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白烨

原点、要点与亮点
——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讲话学习体会（节选）

北京 白烨

习近平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联系文艺的新实际，针对文艺的新问题，提出了党对文艺工作者的新的希望与推动文艺工作的新的要求。本文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习近平讲话中的八个重要问题，对于文艺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认识历史使命、坚持正确方向、增强文化自信、焕发创作活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极大的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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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八个要点

习近平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在概要阐述党对文艺的新要求与新希望时，既抓住文艺的属性与规律等基本问题，又切近文艺的变异与走向的现状，许多论述都既钩玄提要，又深中肯綮，具有高度的思想引领性与现实针对性。从我的理解来看，有八个问题尤为重要，堪为要点。

（一）文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问题

关于文艺的重要地位与特殊作用，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讲话里的许多地方都有涉及，在阐述第一个问题时有关这一方面的论述与强调尤为集中。他对文艺工作的看取，对文艺问题的研判，不是就事论事，不是率由旧章，而是把文艺和文艺工作放置于国家和世界的发展大势中来审视，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人类文明的历史进步，到中华文化的与时俱进、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从世界的大范围、国际的大环境、中国的大历史、时代的新运势，沿波讨源，层层递进，使文艺的巨大功能与特殊作用、文艺家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逐步彰显，不断突出，让人们看到“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的论断的不可移易，文艺在社会发展中的“引擎”作用毋庸置疑，从而更深入也更清醒地认识和理解“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在深化对于文艺的基本认知的同时，不断增强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心。这个要点里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谈到文艺家的使命、文艺作品的功用时，他语重心长地说道：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我觉得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我们党对于文艺的作用和文艺家的作用的重新认识和高度评估，无论是对于文艺还是文艺家，这个认识与评估在深度与高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二）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问题

在讲第三个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习近平继续重申了“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但在讲这句话之前，他先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我们通常在谈到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时，自1980年以来，一直沿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说法，人们习称为“二为”方向。这个“二为”方向，也是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与实践，用经验和教训换取来的。那么，习近平不仅就“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属性，有“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的新的解说，他还进而论述道：“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这种秉要执本又简明扼要的阐释，以“为人民”为旨归，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要旨与要义，也使“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在其内在精神上合而为一，统归于“为人民”的终极目标。可以说，这是在文艺的本质属性与根本方向上，又一次体现新思想的新阐释。

（三）中国精神是中国文艺之魂

中国文艺，应该富含民族精神，葆有时代精神，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创作实践中，应当怎样具体落实和体现呢？习近平在讲述第四个问题时，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说到爱国主义，又从爱国主义说到真善美，说到传统文化，可以说，这些问题环环相扣，彼此勾连，都与文艺创作关系密切，而且便于操作。

前不久，我受张江之托为《人民日报》“文学观象”专栏组约了一期“家国情怀”的专辑，以呼应习近平讲话中“爱国主义应当成为文艺主旋律”的精神。在组稿看稿中发现，中国文学从古到今，包括从先秦散文、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一直到现代、当代，家国情怀的血脉绵延不断，家国情怀的主题常说常新，确实就是中国文学从开始到现在不变的主旋律。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我觉得，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的主旋律，既会使家国情怀这种中华精神和民族血脉在文艺创作中更为显豁，也会使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板块的文艺家，有了一个共同的精神依托与文化纽带。

（四）创作优秀作品是文艺工作的中心

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觉得我们在文艺的组织领导工作中，也包括一些作家艺术家在他们的文艺活动中，有时候会经常偏离创作这个要务，疏离作品这个中心。屡见不鲜的事例是，有时候，有些文艺领导部门会特别看重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做一些表面文章；而有一些作家艺术家也常常不甘寂寞、好出风头，享受追捧，迷恋作秀，甚至好大喜功、追逐名利。尤其是娱乐化的媒体深度介入文坛之后，会把娱乐化的游戏性成分带进来，使得文坛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件与绯闻，以一种非作品的乃至娱乐化的方式影响创作，遮蔽文坛。所以，习近平在谈到“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时特别强调：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他提醒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地搞好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对于作家文艺家而言，中心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创作优秀作品。作家艺术家要以作品立身，文艺工作要用作品说话。

