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霞

（信阳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从家庭伦理剧剖析“孝悌”伦理的现代博弈与重构价值

张 霞

（信阳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在当今社会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下，由于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人们的家庭伦理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双面胶》《婆婆来了》等一系列家庭伦理剧也开始活跃于电视荧屏上，引发人们对家庭伦理的关注和思考。本文结合这些热播的家庭伦理剧对现代家庭“孝悌”伦理的失衡现象进行挖掘，对“孝悌”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博弈进行探讨，并对新时期推进“孝悌”伦理重构的时代价值和现代意义进行分析和阐述。

【关键词】家庭伦理剧；“孝悌”；重构

“家庭伦理剧”是围绕家庭成员之间的至爱亲情关系和日常生活矛盾展开叙事的电视剧，它表现的是通俗化的、贴近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故事，展现的是平凡大众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新世纪以来，《新结婚时代》《双面胶》《婆婆来了》等一系列家庭伦理剧扎堆播映，将家庭成员间的情感纠葛、道德碰撞和价值取向清晰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而其中折射出的“孝悌”伦理尤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它们在展示剧中人物伦理困惑的同时，也给观众带来了非同寻常的视觉刺激、听觉享受、心理体验、情感共鸣和伦理教化。

一、家庭伦理剧中失衡的“孝悌”伦理

“孝悌”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社会伦理的基本构成要素和连接人际关系最强有力的纽带，对中华儿女的人生观、伦理观和道德观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自然成为家庭伦理剧中展现人物情感纠葛和道德碰撞的一大法宝。然而许多荧屏“孝悌”行为却与古人所倡导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孝悌”伦理有着较大的出入，甚至出现严重不对等的失衡现象，突出表现为“重孝轻慈”，之所以如此，与封建统治阶级的蛊惑和政治色彩的渲染不无关系。古人的“孝悌”观念曾一度出现极端化、专制化、扭曲化的趋势，重“孝”而轻“慈”，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方面，强调臣、子、妻的卑下和君、父、夫的尊贵，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要无条件绝对服从，它们之间都是单向的责任和义务关系。尤其是在“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孝的责任和义务更是被单向化、绝对化和片面化，片面地要求子对父的绝对孝顺和服从，而不重视父对子的关爱和仁慈。

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和熏陶，我国的家庭伦理剧便刻画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子女与父母之间、兄弟与姐妹之间，尤其是儿媳与公婆之间因为没有遵循平等互惠和孝慈对等原则而引发的矛盾冲突，它们不仅令人拍案而起，而且甚至成了夫妻反目、兄弟失和、妻离子散的导火索和催化剂。在《双面胶》中，作为大儿媳的蔡姐虽然尽心尽力地相夫教子、伺候公婆、料理家务，但作为长辈的婆婆却没有显示出对晚辈应有的慈爱和关心。媳妇站在窗户外擦玻璃，她视而不见；儿子去擦，她却紧张地叫他赶紧下来，唯恐他从窗户上跌下去。蔡姐洗碗时不慎划破手指，婆婆不仅没有关心伤势，反而递来一双橡胶手套让她带着手套继续洗。在《新结婚时代》中，何建国的农村父亲具有根深蒂固甚至偏激的孝道伦理观念，因为生养了何建国还供他在北京读了大学，就要求甚至命令何建国为家里甚至为邻里亲朋作各种贡献——出钱给老家盖房子（哪怕建国夫妇不要房子），给只有高中毕业的哥哥找工作（还要求体力轻、工资高），解决表姑父家的迁坟纠纷（哪怕顾小西家没有这方面的人脉），搭救村里因非法营运而被扣的货车（哪怕小西头一天刚流过产），带村里的邻居找小西母亲看病（哪怕她每天要接诊几十上百号病人），甚至要求小西回去给建国嫂子的奶奶哭丧（哪怕小西连奶奶的面都没见过）。在建国的父亲那里，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儿子和媳妇应该做的，从他说一不二的命令语气“这事你必须给我办成了它”可见一斑，而对小西和小西的家人，他除了指责、不满就是抱怨，唯独没有慈爱。

