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凯口述+孟凡坤整理

在决定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三年解放战争中，神州大地驰骋着一支神速出没的部队。他们以小米加步枪的简陋装备、面对着美国机械化装备的800万国民党军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就是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老百姓亲切地称其为刘邓大军。当年，我就是中原野战军二纵四旅十二团一营的一名战士。

我叫芦凯，原河南省郾城县召陵乡大周村人，1945年为寻求革命真理，经亲友推荐赴黄河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性质经常能跟随首长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接见，不断受到刘邓革命精神的熏陶，很快成为一名年轻成熟的革命战士。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但在刘邓大军中的那些日子仍历历在目。

抢渡黄河助大力

兵家素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后，就必须迅速越过黄河，争得中原。然而妄图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蒋介石，正以螳臂挡车之策，把黄河当成了阻碍人民解放军胜利前进的“天险”。说“天险”，也确实很险，国民党除以重兵把守、炮火封锁、飞机轰炸外，还人为扩大黄泛区面积，把我军抢渡的水面扩至300里宽，制造了我军抢渡的千难万险。我在部队组织的“大反攻形式和任务”的学习中更加坚定了为党立功的信念，积极投入敌前战术训练，全纵上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解放区的广大民众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掀起了支援解放军渡河的热潮，组织了五万民兵参工参战，训练水手和船工，发动沿河群众修造了一百二十余只木船，可供近万人渡河，这些对战士们都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刘邓首长亲临防线，对预定渡河地区的地形、敌情等做了周密调查，并决定于六月三十日，首先在300里宽的正面上突破敌人黄河防线，迅速捕歼黄河防守之敌。

在跟从首长视察地形和作战环境时，我发现部队渡河区域的守敌构筑了不少地堡群及暗射击孔，组编成据点式阵地、侧斜射击阵地、成交叉火力网，战壕纵横，密如蛛网，敌炮兵常以大炮群密集射击我进攻部队……这一切让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六月三十日夜十二时整，在刘邓首长的亲自指挥下，解放军渡河部队的大炮以摧枯拉朽之势呼啸射向南岸之敌，黄河对岸顿时成了一片火海，渡河的帆船载着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战士飞箭般地向南岸疾驶。国民党守敌拼命挣扎，他们同样用密集的炮火阻挡前进的帆船。子弹如雨点般洒在船上，落在战士们的身上……就在帆船激流猛进中，一颗重机枪子弹“嗖”地穿透了帆船吃水下位的木板，河水冒出了几尺高的浪花，木船霎时面临下沉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急忙脱下自己的衣服，冒着雪花般的弹片和雨点般的子弹，使尽全身力气紧按住洞孔，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半个小时，我的脸变得煞白，汗水流进眼里也顾不上擦一下，终于保护着帆船安全驰向对岸。虽已累得浑身瘫软，在船身还未靠岸时，我还是和战士们跳下船杀向了敌群。

经过艰难险阻渡过黄河后，迎接我们的是更加艰巨的战斗——著名的、载入史册的羊山集之战。羊山集之战是国民党溃守黄河之后，坚持负隅顽抗的决定性战役。我军在抢渡黄河之后人困马乏、饥饿疲惫、缺少弹药，面临的是国民党的十倍兵力的疯狂反扑，羊山守敌横拦了南下的去路。羊山山如其名，就像一只躬腰趴在山头的羊，羊腰是主峰。山虽不太高，但敌人居高临下，并依托着日寇遗留下来的大量钢筋水泥工事，易守难攻。打了十多天来，我军伤亡、损失非常惨重。

在战地动员会上，二纵陈锡联司令员坚定地说：“现在我们决定先攻羊山，再打羊山集。只要羊山攻下，羊山集的敌人就无法存在。所以说，能不能打下羊山是决定这个战役胜败的关键。”我意识到眼前面临着一场极其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在动员现场上，我带头把自己在部队这几年的津贴积蓄交给组织作为党费，准备为党献身。这一行动激起了全场的热烈响应，大家的《决心书》一叠一叠送到了部队首长，官兵激战的情绪非常高昂。战士们在交通沟里活跃起来，大家不愿再蹲在沟里，纷纷立起脚尖，伸着脖子，立等着我们的炮响。半夜时分，几声天摇地动的巨响后，羊山升起了第一股烟柱，几十门大炮、小炮一起向羊山轰来，烟雾升腾，泥土飞溅，一场激烈的白刃战、肉搏战打响了，战士们个个像猛虎一样冲向敌群，国民党顿时兵败如山倒，战士们很快骑在了羊背上，我军攻占了羊山集，全歼了敌六六师，师长宋瑞珂和他的部属旅长、团长等统统当了俘虏。