（五）创新是艺术的生命所在

习近平在他的讲话里，高度重视创新，一再强调创新，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他谈到了创新对于文艺创作的意义，论说了创新的要义所在与具体体现，比如说文艺的一切创新，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要在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的基础上创新；创作和创新需要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特别是“胸怀与创意的对接”，讲得尤为重要又十分精彩。这样，创新就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层面的问题，而是内含了思想、富含了精神的综合性问题。由此，他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学养、涵养、修养”的提高，在知识储备、艺术训练之外，加强思想积累，提升文化修养，重视人格修为的问题。

（六）“两个效益”和“两个价值”的辩证关系

“两个效益”指的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价值”指的是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我们这些年来，很多方面都在强调两个效益的兼顾，有时还会说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更为重视的则是经济效益，有时社会效益变成口头上说说而已，而经济效益是真抓实干。两手都在抓，只有一手硬，我觉得这是现在的一个普遍问题。这个问题在现在之所以越来越严峻，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来在推行文化的产业化、网络的资本化的同时，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那就是资本的力量在不断地扩大着它们的能量，不断地影响着文化的格局，甚至主导着文学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习近平讲话中讲到“两个效益”“两种价值”的关系问题时，这么表述就非常重要。习近平谈到第三个问题时，特别用一大段的篇幅就此做了论说。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关于“两个效益”“两个价值”，他这样说道：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个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在这样两个重要关系中，习近平的态度很坚定，表达很明确，没有迟疑，毫不含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这不仅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有极大的好处，而且对那些党政领导和文化管理部门，也有很大的指导作用，甚至是约束作用。

（七）改进党对文艺的领导

在第五个问题的论述中，习近平着重谈了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里边，他有好多意思都侧重于谈“改进”的一面，比如，要尊重文艺家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创作的良好环境；文联、作协要充分发挥优势，加强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真正成为文艺工作者之家；特别是面对种种新的元素、新的现象带来新的文艺形态，文艺管理的方式方法要及时跟进、与时俱进。这些说法与意见，都切近着当下的文坛实际，具有极强的现实性与紧迫性。

（八）文艺批评要强化批评精神

习近平在谈到当下的文艺批评时，有较多的批评性意见，关键是认为“文艺批评褒贬甄别的功能弱化”，缺少批评精神。由此，他强调批评自身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也提倡养成辩论的精神，形成良好的批评氛围。这里边的一些话，都相当发人深省，如说批评“不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简单地用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这些说法，当然都有所指，也确实是批评现状中的实际问题。可以说，在文艺批评方面，他讲了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也讲了不能做什么，要警惕些什么。这些意见和论述，对于我们反思批评现状，重振批评雄风，都很有启迪性和指导性。

在以上八个要点之外，习近平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还有不少的亮点，这里简说两个小点。

一个是对文艺家崇高地位的充分认定。文艺家在过去的地位是摇摆不定的，因为属于知识分子阶层，在过去讲家庭成分重于讲个人表现，讲阶级阶层甚于讲知识文化的年代，文艺家通常被归入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行列，不属于劳动人民，是要接受改造的一群人。大约是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中正式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但随后而来的“反右”“反修”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又把知识分子打入社会最底层。因此，对于知识分子问题，中央不得不重新研估，再做评价。于是，就有了邓小平于1979年6月15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出的“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习近平对属于知识分子的文艺家的高度肯定、高度信任、热切期待，就显得前所少见，非同寻常。习近平对文艺家高度肯定，一是体现在他对文艺家的先锋作用、标杆作用的一再强调上，他希望文艺家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这就是说你不光是普通的人民，你还是人民里头领风气之先的先锋与尖兵。还有说到文艺和文艺家对于社会精神的引领作用，他用了“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传统名言，来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高度敬重与殷切期盼。可以说，文艺家的地位与作用，被提高到如此程度，被寄寓如此厚望，是前所未有的。我觉得这里虽然主要谈论的是文艺家，但由此涉及的对于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估，也是特别值得人们加以关注的。

