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李建军

作 者： 李建军，著名学者、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公民性是现代诗人的重要标志。一个优秀的现代诗人，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公民，是积极地介入社会生活的公民诗人。公民诗人即政治诗人。他应该具有现代的政治激情，能够敏锐地感知并表达自己时代的政治愿望和政治情绪。

俄罗斯的优秀诗人，几乎全都是公民诗人和政治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是这样的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也是这样的诗人。他们正确地理解了诗人与国家的关系，理解了人民的威严和力量。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说，自己的诗人丈夫曼德施塔姆“很早就意识到这个新型国家将给人们带来什么，他并不指望国家的庇护。他坚信，‘人民能像法官一样做出审判’；他还写道：‘你升腾于荒芜的年代，／哦，太阳，法官，人民。’我也持有这一信念，我认为，人民即使沉默不语，也仍在做出审判”①。她忘了补充一句：沉默的人民也需要自己的代言人，需要能替自己表达政治诉求的诗人。

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是苏联漫长的极夜。“大饥饿”折磨着人们的肉体，“大清洗”和日常性的迫害，则折磨着人们的灵魂。恐惧如无边的阴影，笼罩着人们的内心世界。苏联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暴力和恐怖的泛滥彻底毁灭了俄罗斯民族的道德情感，毁灭了俄罗斯人民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说：“苏联人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心理盲目水平，这对他们的整个精神构造产生了腐蚀作用。”②对于知识分子来讲，这种“心理盲目”所造成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高尔基所抱怨的“良心死了”——“十月革命”前，知识分子因种种不公正的审判而“引起的良心的激愤”“令人难以忘怀”，然而，这场革命之后，知识分子不再那样“有良心”，那样敢于挺身而出，那样敢于仗义执言。“枪杀无过错的六名大学生这件卑鄙的事在被摧毁的文化人圈子中也没有引起良心的波动”，而这一切，在高尔基看来，都是“政治”干扰的结果：“哪里的政治太多，哪里就没有文化的位置，而如果政治渗透了对群众的恐惧和对群众的谄媚——就像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具有的主要缺点一样——那么谈论良心、正义、对人的尊敬及其他的一切就完全是毫无益处的，因为政治上的厚颜无耻把这一切都叫作‘感伤主义’，但是没有这一切却是无法生活的。”③生活陷入缺乏活力的死寂状态，俄罗斯文学也进入了沉默而荒凉的季节。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说的那样：“整个俄罗斯文坛笼罩在一种万马齐喑的奇怪氛围之中，哪怕一丝风也未尝拂过这潭死水。”④最后的结果是，在斯大林统治期间，“俄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一段长长的空白。从1932年到1945年，实际上到1955年，毫不过分地说，除了自然科学，在俄国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有很高内在价值的思想或评论文章，也几乎没有创作出像样的艺术作品。除了作为那个政权或它所实施的方法的表征，即作为一份历史证据外，几乎没有任何本身真正有意思或很重要的东西”⑤。文学异化的情形如此严重，以至于诗歌异化为颂词，戏剧异化为闹剧，小说异化为关于人和生活的虚假叙事。

然而，就在日子沉闷无聊得像一连串深长的哈欠的时候，1934年的5月中旬的一天，死气沉沉的苏联文学界，发生了一件令人振奋的大事情：在彼得堡，不知何故，诗人奥·曼德施塔姆（亦译“曼杰施坦姆”和“曼德尔施坦姆”）忽然冲冠一怒，抽了斯大林的“红人”小说家阿·托尔斯泰一耳光。随后，他立即动身返回了莫斯科。

阿·托尔斯泰曾三次荣获“斯大林文学奖”，又因为在小说《粮食》（一译《保卫察里津》）中歌颂斯大林而得到重用，成为“文委会”主席。所以，这个“耳光事件”的性质，无疑是严重的。就像一只温柔的兔子，咬伤了一条凶暴的猎犬一样，到现在，这个事件依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也让人津津乐道。

