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

异化的传统与分裂

总体来看，贵州的水墨艺术起步较晚，发展也较为缓慢，其创作源泉主要基于本土的民族民间美术，所以当作为异质文化的当代艺术观念和当代艺术形式登陆贵州语境的时候，贵州的当代艺术经历了漫长的本土化过程。贵州对当代美术体系的认知，基本上停留在中国当代美术史的书写方式，虽然当下有不少活跃在当代艺术现场的贵州籍艺术家，但是他们的成功往往是在脱离贵州语境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而对于贵州水墨画而言，在当代艺术语境中，往往处于失语的境地。

回望中国当代水墨的转折点——85新潮美术时期， 《江苏画刊》刊发了李小山的文章《当代中国画之我见》，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作者深深的焦虑，并深感“中国画己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以此为出发点，中国的当代水墨画坛和学术批评领域在围绕这个命题展开讨论之时，中国当代水墨的人文价值和批评标准在危机意识中讨论并成立。与此同时，贵州水墨界正在做什么？翻开贵州美术的编年史我们可以发现，八五时期，一批贵州美术家冲破地域的阻隔，将贵州古老的艺术形式带到北京，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引起国内外关注，“贵州现象”大行其道，这个独特的艺术现象就是。民族民问美术热”。在那次展览中，贵州相对原始的平而化几何抽象形式给了主流当代美术陌生化的视觉刺激。与当时炙于可热的民问美术相反的则是贵州的水墨画，基本上处于混沌的再现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