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陈骏涛 陈墨

文坛纪事

关于主编“红辣椒女性文丛”

北京 陈骏涛 陈墨

陈骏涛口述历史（三）

1995年，在“跨世纪文丛”出版到第三辑的时候，陈骏涛先生又担纲主编了“红辣椒女性文丛”，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女性文学刍议》。从“跨世纪文丛”到“红辣椒女性文丛”，从“青年师友”到“女性之友”，其间有着诸多的因缘和细节，也有着诸多的心得和收获，本文将一一道来。

陈骏涛 “红辣椒女性文丛” 《女性文学刍议》

陈 墨（以下简称“问”）：1995年，您开始主编“红辣椒女性文丛”，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女性文学刍议》，是您关注女性文学的第一篇文章？

陈骏涛（以下简称“答”）：对，第一篇文章。《女性文学刍议》实际上是为“红辣椒女性文丛”所写的一篇序言，我把它稍微改了一下，发表于当年《光明日报》4月11日文学专刊，为“红辣椒女性文丛”装点门面、做个宣传。

问：当时您编过了“红辣椒女性文丛”第一辑吗？

答：稿子集齐了，要准备出版，得写一篇序言。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只能我自己来做，不能找枪手。为写这篇序言，当时我就找了一些书来看，因为在这之前我没有关于性别问题的理论准备。比如说刘思谦那本书①，她送给我以后，我就没有好好看过，因为要写这篇序言了，才把它好好看了一遍。还有孟悦和戴锦华的那本书②，也是这样的。看了以后，觉得两本同样是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书，观点却并不太一致。孟悦、戴锦华是以西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为坐标的，是从那样一种视角来观察中国女性文学现象和性别现象的；而刘思谦则是依据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实际来梳理的，既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内核，又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实际。刘思谦的论述显然更容易被我这样的人所接受，因此我那篇序言更多地借鉴了刘思谦的观点，我自己实际上没有多少创造性的观点。

问：编“红辣椒女性文丛”，背景是什么？

答：要谈背景，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个是大背景，就是1995年在北京要开一个有关妇女的会——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因此有关女性，特别是女性文学的书，正成为各个出版社争相出版的热门书，所以才有四川人民出版社不远千里从成都到北京来组稿的事。第二就是小背景，为什么不是找别人，而是找我来当这个主编呢？这就跟那套“跨世纪文丛”有关了。那几年，“跨世纪文丛”在图书市场上不是挺走俏吗？在出版界、学术界、文学界都有一点影响。代表四川人民出版社来找我的实际上是徐晓琳女士，她是四川“蓉城书局”的经理，跟武汉“作家书屋”的经理彭想林一样，也是一位书商。“蓉城书局”当年挂牌成立了一个“红辣椒创作中心”，策划人就是徐晓琳和倪培耕，而倪培耕不仅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人，当时还是我的老邻居。就是通过这样一层关系，他们找到了我。

说实话，开始的时候我十分犹豫，因为那时候“跨世纪文丛”才出到第三辑，还要接着往下编，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同时编两套书。我说我可以帮忙，替你们出出主意，介绍几位女作家，等等。但他们执意要我出马，而且认同我提出的编辑思想，决定放弃原先想搞拼盘式的多人合集的想法，而认同了我提出的一人一集，保持入选作家一个较完整的创作面貌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我就找了几位年轻朋友帮忙，勉力上阵了。

问：第一辑您是策划、约稿人、主编、序作者，不是只挂个名？

答：绝对不是挂名。我从来不做挂名主编，总是身体力行。从来如此。话说回来，如果当年不是他们力推我上马的话，我这一生恐怕未必能迈进女性文学这道门槛的。所以今天回过头想想，我还真应该感谢徐晓琳和倪培耕，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感谢这套书的责任编辑徐英女士！