曼德施塔姆事后一定是有些六神无主，所以，立即打电话给好友诗人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马托娃（亦译“阿赫玛托娃”），请她速速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来，一起商量应对“耳光事件”的办法。

5月13日，这个叫安娜的伟大诗人，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坐着火车，从同一个地方出发，沿着同一条线路，来到了同一个终点。然而，还没等她享用曼德施塔姆从邻居家借来的那颗鸡蛋，半夜一点钟，“夜间造访者”契卡人员就来了。他们拿着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亲自签署的逮捕证。他们身手敏捷地走进大厅，开始搜身：“那位契卡人员看了看奥·曼的护照，然后，向他出示了传票。”5月14日清晨，契卡人员带走了曼德施塔姆。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两人眼对着眼，坐在空荡荡的、还留有夜间浩劫痕迹的房间里……我们忘记了自己，在等待天一亮就出门。干吗去？去哪儿？去找谁？生活在继续……或许，我们就像是溺死鬼。请上帝饶恕我这个文学比喻，我们当时脑袋里可压根儿没有什么文学。”⑥

他们为什么抓他？两个无助的女人向自己提出了这个“禁忌的问题”。她们知道契卡抓他的理由实在太多了：“仅凭他的诗和文学言论，或是他那首写斯大林的诗，他们就完全可以抓他。因为他给托尔斯泰的那个耳光，也可以抓他。挨了耳光后，托尔斯泰当着许多人的面声嘶力竭地喊道，所有出版社都不会再出曼德施塔姆的书，他的作品永无出头之日，他会被赶出莫斯科的……我们得知，托尔斯泰当天就去了莫斯科，向苏联文学的首领高尔基控告欺负他的人。”⑦

娜杰日达找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布哈林，但无济于事。她又找到了“政治红十字会”的负责人、高尔基的妻子比什科娃，然而，除了一个要曼德施塔姆“装得像个死人”的建议，她从那位“前苏联”的“红色贵妇”那里什么帮助也没有得到。

契卡的目的是制造恐怖。抓一个著名诗人，可以震慑所有不安分的作家。他们的目的达到了。通过逮捕杰出的诗人曼德施塔姆，他们成功地制造出了一种特殊的恐怖氛围：“曼德尔施塔姆被捕的消息令莫斯科的文学知识界惶惶不安，人人自危。布尔加科夫的妻子号啕大哭。”⑧

两周后，她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丈夫曼德施塔姆。他“眼睛疯狂，裤子耷拉着。这是一种预防自杀的措施，在‘里面’要抽走裤带和吊带，所有纽扣都要摘掉”⑨。曼德施塔姆告诉她，侦察员看到了那首讽刺斯大林的诗，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反革命作品”。看来，恐怖的契卡之所以逮捕他，“耳光事件”只不过是起因，那首批评“克里姆林宫的山民”的诗，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首诗令克里姆林宫的威名赫赫的主人如此震怒，竟然亲自打电话给帕斯捷尔纳克等人，调查诗人朗读此诗的详情和细节。阿赫马托娃曾详细地记录了斯大林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对话。[10]她还对伯林详细地讲述过这件事。[11]

那么，曼德施塔姆为何要写这样一首锋芒毕露的诗呢？原因很简单。他对这个人非常不满，对屈辱的生活非常不满。这首辛辣的讽刺诗简直就是一封表达不满情绪的抗议书。

曼德施塔姆最向往的时代是19世纪。那是属于普希金和果戈理的世纪，是属于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世纪，是属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纪，是属于列宾和柴科夫斯基的世纪。他对妻子说：“你知道吗，如果有过一个黄金时代，那就是19世纪。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12]由于深刻地了解19世纪的伟大和辉煌，所以他对自己时代的问题，就看得特别清楚，也使他与自己的时代更加格格不入。他在《人道主义和当代》一文中批评包括自己的时代在内的那些时代，认为它们的“目的并不在于人”：“它们宣称它们的事业与人无关，它们需要利用人，就像利用砖石、水泥一样，利用人来建设，而不是为了人。”[13]这样的时代总是培养人的凶暴的仇恨意识，总是鼓励人们告密和出卖他人，总是蔑视几乎所有人的尊严。作为个体，每一个普通人的价值，连同他们的生活的意义，都服从于、依赖于那个唯一的“他者”。所有的人都必须热爱那个人，崇拜那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那个人，都必须忘我地为那个人活着。1933年11月，忍无可忍的曼德施塔姆，用他那比刀还要锋利的笔，写下了著名的诗歌《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表达了对毫无人格尊严的耻辱生活的抗议：

