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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一代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史散影

2015-07-15山西刘芳坤

名作欣赏 2015年7期
关键词:红卫兵知青跨界

山西 刘芳坤

知青一代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史散影

山西 刘芳坤

对于中国的知青运动,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20世纪中国的艰辛历程、巨大苦难,如何转化为历史的巨大进步,转化出具有人类思想文化制高点的精神成果,是一个被许多人视而不见、绕道而行的严峻命题。韩少功提出:“我的这些同辈人经历了‘文革’和改革,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段,构成了坎坷、震荡、裂变、悲欣交集的一个巨大总和。在国外与西方朋友们聊起来,他们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机构,几十年的还贷和纳税,公式化的人生轨迹几乎千篇一律,我们随便说一两段往事,他们都会觉得惊讶不已。但这样一大片经验资源,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沉淀、消化以及回应。我们到底做过了些什么?我们到底有哪些得和哪些失?如果与儿孙辈交谈起来,我们能提供哪些人生教训?……这就是我写作中经常遇到的疑问。事情毕竟过去这么多年,我希望自己尽可能克服情绪化,多一些冷静求实。”此言深得我心。我愿意进一步强调说,“文化大革命”距今不过五十年,许多今天都活跃在文坛的“50后”作家都是亲历者和见证人,当我们看到,呼唤再来一次“文革”的新左派思潮,居然赢得了许多青年人的盲目认同和向往,我们能不扪心自问吗?

苦难并不能自动生成有价值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相应补偿,历史资源要想升华成为有足够高度的思想文化成果,要经过有深度有穿透力的思考和创造过程。具有自省能力的学人经常会讲,我们要求日本就“二战”做出深刻反省,但是我们对本民族的惨痛历史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自省呢?从发现金矿到炼出黄金,这一工程的必要性和艰巨性,难以估量。文学界作为思想界的重要一翼,面对历史的富矿,在描述和反思现代中国的苦难历程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经验与缺失呢?把话题缩小一点:知青文学与“文革”文学,应该向何处去呢?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以来对知青一代的文学研究忽略了这代人在历史上的“跨界体验”。与此相应,无论是“启蒙试错”的哲学小说也好,还是退回到个性先锋的日常生活体验也罢,“红卫兵—知青”以及“文革—新时期”这两个层面的“跨界体验”反思的贫弱,也造成了知青写作思想性的缺憾。

知青 跨界体验 革命

无论如何,“革命”是论证百年中国历史无法逃脱的关键词。在一般的观念里,仿佛“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将“现代性”强力注入中国的肌体,使得百年的历史风云跌宕起伏。但是,在日本学者竹内好的眼中,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革命的艰难回环却更具有意味,鲁迅笔下的那些不彻底之处恰恰成为一种可贵的反思,被他命名为“回心式的革命”:“回心以保持自我而反映出来,转向则发生于自我放弃。”他进一步指出:“日本文化类型上是转向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回心型的文化。日本文化没有经历过革命这样的历史断裂,也不曾有过割断过去以新生,旧的东西重新复苏再生这样的历史变动。就是说,不曾有过重写历史的经历。”①“文化革命”无疑是“革命”的衍生物,然而其起源、形态以至于影响又是极其特殊的。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个体生命经验和集体经验从来没有如此契合,个人被绑定在时代的列车上以获得壮烈的新生;但两者也从来没有如此的分裂,纯真的激情被过度压抑在政治的壮烈情怀之下,以至于阳光刚刚射进一线就是冰川的骤然崩塌。不论是悖论的一代也罢,“受害”的一代也罢,激情的一代也罢,他们的名字叫作“50后”,他们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占领至今。虽然我不断指称“他们”,但因为强大的影响焦虑,“他们”又实在不能成为“80后”的“他者”。因为当我站在一片历史虚无的瓦砾之上时,却开始羡慕竹内好所谓的那种曾经拥有的断裂、新生、复苏和强烈的历史变动及反思。