除此之外，“兄友弟不恭”作为“孝悌”伦理的不和谐音符，也时常出现在电视观众的视野中，敲打着观众脆弱的神经。在《天真遇到现实》中，乡下的妹妹郑小米不请自来，虽然她已经成家，但考虑到她的经济状况，哥哥郑现实还是同意她与丈夫一起住在家里。后来小米因弄湿了地板而导致嫂子意外流产，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小米没有愧疚，没有自责，没有去向嫂子道歉，反而采取出走躲避的方式以期逃避哥哥和嫂子的惩罚。哪怕后来嫂子杨天真被医生宣布将来再也怀不上孩子了，但考虑到兄妹亲情，郑现实也没有真的把这个多事的妹妹撵走。《新结婚时代》中的顾小西通过自己的关系帮丈夫老实巴交的农村哥哥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却被他嫌弃工作不好，她帮怀孕的嫂子找到了一份保姆的工作，却因嫂子摔倒流产成了众矢之的和王家人口诛笔伐的对象，与丈夫的婚姻也濒临崩溃的边缘。

因而，不管是“重孝轻慈”还是“兄友弟不恭”，这种片面、单向、不对等的行孝方式显然与儒学所倡导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传统伦理美德是相悖的，也与当今社会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不吻合，因而不利于和谐家庭关系和良好“孝悌”伦理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孝悌”伦理的现代博弈

（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VS个体自由发展

《孟子·离娄上》指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经·圣治章》也表示：“父母生之，续莫大焉。”说的就是父母孕育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将家族的香火和生命延续、传承下去，否则就是最大的不孝。只有传宗接代了，只有生命继续了，才能使家族人丁兴旺、生生不息，才能继承先人的志愿，实现对祖辈先人的崇敬和爱戴。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随着工农业现代化新技术的不断运用，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日趋加快，随着人们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等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随着教育成本的不断提高，随着越来越多“4+2+1”倒金字塔家庭结构的形成，古人非常看重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伦理观念逐渐在一些年轻夫妻身上得到了削减和淡化。这一观点也在许多家庭伦理剧中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在公婆和儿媳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和反差。《双面胶》中的胡丽娟作为新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媳代表，虽然骨子里不排斥为夫家繁衍子嗣，但更看重人自身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强调要“以人为本”，不能让孩子成为生活的负担。《当婆婆遇上妈》中的罗佳虽已怀孕，但当自己的事业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时，她选择瞒着公婆去做人流，作为城市职业女性的典型代表，在面临干事业和生孩子这两个选择时，她会毫不犹豫地把事业放在首位，她要追求的同样是个体的发展和事业的成功。与罗佳相似，《宝贝计划》中的陈风，意外怀孕而自己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于是私自打掉了孩子，还制订了一份周密的“宝贝计划”。这一思潮的不断发展也催生了一系列诸如《宝贝计划》《宝贝战争》之类的育儿剧，它们真实地再现了丁克家族的悲欢离合和人生百态。

（二）绝对“愚孝”VS父失则谏

作为子女，父母不仅给了自己生命，而且对自己有养育之恩，在这种父母养育子女的亲密家庭关系中，自然会形成子女对父母的爱戴尊敬之情，这也构成了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伦理价值观念。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巩固阶级统治的需要，传统孝道逐渐被封建统治者加以极端化、法制化、专制化、神秘化和愚昧化处理，并逐渐演变成其阶级统治的工具、帮凶和精神支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于是就有了统治阶级“以孝治天下”“举孝廉”“孝悌力田”的方针政策和“愚忠愚孝”思想，这种对父辈绝对服从的“愚孝”行为实在令人不敢苟同。其实孔子也是反对愚孝的，学生曾子曾问他：“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连用了两个“是何言欤！”对无条件服从的绝对“愚孝”进行了完全的否定。除了孔子之外，《孝经·谏诤章》也旗帜鲜明地反对“愚忠愚孝”，提倡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的谏诤：“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说的就是子女不一定要对父母的所有命令或意志绝对服从、亦步亦趋，关键是看父母的言行是否合乎于“礼义”。合乎于义，则敬之顺之；若不合乎义，则要谏之诤之。否则不义而顺，不义却不诤，则是陷父母于不义，同样是不孝的表现。毕竟父母也是普通人，父母做出的决定也难免会有疏漏、偏颇甚至错误之处。在这一方面，《当婆婆遇上妈》中的儿子陈大可可谓是陷父母于不义的典型，他一味地听从母亲的荒唐决定和意志，在母命有失时不能客观、公正、及时地加以“劝谏”，导致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牺牲了母亲的健康和声誉，也葬送了自己的婚姻和前程。