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

十步之外就听不到我们的话语，

而只要哪里有压低嗓音的谈话，

就让人联想到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他肥胖的手指就像蛆虫一般油腻，

他的言辞就像秤砣一般准确，

仿佛蟑螂触须的胡须含着笑意，

他的长靴筒闪闪发亮。

而在他周围站着一群细脖的领导，

他玩弄这帮半人半兽的仆人，

有人啼啭，有人喵喵叫，有人啜泣，

只有他一人粗声大气地唠叨，

发布一个个命令仿佛安装马蹄铁：

这个钉鼠蹊，那个钉前额，这个钉眉头，那个钉眼睛。

不论怎样给出死刑——都像吞食马林果般甜蜜，

这个奥赛梯人宽广的胸膛啊。[14]

早在1923年，在写作《人道主义与当代》的时候，他就发现了社会与人的冲突，或者说，发现了社会对人的价值的践踏：“有时，社会的建筑会与人敌对，会以人的屈辱和渺小来培养自己的伟大。”[15]阿赫马托娃说，曼德施塔姆在与她谈诗的时候，曾“痛苦地经历了现时被称为个人迷信的种种，他对我说‘现时的诗应该是公民诗’，并且背诵了《在脚下我们揣测不到……》”[16]。我怀疑，此处的翻译出了问题。曼德施塔姆对阿赫马托娃背诵的《在脚下我们揣测不到……》，应该就是《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据传记记载：“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等人曾在一次聚会时听他朗诵过这首诗。当时，在场的一批诗友都被吓了一跳，劝曼杰什坦姆赶紧忘掉这首诗，免得招来杀身之祸。”[17]批逆鳞，捋虎须，诗人替自己选择了苦难和地狱。因为这首讽刺诗，他失去了自由，最终丢了性命。

曼德施塔姆的这首诗，的确是一首标准的“公民诗”，一首喜怒形诸颜色的政治讽刺诗。诗人完全不给人家留情面，诗行里洋溢着彻底的蔑视和极度的厌恶，几乎每一个字，都闪耀着嘲弄的冷光。准确的细节描写，像契诃夫的小说一样生动传神；生动的喜剧场面，像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一样滑稽可笑。

这首诗的第一句，就如石破天惊，用一句近乎直白的陈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自己的时代，人民与国家的关系是颠倒的、异化的；他们不仅不是国家的主人，而且还活在恐惧和屈辱里。人们之所以重足而立、侧目而视、噤若寒蝉，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罪在朕躬”。诗人用“克里姆林宫的山民”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指代，表达了自己对最高统治者的尖锐批评，揭示了这个冷酷无情的统治者最内在的人格特点和性格特点——狭隘、昏暴、缺乏真正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情感；也揭示了他在政治上的不开化、不成熟——缺乏民主精神，将国家变成了个人的私有物，并用“大清洗”等大规模的血腥屠杀，用最原始的恐怖手段，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和统治。

