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郜元宝

对“新子学”三个层面的思考

上海 郜元宝

先秦典籍新读：“新子学”专题（二）

本刊今年第1期刊登了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教授关于“新子学”课题提出的前后脉络以及两位著名学者对这一课题的论述文章，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关注和反馈。然而关于“新子学”话题及古典文化与当代人的精神价值追求融入对接的研讨，无疑是件任重道远的事情。本期是三位著名学者对这一话题不同视角的探讨，我们期待更多的读者能参与到这种有价值的研讨中来。——编者

方勇教授提出的“新子学”概念，我们不妨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层即“新的子学”，属于纯学术操作，很难延展到一般社会文化中去；第二层即“新子之学”，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大家还是我们当代的学者，都还不配；第三个层面即“新的子学时代的精神”，这恐怕是我们最珍视的。在先秦，诸子的思想自由和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永远是我们所景仰的。不管面对怎样的新命题，“子学”精神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遗产，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强调和呼吁都不过分。

“新子学” 轴心时代 时代精神

“新子学”这个提法很有意思，但我以前很少关注，毕竟术业有专攻。在此我略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新子学”的含义可能有两个，其一是“新的子学”，其二是“新子之学”。“新的子学”是要把过去历朝历代的“子学”研究根据今人新发现的材料和新建立的方法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比如现在许多学者对于老、庄、孔、孟、墨子、韩非子、管子等先秦称得上“子”的各家的继续研究，就属于“新的子学”。这个意义上的“新的子学”当然也会求“新”，但基本上还是继承历朝历代“子学”研究的传统，是这个传统的进一步延伸。

其二是“新子之学”，意思是我们已经出现了或应该出现或即使尚未出现但应该呼唤出现“百家争鸣”时候那样的众多的“子”，这些“新子”各以其学说布告天下，就是“新子之学”，简称“新子学”。这个意义上的“新子之学”当然比上面讲的第一层要更加强调创新精神，但也并非毫无根据地提倡“创新”，因为“子”的称呼其实并不局限于先秦的诸子百家，后世版本目录学上之所以有“经史子集”的说法，就是承认先秦之后，还是有“子”的，有“子”，就必然有“子书”。中国的“子书”时代到何时结束？有人说魏晋六朝是“子书”的黄昏时期，这个目前似乎也没有定论。称“子”的时代比“子书”时代更加漫长，在“轴心时代”结束之后，历朝历代都有“子”。比如“二程”，人们就称他们是“程子”；朱熹，人称朱子；张载，人称张子。那么称“子”的时代又是何时结束的呢？好像还无人做过专门研究，大概宋以后就很少了吧？苏轼自称“苏子”，并不是在“诸子百家”的意义上说的。

倒是“五四”以后，偶尔有人自称或称呼别人为“子”，比如有人就称“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熊十力为“熊子”。但这毕竟是少数现象，像陈独秀、蔡元培、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这一大批学者都不再称“子”。毛泽东封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也有许多人称鲁迅为“鲁老夫子”，但我还没见过有谁称鲁迅为“鲁子”或“周子”。不是有人说胡适也有圣人气象吗？但“胡子”的说法似乎也没有见到。熟悉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鲁迅早就说过不要做“乌烟瘴气的鸟导师”，他的姿态是破坏性、批评性而首先不是建构性的，他的自我定位是“中间物”，而且他也喜欢就事论事地批评，而不喜欢体系的构建，更从来没有想到要面对整个宇宙人生说话。他在破坏和批评的同时客观上也建构了一个新的传统，但这样的贡献能否比附为古代的“子”，则又甚可怀疑。总之“五四”以后，除了哲学界还有一些人想建立无所不包的体系，其他人都基本放弃了，“通人”逐渐让位于“专家”，这是公认的事实。“子”都是要“拔地通天”的，如此说来，专家时代是不会有“子”的，也就谈不上“新子之学”。

但后来也有很多人，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到了晚年就似乎有意识地要建构自己的体系和学说，有“子”的姿态。但他到了建立体系的时候，影响已经很小了。他实际发生影响的是最初不讲体系的专题研究。这就是我想到的“新子之学”的可议之处。尤其当下知识分子的状况，学术研究的气象是不是到了“轴心时代”那样都可以“成一家之言”，我看是很值得怀疑的。

但“新的子学”是无可怀疑的。任何时代都会对过去的“子学”提出一些新说法。但我想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学”可能不会满足于这一“新的子学”层面。“新的子学”很容易成为一个纯粹学术操作，难以波及整个社会。方勇教授希望出现的，应该是“新子之学”吧？至少，如果没有“新子之学”，也要有“新子之学”的期望。如果是这后一点，我当然举双手赞成。

说到各种意义上的“子学”对一般社会思想的影响，应该搞清楚：中国社会的一般思想流动，是从精英阶层的“子学”自上而下影响下层社会，还是其他的形式？我们一直讲“轴心时代”，这个概念大家当然都接受得很快乐，先秦诸子时代基本上塑造了后来的文化性格。可是“五四”以后我们发现，新的学问方式展开以后，这个判断好像并不能站得住脚。真正称得上中国文化思想根源的也许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是“道教”，“中国根柢全在道教”。道教产生是在东汉以后，虽然它吸取了“子学”时代的黄老之术，也吸取了儒家、佛家的思想，把中国文化一切都道教化，可是它已经失去了“子学”时代的精神。这一点从历史的流变来讲，我们应该正确估计轴心时代的诸子思想，思考它塑造中国文化的实际效果，尤其他们的重要性后来为什么会被道教所取代。如果“新子学”的研究能深入到这一层，可能就延伸到方勇教授说的第三个方面。我觉得第三个方面更重要，就是“新的子学时代的精神”。

这三层不一样。第一层“新的子学”属于纯学术操作，不必怀疑，也不必寄予太大的期待；第二层“新子之学”，我觉得我们还不配。而这两个意义上的“新子学”都很难延展到一般社会文化中去。唯有第三个层面，“新的子学时代的精神”，恐怕是我们最珍视的。有了“子学”时代的精神，我们研究的问题就不会仅限于“子学”。为什么提到“子学”很多人都不太理解？因为中国文化不仅仅是轴心时代“子学”塑造的，但轴心时代的“子学”精神非常可贵，也就是后来陈寅恪所讲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应该是中国读书人在精英文化层一直保留下来的，即使在道教的汪洋大海中也一直绵延不绝。

前段时间我在复旦大学参加“多元宗教背景下的文学”讨论会，我发现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一切都是宗教。中国文化是被佛教、道教、各种普化宗教、民间信仰塑造的，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子学”的位置。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会有不同的兴趣点。但有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那就是在先秦，诸子的思想自由和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永远是我们所景仰的。不管面对怎样的新命题，“子学”精神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遗产，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强调和呼吁都不过分。

作 者：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