（三）“夫尊妻卑”VS“男女平等”

由于受传统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伦理观念，无论是婆婆还是媳妇，都难以逃脱“三纲五常”对女人的束缚和桎梏，这种“出嫁从夫”“夫尊妻卑”的宗法等级伦理在相当长的历史长河中成为制约传统婚姻家庭关系的普遍意志。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建立在森严的人伦宗法等级秩序下的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秩序逐步被打破，向着婚姻中男女相互关爱、彼此宽容、共同分担的平等式关系发展”[1]，女性的家庭角色定位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足不出户、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而是兼顾家庭和事业的职业女性，这一转变在许多家庭伦理剧中得到了很好的映射。像《双面胶》中的胡丽娟、《婆婆来了》中的何琳、《宝贝计划》中的陈风、《宝贝战争》中的叶如馨等，她们与男性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蒸蒸日上的事业，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有广泛的社交网络，她们是美貌和智慧的化身，是职场上令人称羡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而回到家里，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她们能与丈夫和睦相处、相互尊重，保持着男女平等状态下的良好夫妻关系。更有一些丈夫，不仅彻底摒弃了大男子主义，而且把“男女平等”的观念真正落到实处，他们懂得疼爱妻子，自觉承担家务，甘愿做妻子背后坚实的后盾，像《裸婚时代》中的刘易阳、《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的余味等，他们虽然没能干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和成就，却是乐于为家庭奉献和牺牲的模范丈夫，这突出体现了“颇具现代男女平等精神的进步文明”和“婚姻经营的大智慧”[2]。

（四）重孝轻慈VS孝慈对等

“父为子纲”作为约束家庭伦理道德的一大准则，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父亲作为家庭的大家长，可以支配子女的人身权、财产权、婚配权，可以殴打子女，甚至在灾荒年买卖子女。儿子为了行孝，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生命甚至妻儿，如“卖身葬父”的董永、“割股疗亲”的阮与子、“埋儿奉母”的郭巨等，他们的孝心被世人所称颂，但这种过于重孝的极端行孝方式其实歪曲了儒学“父慈子孝”的传统伦理美德。子女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但父母对子女也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慈爱，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的、对等的。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者杜维明先生认为，互惠是支配父子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依据该原则，父亲就应当有父亲的形象，这样儿子才能以一种最适合自我认同的方式去实现父亲的自我理想，儿子的孝被认为是对父亲慈祥的反映，父亲在期望儿子热爱和尊敬他之前，必须为儿子树立起爱人和值得尊敬的榜样。《新结婚时代》中的公公，一向独断专行，具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自恃生养了何建国并供他读了大学，就要求他甚至儿媳为何家作各种贡献，导致了儿子婚姻的破裂。然而在结尾，当公公得知小西患有习惯性流产之后，一反往日的作风，不仅没有怂恿儿子跟小西离婚，反而从老家寻回偏方和中药材。面对已经不是自己公公的何建国父亲，深受感动的小西还是发自内心地道了一声“谢谢爸”，两家人一笑泯恩愁，从此冰释前嫌、其乐融融。一味地重“孝”而轻“慈”，这种孝道就会因为严重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性而失去了得以延续下去的土壤和温床，因而要积极推进孝和慈的对等与互动、权利和义务的协调与统一，以促进家庭的和睦相处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孝悌”重构的现代价值