接下来的四句，干脆将焦点对准斯大林，一连用了三个极富想象力的比喻，就仿佛真切而传神的特写镜头，从上到下，对他的面部特征和靴子进行描写。三个比喻的喻体，都是令人不快甚至使人厌恶的事物，彰明昭著地表现着诗人嘲弄和讽刺的态度——对极权人物如此犀利的讽刺，不仅在俄罗斯文学中前所未有，在世界文学中也罕有其匹。“他的言辞就像秤砣一般准确”一句，尤其耐人寻味，“秤砣”这个喻体，在“言辞”的意义上，似乎隐含着对斯大林的“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的“绝对真理”化身的肯定性陈述，但是，“秤砣”本身是一个冰冷的、坚硬的东西，它能称出物态化实体的重量，但却无法称出意态化的“言辞”的分量，因为，“言辞”的真理性价值，自有其独特的衡量标准和评价方式，借助“秤砣”来估量它，无疑是荒谬可笑的。所以，“言辞”与“秤砣”之间，就构成一种反讽性的解构关系，借此，诗人将人们对斯大林的“言辞迷信”，有效地解构掉了，进而完成了对极端非理性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批评和否定。

没有被崇拜者，就没有崇拜者；没有崇拜者，就没有被崇拜者。他们之间是一种消极的主从关系，而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平等关系。在此诗的后半部分，诗人从“崇拜者”的角度，进一步来展开反讽。对于被崇拜者来说，他的崇拜者，包括别的“领导人”不过就是卑贱的“仆人”而已。诗人用“细脖的”来形容“此领导”在“彼领导”面前的战战兢兢、恭恭敬敬的样子，极为传神。“他玩弄这帮半人半兽的仆人”一句则从“被崇拜者”的角度，写了彼此之间的极不正常的病态关系，即“玩弄”与“被玩弄”的关系。而三个“有人”则具体呈现了“被玩弄者”令人作呕的丑态，与此相对照，“他”则肆无忌惮，“粗声大气地唠叨”。接着又是一个出人意外、令人捧腹的比喻：诗人竟然将“发布命令”比喻为“安装马蹄铁”！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索性顺着比喻给出的线索，将荒诞的夸张修辞引了进来：诗人竟然让“他”往人的前额、眉头和眼睛上钉马蹄铁。荒诞吗？太荒诞了！真实吗？太真实了！在极端异化的权力关系里，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现实即荒诞，荒诞即真实。“不论怎样给出死刑——都像吞食马林果般甜蜜”一句，则对前边的关于“钉马蹄铁”的荒诞事象，进行延伸性的补充说明，进而给它提供了切实的现实内容：原来所谓“钉马蹄铁”，不过是“死刑”的隐喻罢了；不仅如此，即便被处死，有人也仍然觉得“甜蜜”和幸福。比较起来，阿·托尔斯泰就缺乏诗人的良心，缺乏替无数的不幸者代言和辩护的公民意识和责任担当。他在一篇《论创作自由》的文章中说：“苏维埃国家整个事业的目的，就是人、人的自由和幸福，就是我们可以想象的那种有着愈益无可限量的发展的人。”[18]他还说：“在新的人那里，死的恐惧已经被那对创造性生活的热爱所代替了。与社会的联系——就生物学的意义来讲，在前进运动的社会是不死的，它使人的意识受到乐观主义的良好锻炼，那扇所谓无情的门的问题也就不再存在了。”[19]他的话是虚假的，是对现实生活不诚实的想象和美化。事实上，恐惧、悲观和绝望的情绪像雾霾一样弥漫在人们的内心。人们不仅没有自由感和幸福感，而且也缺乏安全感和尊严感。他们日常性地生活在耻辱中，生活在对权力的无可抗拒的服从中。