跨界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伴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异乡。”这是风靡一时的《南京知识青年之歌》,道出了“知青”一代的宿命之路,其词作者任毅因之差点被执行死刑。还有食指那首著名的诗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随着列车的启动,个体的命运终于被时代的车轮带动起来,青春期盼着某种意义的“远方”。以上所举两个文本,正是“知青文学”的“生长点”所在,无非是“多情自古伤离别”,又或者是“人面不知何处去”。苦难的记忆获得了强大的合法性,所以控诉、歌哭,进而赋意、升华都成为情理之中与显赫认同。然而许久以来,我们不会注意到所谓“生长点”有其存在的“基础性工程”,这个基础既包括“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也包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红卫兵到“知青”,从“知青”到改革先锋,我们仿佛越来越难以辨认这一代人的“文化基因”。这种困难性无疑来自于因为一场“革命”而带来的“界碑”,而所有的人似乎是从“界碑”直接出生,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跨界”而来。“四点零八分”定格了北京,穷乡僻壤是新的开端。伤痕文学、“知青”小说甚至到了寻根文学皆从此而来,历史真的翻开了新的一页,不但翻开了,而且旧的一页也随之撕毁。学者程光炜敏锐指出,所谓的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应上溯到上世纪的青年政治运动。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海外汉学家梁丽芳就总结出了“知青”写作“起点”的况味:“对于上山下乡运动,这些作家的答案都是否定多于肯定的。原因一是上层权力斗争已经告一段落,毛泽东不需要红卫兵了;二是红卫兵留在城市会继续闹事,把他们调到农村有利于社会安定;三是‘文革’时经济萧条,高初中毕业的青年在城市里没法安排工作;四是毛泽东为了培养他自认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要青年人到农村改造。”②这一总结,已经可以说明在“知青”写作中长期以来存在红卫兵视角的盲点,而程光炜的观点则上升到学理的层面,引发我们将当代文学重新“历史化”的兴趣。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1980年代之所以还能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眼中‘文学’的时代,我想,正是因为这种‘文学’是理想的,同时也是实际的;是期望未来的,同时却也是复现过去的。”③文学是命运转机的寓言,但文学也同时承担着使命运转机的功能,“文学”有种实践性,或曰“成功学”法则往往在“文学性”的遮蔽下自古皆然。正如拨云见日,我们要剥离“新时期”所创造的种种“神话”,可能要先回归到“知青”作家的差异性这一问题上。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梁晓声和内蒙古乌珠穆沁“知青”张承志应该属于比较幸运的两位,他们都抓住了升学的机遇,顺利就读名校开始了文学的旅程。从当年王蒙对两人的激情肯定中,我们已经窥见了这类“知青”写作的意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题材的作品已经相当不少了,有许多是写得漆黑一团和悲悲切切的。张承志写“知青”题材侧重写“知青”对于人民的爱恋,这是不俗的。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桦树林作证》与本篇(注:指《今夜有暴风雪》)则大为不同,他侧重要写的是这种动乱年代与艰苦环境中的青年们的英雄主义。”④在上山下乡的高潮阶段里,张承志(1972年进入北京大学)和梁晓声(1974年进入复旦大学)为“知青”精神树立起丰碑,并体现出一种人民性的表达,这无疑是两人成名文坛的重要因素。而没有“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又真实以“文学”作为“跨界工具”的“新时期意识”的组成作家,则更为丰富多彩,但他们共同的特质是由“知青”写作走向“后知青”写作,用其他“潮流”演进了“知青”文学的“主潮”。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知青”王安忆费尽力气考取徐州文工团,并且始终不满足于那里沉闷的氛围,以《雨,沙沙沙》为代表的早期作品“雯雯系列”处处充溢着女作家细腻而忧伤的“跨界”体验。还有一类“知青”作家,我们姑且称之为“跨界作家”,这批作家拥有较为丰盈的“文革”写作前史,例如湖南汨罗县知识青年韩少功和黑龙江“知青”张抗抗。《湘江文艺》之于韩少功,《分界线》之于张抗抗,这些长期被“文学史”遮蔽,却真实存在的文学的历史,恐怕应该在历史哲学的指导之下重新纠正“断裂”论的偏颇。