还有一个小亮点，是对新的文艺形态的关注和肯定。习近平的这个文艺座谈会讲话，有两处特别讲到对新的文艺形态要加以关注。一处是讲第二个问题“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时，有一大段说到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民营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这些人中有可能产生名家，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还有就是在最后的“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部分，讲到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文艺创作的生产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新的文艺形态，要建构有效的管理方式与方法。说实话，这种对于新的文艺形态的高度关注，尤其是热切肯定，是很出人意料的。可以说，这不仅需要切实了解文学新变的现状，还需要对这些全新的现象有很好的研判与预见。这样一些说法和看法，由党的领导人口里讲出来，分量特别不一样，也让很多从事新的文艺形态工作的人们备受鼓舞，感到了自己的被看重、被期待，会油然产生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感。

强烈的问题意识与辩证的解决之策

习近平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在不同部分都有一些段落，对当下文艺现状中的混乱现象和倾向性问题，指出了问题所在，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些意见直面当下文学现实、摸准问题症结，都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读来令人深省，甚至为之震撼。

在谈到创作现状时，他有一些基本看法，是抓住了问题、摸准了病灶的。比如，他对于文艺创作中的三大病象的看法，在高度概括的表述里，精准地指出了问题所在：一个病象是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这个看法是有依据、有道理的。现在长篇小说每年数量急剧增长，前年是四千八百多部，去年是四千一百多部，前些年还曾上升到五千多部。但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数量里，质量到底怎么样？恐怕大家的看法都不乐观，也就是说，好的和比较好的为数寥寥，大量的是可出可不出、可看可不看的。还有一个是有高原、缺高峰。有些人认为，我们好像也有高峰，比如莫言获“诺奖”；但我认为，从总体上看，像这样一种获取著名奖项、国际知名且个性突出、持续活跃的文艺大家，确实凤毛麟角、为数太少。从作品的角度看，哪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哪些代表了这个时代的高峰？尤其是深刻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历史变革的佳作力构有哪些？这样一问，大家都会含糊起来，因为确实没有。

第二个病象是抄袭模仿、千篇一律。这个问题其实从严肃文学到类型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就是创作的跟风化、同质化，尤其是在类型小说写作中可能更为严重。仔细想一下，在传统文学里，这样的问题也同样存在，有很多作品相互之间没有很大区别，有的作家总在重复自己，甚至于仿学和抄袭别人，这种现象都并不少见。我们再放开眼界来看，我们的不少文学期刊，不管是谁办的，哪儿办的，都像一个人办的，陈陈相因，千人一面，几十年都没有什么变化。这背后的问题，其实就是缺少个性、缺乏创新。

第三个病象是机械化生产、快餐化消费。随着文学生产的商业化、文学传播的娱乐化、文学阅读的电子化，机械化生产、快餐化消费确实已成为当下文坛的惯常现象，这在网络文学领域里的作品生产、年轻读者群体的文化消费里，尤为突出，更为流行。这些现象已对整体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需要认真对待，也需要切实解决。

谈到我们的文艺作品中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习近平在讲话中简要概括了六点：第一，对崇高、经典、历史和人民缺少应有的认知和敬畏，经常会出现躲避崇高、慢待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和英雄人物的现象。这些现象可能在严肃文学里并不突出，但在一些影视作品、网络作品中，可谓频频出现、屡见不鲜。第二，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不分明乃至被颠倒，甚至在作品中过度渲染社会的阴暗面。这种现象，在严肃文学里会有，在类型文学里更甚。第三，追求低级趣味，一味媚俗，把作品当成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这个现象可能比较严重，也比较普遍，从写作到生产，从传播到阅读，都比较显见。第五，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于作品在出版过程中的重形式、轻内容等行为。第六，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这种现象有显见的，有隐性的，但确实严重存在，而且因为打着“为艺术”的幌子，比较难以判别，也比较难以解决。

谈到当下文艺界最为突出的整体性问题，习近平说根据他同一些文艺家接触交谈的了解，就是两个字：浮躁。1986年贾平凹写了个小说叫《浮躁》，人们都注意到了这个小说对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生活的描写，但是都忽略了这个书名对时代情绪的准确概括与把握。我认为我们的浮躁就是从那个时候——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一直到现在是愈演愈烈。这个浮躁现象不仅仅是个文学问题，而且是个社会性的问题。