最后一句是：“这个奥赛梯人宽广的胸膛啊。”反言若正的收煞，进一步强化了全诗的反讽指向，也更加尖锐地表达了诗人对“被崇拜者”的毫不宽假的批判态度。假若没有这一句，这首诗在结构上也算得上是完整的，但是，从修辞效果来看，反讽的力度和深度，就会大大弱化。就内在的深意来看，诗人在此所要批评的，正是斯大林的自大和狭隘：唉！他的胸膛可一点儿也不宽广啊！他傲慢自大，缺乏对他人的尊敬态度，缺乏理性而谦虚的“尊崇”意识：“尊崇是领导者最重要的美德，因为尊崇会帮助当权者倾听弱小者的声音，并且会提醒他们，不管有多么成功，没有人可以‘生而全知全觉完美无缺’。”[20]他完全不懂得这样的伦理原则，也无法正确地理解健全的权力关系：“尊崇是以恰当的方式对恰当的人感觉尊重、对超越特定人类利益的事物感觉敬畏的能力。当领袖怀有尊崇，他们与部下一道体会尊崇，共同的尊崇使其克服个人利益的羁绊，达到双方感情交融，比如相互尊重。这些感情减少了领导的工具——劝服、惩罚的威胁、奖励方式的操纵——所造成的伤害。这是因为只要尊崇存在就无所谓输赢。在双方共同以敬畏待之的宏大事物面前，成败都显得很渺小。”[21]然而，权力会破坏人们的道德感，会瓦解人们对神圣事物的敬畏，会使人产生一种蔑视一切的自大心理。权力使人狭隘和多疑，绝对权力则使人绝对的狭隘和多疑。所以，曼德施塔姆所批评的“那个人”，就像伯林所说的那样：“他曾经属于一个被压抑的少数民族，喝了半瓶墨水，对所有的杰出人物和知识分子都怀恨在心，尤其反感那些能言善辩的社会主义者。后者在理论方面的辩才在革命前和革命后都经常让他自惭形秽，托洛茨基只是其中最傲慢最光芒四射的代表。斯大林对思想、知识分子和思想自由的态度混杂着恐惧、愤世嫉俗和施虐的倾向，而且毫不掩饰（有一点卡里古拉的味道），他能让那些国内外战战兢兢的组织成员变得那么的丑陋和卑贱。”[22]

曼德施塔姆的这首诗不仅激怒了最高统治者，而且还引发了同时代人的聚讼纷纭、言人人殊的解读。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就记录了同时代人对这首诗的三种“独特观点”[23]：

库津“指责奥·曼前后不一：你既然接受革命，就得接受自己的领袖，别再抱怨……这个意见自有其傻瓜逻辑”。这种观点，的确傻得不值一驳。库津像契诃夫笔下的“宝贝儿”奥莲卡一样，执着于无尊严、无价值的爱，最终把爱的情感变成了毫无选择甚至缺乏尊严的“滥情主义”。

爱伦堡也“不认可这首写斯大林的诗，他称之为‘小诗’，认为它迎合了那些彬彬有礼的可爱读者之恐惧……此诗过于单调，直截了当，是奥·曼创作中的偶然之作”。爱伦堡的观点，显然经不住反驳。“迎合了……恐惧”更是一句大谬不然的胡话。曼德施塔姆的这首诗固然“直截了当”，但却一点儿也不“单调”，相反，还有着莫里哀喜剧才有的反讽意味。所以，曼德施塔姆的这首诗，不仅不是“小诗”，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大诗”——它之所以伟大，正在于它以过人的勇气和力量，抒发了人民的压抑得快要爆发的情感，表现了诗歌的以诗性的正义制衡权力之恶的道德责任和伦理精神。正像伍德拉夫所说的那样：“对于暴君最为尊崇的回应就是去嘲弄他。这恰恰因为尊崇是一种美德。美德就是一种去做正确的事情的能力；而在特定情况下什么才是正确的——例如，对某位权威人士的尊重或嘲弄——则取决于多种因素。”[24]

帕斯捷尔纳克对这首诗也“持有敌意”：“他劈头盖脸地朝我抛来一大堆责难，当时奥·曼已在沃罗涅日。我记住了其中一种责难：‘他怎么能写这样的诗呢？他可是个犹太人啊！’即便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他的思路，而在当时，我提议再给帕斯捷尔纳克背诵一遍那首诗，要让他具体地向我指明，诗中有哪些身为犹太人而不能碰的东西，他却恐惧地加以拒绝。”帕斯捷尔纳克的“逻辑”的确很混乱，很离谱：写诗与种族有什么关系呢？难道犹太人就不能“写这样的诗”吗？难怪娜杰日达要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反复说明，曼德施塔姆与帕斯捷尔纳克是不一样的：“帕斯捷尔纳克为向心力所控制，奥·曼则为离心力所左右。”[25]“帕斯捷尔纳克渴望友谊，曼德施塔姆却拒绝友谊。”当然，娜杰日达也公正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俩人在其生命终点均做出了与其生活立场相悖的举动：完成并出版了那部长篇小说的帕斯捷尔纳克，已走向公开的决裂；曼德施塔姆却决定靠近，但就像结果所证明的那样，已为时太晚。”[26]