问：倪培耕老师是这套书的策划人吗？

答：当然，是与徐晓琳并列的策划人。

问：第一辑的选题、约稿顺利吗？您和出版人有没有矛盾？

答：挺顺利的。跟出版社也没有什么矛盾，基本上还是我说了算。他们刚开始想搞得大一点，我说还是先搞小一点。

问：“大一点”是什么意思？

答：大一点，就是每一辑的人头多一点，而我主张人头不能太多。我说，不要搞得太大，“跨世纪文丛”已经够大的了，我没有精力再搞一个大的，先搞个小一点的。

问：第一辑是六种还是几种？

答：是五本，每人一本。作者分别是张抗抗、方方、蒋子丹、唐敏、斯妤五个。小三十二开本，每本十五到十六万字不等，1995年6月出版的。

问：作者跟“跨世纪文丛”重了怎么办？有重的吗？

答：有重的。但“跨世纪文丛”是小说集，中短篇小说集；而“红辣椒女性文丛”是散文集，所以作品不可能有重的。第一辑五本是散文，第二辑四本也是散文，作者分别是范小青、毕淑敏、池莉、王英琦，1996年12月出版的。后来出版社又接着编辑出版了两辑：一辑是小说，包括铁凝、方方、陈染、蒋子丹、斯妤五位女作家的“小说精粹”，1998年9月出版的；另外一辑还是散文——“海外辑”，是海外女作家於丽华、陈若曦、喻丽清、吴玲瑶的散文选，2000年8月出版的。这样，“红辣椒文丛”总共是四辑，起于1995年，止于2000年，也是一个“跨世纪”，无形中与“跨世纪文丛”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尽管“红辣椒文丛”真正属于我主编的只有前两辑。

问：关于《女性文学刍议》，您刚才说是参考了刘思谦、孟悦、戴锦华的一些理论框架。您编完了这一套丛书之后，一定也有自己的很多认识和体验吧？

答：那当然了。慢慢地就进入那个境界了，虽然远不如那些女性文学、女性主义的专家们。我不是有过一篇文章，叫作《生命的再造与张扬》③吗？这篇文章就谈了我从1995年迈进女性文学这个门槛之后，近十年里的心得和体会，观念上的一些变化。我至少学会了换位思考，就是站在女同胞的立场上去思考一些问题，就不会视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为洪水猛兽了。确实需要有这么一种对男权中心主义次序的冲击，才能从根本上摆正男女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挥女性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

问：这套丛书的发行情况怎么样，您了解吗？

答：发行情况总的来看还是不错的。我能看到的是第一版的印数，每本都是五千册。如果加上重印的，我想大概每本可以达到一万或者一万多册吧。不可能比这个数字再高了，因为当时出这类书的出版社太多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不可能竞争得过其他出版社，比如说河北教育出版社。

问：河北教育出版社，跟您没关系吧？

答：跟我没关系。那是王蒙主编的一套书，叫“红罂粟丛书”，浩浩荡荡的，好像有二十本。比起“红罂粟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这一套丛书，就是小制作了。

问：您跟四川人民出版社及出版人的合同，是什么情况？

答：不是很正规，同样是没有签正式的合同。

问：没有形式上的合同，只有口头上的约定？

答：对，口头约定。根据书的出版情况，酌情付酬。

问：您先期要做很多工作，策划、约稿、编辑，不预付费吗？

答：没有预付。到后来当然是给报酬了。彼此都很信任，没有讨价还价。我和他们之间的交往，是朋友之间交往，或者说是长辈与晚辈的交往，而不是生意人之间的交往。

问：但对方是一个书商，不是吗？

答：是一个书商。

问：书商就是一个生意人啊！

答：但是我还是一个文人！

问：您是做一个事情。

答：对，确实是这样，做一个事情，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是把它当作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来做。

问：上世纪90年代中期，商业意识还没有那么强，对吧？

答：对。我过去做的那些事，包括给漓江出版社编的那套小丛书，都是这样，没有商业意识，吃亏也就吃了。

问：“红辣椒女性文丛”的主编费是多少？有记录吗？

答：有倒是有，但找起来太费劲了……啊，我找到了，1997年，付给我四千四百四十元，究竟是怎么核算的，就记不清了。恐怕也就是这么多，不可能比这再多了。

问：1995年夏天，天津“中外女性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您跟张抗抗、方方几位女作家一起去参加，并且在天津和北京做了“红辣椒女性文丛”的签名售书活动？

