头，殚精竭虑，为单位和事业提发展意见，做学术探索。磕磕碰碰之中，面对诸多不理解和不支持，我才发现科研根本不是自己认为的那回事。现实工作中做学术、做项目，那是一小撮人的权利，只有紧跟着他们才有事情做，获取了他们的认可，成为核心人员，才有可能主持项目研究，做个项目执行人，至于独立负责项目，更是只有在他们实在是负责不了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此外，我还参加了一些高中低几个层次的会议，其中感受最多的，是除了个别大领导言语之中确实在把握大方向，真正有做事的态度之外，大部分各种权力把持者，都是将自己负责的一摊说得天花乱坠，相互之间花团锦簇，至于是否合适，真心表示不敢说。

几年来，我还参加修订了几个中下层次的人员考核标准、活动规则等。在这过程中，领导要求必须把握好量度，保证每个人都能正常通过（除非谁不愿意）！在这一过程中，结合科研项目验收标准，于是我理解了科研项目验收标准。对于项目的创新和评比标准，比如国际领先（先进）、国内领先（先进）等，只要项目组找到理由，一般更是不会遭遇否决的。

如果要说当前经费苛刻的管理与科研项目低水平验收之间的关系，那么我的理解是，两种权利斗争的结果。负责项目批准、执行和验收的当权者，一般不是领导就是学霸，他们都有权力，是相关规则的制定者，同时也是执行者，当然只会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只要整体上不出现重大问题，很难通不过、验不了、收不下。相应地，经费管理与审计部门，为了履职尽责，也有可能有些真是报着拳拳爱国和正直之心，针对这种现象，不断地增加实施难度，增多实施细节，确保经费用在刀刃上。这就造成了当前这种现象：一方面当权者不再把项目全抓在手中，会因为各种麻烦下放一批项目至普通研究人员手里，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不再把持一些不太重要的机会。另一方面，经费核销越来越难，普通科研工作者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经费安排与核销。这种情况，正是当前研究人员诟病和抱怨的。

二、单方面实施经费“包干制”，不利于社会和谐与发展

现在我国存在的问题很多，方方面面都有，在几十年的发展和改革之中，已经形成了相互制约、相互并存的关系，“相生相克”。因此就科研经费管理方面，如果片面地施行经费“包干制”，增加劳力和脑力成本，则会打破当前格局，重新恢复到最初的状态：只有一些权力持有者才会有项目做，有研究做，别的研究人员要么放弃研究，要么依附在权力四周。这样会使强者更强，弱者依附，独行者不能生存，甚至形成山头和猴子称王的现象，从而影响社会和谐与发展。甚至是增加监督和透明度都没有多大用处。君不见，各级政府的经费开支公开后，有见到什么用处吗？只不过不再像之前那样表观得嚣张跋扈罢了，反而造成的结果是事情越来越难办，脸色越来越难看。不是不给办，是事情太多，程序你没跑够……

三、目前情况下经费严格管理的必要性

脱离当前科研实际，单论当前经费管理的必要性，当然有违本心。但若是和我国当前科研工作实际，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施行集中经费管理的单位科研实际情况相结合，还真是有必要的。我认为，目前的科研项目越是在经费分配上严格管理，越会使学霸们不再单纯地占有资源，越能保证他们的团队意识。在严格的经费管理体制下，学霸和他们身边的一小撮人在占有较多资源、已经不能再合理地安排更多经费的时候，就会缩减他们继续占有资源的欲望，而在“喂饱”了这些学霸之后，其他科研工作者就有了申请获批项目的机会，这样就能保证科研工作的普及，使真心想做事的有事做，能做事的有机会做。这和政府部门“高薪养廉”政策是一致的。

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也是在国家大量投资的条件下，由少量高校和科研院所取得的，不能代表我国科研主力军实际。就我的观察，对大部分单位来说，科研工作尚不是单位的工作重点或焦点，也不具备足够的必要性，如此情况下施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同时，由于我国的编制体制问题，大部分有科研任务的单位还是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加经费自由度将会增加科研经费挪用率，消减项目普及率，不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