事实上，帕斯捷尔纳克对这首诗的偏见和误读，主要是由他们性格和思想上的冲突所造成的。据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吉娜伊达·帕斯捷尔纳克回忆，曼德施塔姆对她的丈夫缺乏尊敬，而且他们的政治观点和诗学观点也多有不同。从帕斯捷尔纳克与斯大林关于曼德施塔姆的“电话对话”来看，他的匪夷所思的反应和“文不对题”的回答，的确是令人失望的。其背后的深层的心理原因，显然是明哲保身的自私算计。他的怯懦如此不堪，甚至连斯大林都忍不住讽刺了他一句：“如果我是曼德施塔姆的朋友，我会更清楚如何来为他辩护。”[27]

关于曼德施塔姆的过人的道德勇气和无畏的写作精神，阿格诺索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倒是有着极高的评价：“俄罗斯诗人的传统，是对自己的时代负责任，‘以自己的热血’黏合起历史破碎的脊柱。在‘白银时代’的文化中，这一传统的表现者，就是O.曼德尔施坦姆，这个悲剧时代具有悲剧命运的诗人。”[28]遗憾的是，在具体的分析中，他们竟然一次也没有提到这首最能显示他“以自己的热血”黏合“破碎的脊柱”的诗。

关于丈夫的这首诗歌，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自己是这样阐释的：“无论此诗品质如何，但如果正是它导致了诗人的可怕灭亡，那么，还能认为它是诗人笔下的偶然之作吗？此诗是一个行动，一种作为，在我看来，它是奥·曼整个生活和工作的逻辑结果。”[29]而且，这首诗不仅是诗人自己的人格和性格的合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俄罗斯文学伟大而高贵的精神传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回响。

如何面对现实和权力，是评价诗人的重要尺度。对于诗人来讲，人的尊严和公民的责任，是高于一切的。面对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诗人不仅无权保持沉默，而且还要努力说出真相。在考验良心的艰难时刻，诗人有责任发出抗议的声音，以激发人们的正义感，点燃人们对真理的热爱。如果说，逢迎和赞美意味着诗歌的堕落和没落，那么，高贵而尖锐的讽刺，则是它获得尊严的唯一方式。尊严之光闪耀在讽刺的利剑上。

曼德施塔姆的这首充满正义感和反讽激情的诗，显示了诗人自己的勇气和正直，不仅以其天才的表现力，丰富了俄罗斯诗歌的艺术宝库，同时也以其过人的道德勇气，提高了俄罗斯文学的声誉，给被扭曲、被奴役的俄罗斯文学，挽回了不少颜面。——它犹如寒夜里燃烧的篝火与烛光，在令人恐惧和绝望的时刻，温暖了无数读者的心，也给他们带来了战胜黑暗的勇气和力量。

2014年12月1日，再改于那不勒

①②⑥⑦⑨[12][13][23][25][26][29]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页，第65页，第9页，第10—11页，第32页，第297页，第300页，第179页，第169页，第170页，第180页。

③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第159页。

④⑤[11][22][27]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第136页，第62—63页，第136页，第62页。

⑧伊莱·因范斯坦：《俄罗斯的安娜：安娜·阿赫玛托娃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10][16]安娜·阿赫玛托娃：《回忆与诗》，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第122页。

[14]《奥西普·曼杰施坦姆诗全集》，第175页。

[15]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斯塔姆随笔集》，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17]汪剑钊：《阿赫玛托娃传》，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18][19]阿·托尔斯泰：《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第112页。

[20][21][24]保罗·伍德拉夫：《尊崇：一种被遗忘的美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2页，第212—213页，第4页。

[28]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