大别山遇险

在夺得著名的羊山集战役胜利后，我随部队经历了二十多天的急行军，一路披荆斩棘，战胜了敌人的前堵后追，跨越了陇海路，步入如雪山草地般的黄泛区、越过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一道又一道障碍，挺进了大别山。

大别山雄立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西至平汉铁路，东达淮南路，北靠淮河，南濒长江，山脉东西横亘，平原南北延伸，军事上易守难攻，是驾驭长江天险的重要平台。刘邓进入大别山，等于一把利剑直插蒋介石的心脏，是我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重要台阶。

我军进入大别山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既要开辟根据地工作，又要应付和牵制打击敌人。一切都是空白，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刘邓首长创造性的运用了毛主席“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应用兵力。但在当时我军条件相当困难，没有电台，没有电话，部队联系、首长命令，全靠通讯员的两条腿跑。我就在大别山上为联络部队、传达首长指示跑腿送信。当时我所要找的部队已经转移，为完成任务我极力寻找，途中被敌人侦察兵发现，遭遇围追。面对敌兵的“站住！”吆喝，我把通知塞进嘴里，随时准备嚼烂，利用树木和弯道遮身，拼命躲开了敌人乱射的子弹，安全回到了部队，保全了部队的各种秘密。人民解放军胜利挺近大别山，并建立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后，蒋介石乱了阵脚，他于这一年的十一月在南京召开了“大别山作战检讨会议”及湘、鄂、皖、豫、赣、苏六省“绥靖会议”，决定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由敌国防部长白崇禧就任总指挥，以所谓的“总力战”摧毁我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与我争夺中原。党中央、毛主席对大别山面临的形势十分重视，刘、邓首长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决定将大别山的主力部队一分为二，刘伯承司令员转入外线指挥，邓小平政委带三个纵队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此时刘邓在大别山前的安庆召开动员会，我随纵队首长见到了刘邓首长。为了支持比较艰苦的外线斗争，我们部队走出大别山，用日夜兼程，甩掉衣被、背包等轻装追赶之势，从大别山到南阳，一天一夜步行180里路，围歼了正要钳制我华野部队的国民党青年军全部，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支援了大别山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淮海战役舍身保护首长

1948年11月6日打响的淮海战役，是继辽沈、平津战役之后，决定国民党彻底失败的第三大关键性战役。蒋介石在临终之际是不甘心失败的，他在这次战役中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准备拿出最大、最狠、最毒的手段作为能打赢这次战争的赌注。他五次下召，命令当时的少将军衔的化学兵司司长汪逢栗，要他给部队配置化学武器残杀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人民。汪逢栗乘直升机向淮海战区转了一圈，发现众多的群众投身淮海战役，感到国民党是如此不得人心，而共产党则是人心所向。良知使他猛然惊醒，如果听从了蒋介石向人民使用了化学武器，将是对人类、对历史的犯罪……于是，他五次回绝了蒋的指令，后来有报道称《解放军与化武擦肩而过》讲的就是这个事情。一计不成，蒋介石又以“舍车保帅”的手法，丢弃其大量白区，调集其精锐部队云集淮海。其中对郾城、漯河骚扰最大的国民党整编十八军十一师就是在运行途中被我军全歼的。所有被美国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精锐部队都举手投降了。

面对着这炮如林、兵如山，天摇地动日月撼的激烈战斗中，我意识到如何保护好首长的安全，是自己肩头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暗暗下定决心，到了关键时刻，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好指挥官的安全。当战役进入关键时候，部队首长要坚持在阵地上。那是一个硝烟弥漫的天气，我陪同十军参谋长赵晓舟在战地工事上，忽闻身边有强嘶烈声，头顶如巨石坠落，说时迟，那时快，我用尽全身力气扑倒在司令员身上，一颗巨型炸弹“轰”地落下，弹片如落叶在身上飞过，我掩护司令员的手臂被划破。我顾不上鲜血淋漓，急忙去查看首长的情况，发现其安全无恙后才稍稍放下心来。后来，赵晓舟的指挥配合了全军，活捉了国民党王牌集团军司令黄维，为淮海战役搬下一块巨石。

事也有巧，我成功护卫的赵晓舟司令员正是我的老乡，郾城东大街人士。他在1955年被授予海军大校，1961年晋升为海军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7年在他病危中还念念不忘郾城老家人民，不忘淮海战役中舍命保护他的警卫员，并留下遗言让我赴京参加他的追悼会。

在刘邓大军中的那段日子，我先后立过四次功，成为全团模范党员，这成为我一生难忘的珍贵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