答：是的。这是我生平参加的第一次女性文学会议，过去没有参加过这么大规模的女性文学会。那时候不是要在北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吗？据说天津这个会，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会前会，是一种非政府性质的学术会议。说是非政府性质，但由天津社科院来主办，实际上也就带有了点政府性质。这个会议，参加的人数比较多，据统计有一百七十多人，其中包括国外的一二十人。我怎么会去参加这个会呢，当时“红辣椒女性文丛”第一辑正好出版了，算是恰逢其时吧，再加上第一辑的几位女作家在当年都是比较出众的，所以尽管这不是妇女大会之前出版的第一套女性文学丛书，但还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天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有一个叫盛英的，她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比我晚几届，算是我的师妹吧，她知道我主编了这套书，就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而且希望我能带女作家一起去参加。我就带着这五位女作家和“丛书”的出版人徐晓琳，还有责任编辑徐英参加了这个会议。于是这五位女作家，就成了会上的一道风景线。会议辟出一个专场，请这五位女作家亮相，谈自己的创作，自己的文学思想、女性观。在介绍这几位女作家的时候，盛英开了一个玩笑，说：陈骏涛是我的大师兄，他带着五位红色娘子军到会上来了。她要我先发言，我事先没有准备，就随便说了一通话。可能有的话说得不太得体吧，引来了盛英在会议结束时候一通指名道姓的批评。

问：您说了什么话，还记得吗？

答：不记得了。

问：还有签名售书活动是吧？在天津和北京，您参加了吗？

答：参加了。在天津的时候，就先搞了一场。好像是在会场辟出的一块什么地方搞的。来买书的人还不少。

问：是在会议的区域内？不是到书店去？

答：没有到书店去，签名售书就在会场上，我也参加了。还有人找我签名，我就签了，但我申明：我不是作家，只是主编。后来回到北京，在北京也搞了这么一场，那是在一家书店搞的。

问：也是出版社带书来，五个作家全到场？

答：对。北京这一场签名售书活动，规模要比天津小一点。

问：1998年和2000年，“红辣椒”又有了第三、四辑，是个什么情况？

答：这个好像我上面已经说过。我实际上就编了前两辑。第三、四辑虽然挂我主编，实际上都是出版社自己编的，第三辑的“总序”还是戴锦华写的。

问：第三、四辑挂您的名号，给您挂名费吗？

答：没有。我没有参加，怎么能要挂名费呢？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问：主编过程中，对哪些作家、作品印象比较深刻？

答：总的来说，印象都不错。印象比较深的，其中一个是方方。方方先是在“跨世纪文丛”第一辑，出了她的一本小说集，我写的“跋”，这篇“跋”还在刊物上发表过。认识方方比较早，大概是在1990年去湖北参加她和池莉作品讨论会的时候，但对她的小说，却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注意到了。她们两个人的风格不太一样，池莉的世俗味重一些，方方的文人气多一些。

这些女作家当中，像张抗抗、毕淑敏，也都是认识得比较早的。她们都是既加盟“跨世纪”，又加盟“红辣椒”。还有斯妤、王英琦等人，也都是因此而结识的，但这些年都断了联系。你们安徽的王英琦，在她很不顺的时候找过我。

问：“红辣椒”里有她一本，是吧？

答：有她一本。因为主编这些书——包括“跨世纪”和“红辣椒”，我认识了不少女作家。我的为人和对待她们以及她们作品的态度，应该是得到她们认可的。包括后来认识的上海的殷慧芬和杭州的顾艳，也都是如此。包括铁凝，她如今是中国作协主席了，但我们之间认识也是很早的。十年以前，我主编那本《精神之旅》④的时候，还和朱育颖⑤一起到石家庄找过她，她很热情也很认真地接待了我们。现在她当了中国作协主席，当然就不找她了，但有时开会的时候见到她，她对我还是挺热情、挺尊重的。

采编人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