回心

今日再看,《晚霞消失的时候》的确是一部珍贵的“红卫兵小说”,因为很显然“前红卫兵视角”将与“新时期接洽并由此进入一条连接‘文化革命’和‘新时期’的历史隧道”⑤。就连作者礼平面对文学史的长期“忽视”也十分着急:“红卫兵运动真的是很复杂的。但我们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历史研究,却没有一篇文章写出过这种复杂性。我们还说要认识历史,从这样的文章中认识不了历史,什么也认识不了。伤痕文学之所以没有历史价值,就是因为它将这些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简单到了幼稚的程度。‘文革’前的作品就是这样简单化的,将历史归结为善与恶的冲突。‘文革’后,我们的认识还是这样……”⑥那么根据作者的这一言论,小说最为精辟之处,或者说小说的要义,正在于廓清红卫兵的“历史”。也正因为如此,《晚霞消失的时候》采取了多重对话的结构,碎碎念念,不惜篇幅地开始了对“复杂历史”的形而上求索。全文以颇富隐喻意味的“春夏秋冬”四季为结构,红卫兵李淮平分别与泰山长老、南珊、楚轩吾的长谈为小说中心,实际是一代人在精神迷乱之后对爱情、革命战争历史、宗教的顺序性抉择。张志忠教授则干脆把玄虚的对话视为当代文学的“未完成性”,誉为“广陵散绝”⑦。不论是创作还是评论,都是那代人在经历了长期的思想禁锢之后的一种爆发和倾吐,他们显然都可以认同启蒙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然后向往着或者说自然皈依于“非主流”“反中心”的写作方法,而采取一种异常“高端”的视野。有理由相信,在“小说中国”里那种对于历史的不断颠覆重写,又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形还将不断出现。

与“启蒙试错”的哲学小说相反的,可能是一个曾经十分流行的词语“忆苦思甜”。在解放初期到“文革”时期,“忆苦思甜”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教育形式,这种宣讲会通过向受教者传达“吃苦”崇高以表达旧社会的黑暗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光明。当“革命”无法继续成为文学存在的合法准则的时候,“日常生活”的“追忆”继续扮演起为一代人赋意的作用。“知青文学”这一概念的塑形者郭小东教授这样解释:“所谓追忆,是对曾经的生活现实消解与删除之后的结果,是一种体验的集体再现。在文学中,它以集体共名的角色表达群体的声音,以个体人物去展示和铺排历史效果。”⑧韩少功的小说《日夜书》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小说,这部号称“知青一代的精神史”以调侃的笔调探讨“知青”的人性和心灵。如果我们可以从《对台戏》到《月兰》《归去来》,一直来到一部狂欢史,就会发现所谓的“个体体验”在一片个性的话语体系掩护下越来越合奏出“集体共名”。然而,在“日常生活”的追忆中,在对“革命”强烈解构的戏谑中,韩少功并没有回避纯真的革命热情,因此小说中最富有浪漫主义的一幕出现了:“远方是手风琴声中飘忽的草原,是油画框中的垦荒者夕阳下归来,是篝火与帐篷的镜头特写,是雕塑般的人体侧影,是慢镜头摇出的地平线,是高位旋转拍摄下的两只白鸥滑飞,是沉默男人斜靠一台拖拉机时的忧伤远望……哦,忧伤,忧伤太好了,太揪心了,男人的忧伤简直就是青铜色的辉煌。”⑨青春永远渴望着“远方”,正如历史和人性永远在相互诱惑。如果说“忆苦”是一种强大的精神会飨,其指向很显然是将“此在”神圣化,“思甜”的效果就可以应运而生。在困难年代里吃的“忆苦饭”往往成为青年们“想象共同体”的建构途径,但是期间充斥着变异的虚构。言说红烧肉,吃下“忆苦饭”,恐怕是那个年代“挂着羊头卖狗肉”的记忆之一。最为壮烈的“忆苦”情节一旦发展成为狂欢的局面,甚至掺杂了文学思潮的强烈注入,读者就会在“回心”的革命里看到更为“狰狞”的主体的诞生。例如这一幕就发生在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岗上的世纪》里,女“知青”李小琴之所以委身于大队干部杨绪国,初衷是为了获取回城的资格,但是当“苍劲的槐树”和“小白杨”的结合在奇异的渴求与快感得到满足之后,李小琴虽然回城未果并被调离他乡,小说仍然出现了李小琴将杨绪国囚禁室内,甘当七天七夜“性奴”的描写。表面看,这是一部彻底的性爱小说,性爱小说和戏谑小说的结果往往是一致的,反抗暴动到底是何况味?在我看来,其“未完成性”并不亚于一部玄虚未明的哲学小说。

