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

我离开父亲的身边，已经有一万一千多个日子了，而我总觉得他就在我身边，正向我走来。

1982年12月，我顶职进了272，父亲回到了车江镇养老，一晃过去了32年。

一个月前，妹妹打来电话，说：“父亲腹腔痛。”

我们把父亲接到城里检查，查出了四个字“肝癌晚期”。

医生说：“别治了，带老人家回去好好疗养吧。”

初冬的阳光冰冷刺骨，人影开始恍惚，我们站在医院的过道里泪如雨下。

父亲似乎知道自己的病情，但是并不揭穿我们的谎言，他顺从地吃药。他长时间的凝望着生他养他的土地，顺着那条狭窄弯曲的山路等待他的孙儿们回家。妹妹变得很怕父亲，她害怕在父亲日渐消失的生命面前忍不住会放声大哭。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渐行渐远却无能无力，什么都是不可逆转和更改的，无法挽留的痛让人窒息和绝望。

父亲时而清醒，时而迷糊。

他早上七点钟就让我们把他推到房前那株香樟树下，他躺下之后，总是重复着过去的事，说得最多的是他在272厂工作的情况。

我的脑海里如长焦距的镜头，映过父亲的一生。

父亲说，1958年，他从大山之巅走出，一辆解放牌汽车把他送进了衡南县招待所。晚上，从四县招来的几十名新工人集结后，便从衡阳市出发，穿过湘江老桥步行二十公里，来到了新华材料厂（272厂）。

来厂后，参加了土方大会战，参加过“青年突击队”。1960年的冬天，似乎格外寒冷，工地上的学徒工都没有毛线衣，外面穿着厂里配发的薄棉衣，里边穿着一件薄衬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