“浮躁”都有一些什么表现呢？从社会生活上来看，比如像我们的管理阶层和官员群体，心态急躁、作风飘浮，为了任期的业绩，只求眼前不想未来，只求政绩不想民生，形式主义盛行，官僚主义成风；一些企业也是，商业只求上市和圈钱，或只想利润与利益，追求利益最大化，无所不用其极，损人利己也在所不惜；民众中显见的、隐性的浮躁更是花样百出、无奇不有，有的人为了一夜成名可以不顾一切，也有的人为了一夜暴富可能利令智昏，抱着艳羡别人与攀比心态，心理失衡、心浮气躁，所有人都满腹牢骚，个个都怨气冲天；而在文化领域里，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要齐头并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要抓出成绩，但实际上只有文化产业越做越大，经济效益远远胜于社会效益，凡此种种，都使浮躁成为社会性情绪与普遍性的症候。我认为从社会上看，整体上就是浮躁的。

从文学上看，“浮躁”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说在文学写作中，有些作家追求写作的快捷与速成，一些作者追求作品的字数、部头与数量，有的一年一部长篇小说贪图高效率，有的一年好几部作品问世追求曝光率。至于由文学出版、文学传播联袂构成的文学市场更是缤纷缭乱、五花八门。因为名家是销量保障和赚钱的利器，便成为众多出版人必欲拿下的目标和相互争夺的对象，一篇作品刚刚完成，便有数家出版社竞相拼抢，争执不下，甚至对簿公堂；有的名家才刚刚构想出一个书名，便有多家出版社竞相以预付稿酬的方式提前预订。这样的行为，使得文学名家无形中垄断图书市场和客观上霸占出版资源，使得新人新作很难浮出水面。许多名家在这种围堵与追逐之下，基本上都处于一种惶惶不安或者惴惴不安的处境与氛围之中，而在急切切和急匆匆之下，写作和出版的作品多是不及打磨的粗糙品或者是尚未完工的半成品，我认为这个现象确实是严重存在的。

文学阅读领域同样浮躁盛行、浮泛成风，浅阅读、轻阅读乃至图像阅读、休闲阅读、快餐阅读、娱乐阅读、实用阅读等共同构成了日趋浅俗的阅读之风，使文学阅读尤其是大众阅读一路向低俗滑行。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是2013年间，广西师大出版社在网上搞了一个叫“来说说死活读不下去的书”的调查，结果有三千多名网友在上面投票，把《红楼梦》《百年孤独》《三国演义》《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文学名著，一概投进了“死活读不下去的书”之列，而且都位列前十名。我觉得文学出版、文学阅读这种浮躁之风已盛行多年，通行无阻，使得我们文学批评、文学观念都不可能不受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所以习近平讲话中特别讲到了浮躁，确实是当下最大的普遍性问题。

那么浮躁的背后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东西造成了浮躁？不用说，是追名逐利、急功近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把文学当成了一种追名逐利、谋取功利的工具。还有就是，在文学创作、文学生产、文学传播的过程中，都把利益摆在前面，各个环节都这样之后，整体上构成了一种惯性，形成这样一种风气，所以浮躁的背后是急功近利，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整体反思、自我省察的大问题。

习近平的文艺座谈会讲话里，还就如何更好地反映现实提出了他的看法和建议。他认为，对于生活中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以及一些丑恶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他指出，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总之，不能是单纯地记录现状，原始地展现丑恶。

习近平在第五个问题中用一半的篇幅谈论了文艺批评中存在的问题，在其他问题的相关部分，也有一些精彩的见解与意见，对于我们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都特别有启迪、有教益。比如，文化产品的两个效益、两个价值的关系问题，文艺作品要尽力做到雅俗共赏的问题，还有，不能总是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以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审美，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等等。认真学习这些论述，深入领会这些精神，对于我们着力打造好批评的“利器”，把握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都至关重要，极有助益。

总的来说，习近平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联系文艺的新实际，针对文艺的新问题，提出了党对文艺工作者的新的希望与推动文艺工作的新的要求。讲话的内容丰富、观点鲜明，许多论述与论断既高屋建瓴，又实事求是，对于文艺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认识历史使命、坚持正确方向、增强文化自信、焕发创作活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极大的激励作用。

作 者： 白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学年鉴》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编辑：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