壮怀激烈

为什么我们可以一再对“知青”的“史前史”、追忆和反思形式进行发掘式考证?因为这一系列的文学问题总是与历史问题密切相关。如果说“当代文学”的最大问题在于总是与“历史化”密切纠葛,那么这也恰恰是当代文学的魅力所在。在这一进程中的“知青”,他们始终处在一种强烈的激变历史当中,所谓“激变”是不基于时间维度的一夜骤变。历史植根在“现代性”的土壤中,社会主义革命产生的“知青文学”的确是壮怀激烈的现代性表征,有理由对“伤痕”以及“迷惘”的主流叙述产生质疑。如果我们可以把“70后”“80后”作家的出场方式和“知青”一代的出场方式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知青”一代强烈的使命感使得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历史的虚无主义者。“知青”一代的文学总是能读出一个时代,一个或多或少满含“理想主义”的时代。那种所谓的私语写作,龟缩在一片情调的个人天地里的清新之作,又或者是叛逆张狂的反时代写作,在这代人这里是找不到默契的。

另一方面,壮怀激烈的历史互动感背后,我有种感觉,就是这一代仿佛是多“孤立”而少“孤独”的一代。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反思,让我开始思考那些曾激烈的革命史和文学散影:“极权恐怖的强制力量用它的铁掌,迫使孤立的人组成群众集合起来,并且在一个对于他们而言已变成荒野的世界里支持他们;而另一方面,逻辑推论的自我强制力量使每一个个体在他独自的孤立狂态中反对一切他人,又相互对应、相互需要,目的是启动恐怖统治的运动,并且使它不停地运动。”而当我每每重新回到他们的一次“回心”的起点与周折中,一种更深的惶恐也随之而生:“极权主义统治的理想主体不是忠诚的纳粹或忠诚的共产党人,而是民众,对于他们来说,事实与虚构(即经验与真实)之间的区别,真与伪(即理想与标准)之间的区别已不复存在。”⑩对于张志忠教授提出的问题,我们将如何总结“知青”和“文革”文学,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也许可以给出一个方向。对文学的反思,不仅仅指向一个时代,同时更应该首先指向一个时代共同的缔造者——人本身。

①〔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3页。

②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台北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3页。

③刘芳坤:《女知青爱情叙述的失效》,《上海文化》2014年第7期。

④王蒙:《英勇悲壮的“知青”纪念碑》,《青春》1982年第2期。

⑤艾翔:《被话语绑架的历史反思——重读〈晚霞消失的时候〉》,《上海文化》2012年第2期。

⑥礼平、王斌:《只是当时已惘然——〈晚霞消失的时候〉与红卫兵往事》,《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⑦张志忠:《有待展开的当代文学可能性》,《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⑧郭小东:《中国知青文学史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⑨韩少功:《日夜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⑩〔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90页。

作 者: 刘芳坤,山西大学文学院讲师,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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