（一）有利于促进个体的自由解放和发展完善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意思是子女对父母担负有赡养、照顾的责任和义务，因而父母健在时，子女应避免出远门。孔子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受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落后的交通及通信条件的限制。而如今随着教育机制的不断完善和人们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随着交通和通信设施的日益发达和便利，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通过上学或其他途径脱离了农村，远离了父母，踏上了工作岗位，成为城市众多工薪阶层的一员，实现了自己的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和人生理想。他们的父母也许尚健在，但他们却选择了“远游”。父母不仅不觉得孩子不孝顺，反而大力支持孩子出门打拼，因为他们觉得孩子跳出了农门，有出息有本事，为家族争了光添了彩。家庭伦理剧中就塑造了许多这样的农村儿子形象，我们称之为“凤凰男”，如《天真遇到现实》中的郑现实、《双面胶》中的李亚平、《婆婆来了》中的王传志、《新结婚时代》中的何建国等，他们都有稳定的工作，在城市站稳了脚跟，娶了漂亮的城市媳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体的自由发展，对传统的“孝悌”伦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嬗变和重构。

（二）有利于促进家庭的团结和睦与健康重组

孝道包含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其中主体是作为晚辈的子女，客体是作为长辈的父母。孝道伦理能否健康有序地传递下去，取决于行孝的双方是否遵循平等互惠的原则，是否保持孝慈对等的良好互动和交流。长辈要想让晚辈对自己孝顺恭敬，首先要身体力行，做到对晚辈的仁义、慈爱，正所谓“父慈子孝”。《颜氏家训》也认为：“父不慈，则子不孝。”《新结婚时代》中已离婚的何建国夫妇之所以能重新走到一起，与公公最终的宽容、理解和慈爱不无关系；《婆婆来了》中的何琳最终愿意回归家庭，很大程度上缘于婆婆的巨大付出；而《双面胶》中的李亚平之所以与妻子分道扬镳，与他没有原则地向家里行孝有很大关系。可见，孝的本质是强调主、客体双方的相互责任和义务，仅靠一方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父辈不能因为对子辈有养育之恩而无止境、无条件地向子辈索取回报。丈夫也不能因为尊敬疼爱自己的父母而对妻子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只有通过主、客体双方的共同努力，行孝才能达到最为理想的状态[3]。也只有通过主、客体双方责任与义务的共同履行，实现平等互惠，才能建立和谐的代际关系和家庭关系，才能促进家庭的团结和睦与健康重组，才能推动家庭成员的和谐亲密相处。

（三）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稳定和长治久安

在儒学伦理中，家庭的和谐与稳定是十分重要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基本单位，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只有家庭稳定了，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由此可见，天下太平缘于国家安定，国家安定缘于家庭和谐，家庭和谐缘于家庭成员的个人修为，而修身的根本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应做到的“慈”与“孝”，兄弟姐妹之间应做到的“友”和“恭”。父母和子女双方只有通过孝慈对等，兄弟姐妹之间只有实现平等互惠，方能达到代际和谐与家庭和睦，从而建设一个团结、友爱、和睦、互助的家庭，然后才会有社会、国家和天下的和谐与稳定。正如《大学》里如是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因而，孝作为“众德之根、诸善之源、立身之本、齐家之宝、治国之道”，是社会和谐的源泉，是民族团结的基础，是国家稳定的法宝。江泽民同志曾提出“以德治国”的方针，胡锦涛同志倡导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实都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

总体而言，孝道是维系家庭和睦的纽带，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催化剂，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法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良好道德风尚的巨大推动力。在当前社会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下，在多元文化融合碰撞的现代社会，我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在新的起点和现实条件下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传统的“孝悌”伦理进行与时俱进的重构和创新，从而积极推进“孝悌”伦理的良性嬗变，促进温馨家庭关系及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为谋求人类福祉、寻求世界大同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于维敏.从家庭伦理剧看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嬗变[J].中国证券期货，2011(1):105.

[2]马爱存.“小男人”群像研究——论王丽萍家庭伦理剧中的丈夫形象[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

[3]陈朝晖.从热播家庭剧看影视资源开发中的孝文化传播[J].新闻知识，2010(2):48.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8-0141-03

作者简介：

张 霞（1979-），女，河南信阳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河南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影视媒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