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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普斯为何而死
——《抛锚》细读

2015-07-15北京罗雅琳

名作欣赏 2015年7期
关键词:资本主义审判小说

北京 罗雅琳

特拉普斯为何而死
——《抛锚》细读

北京 罗雅琳

《抛锚》使用了非常复杂的叙事技巧,处处充满了反讽、隐喻,将读者置于复杂、含混的阅读状态之中。本文试从“启蒙”与“启蒙”造成的悲剧这一角度探讨特拉普斯的死。

迪伦马特 《抛锚》 隐喻 启蒙 灾难

纳博科夫说,“开始”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对于讲故事的人而言,就是要抛弃众多可能讲述的故事,把他决定当天晚上要讲述的那个故事区分出来,并把它变成可以讲述的一个故事。”①瑞士作家迪伦马特的小说《抛锚》也以这样一种颇为古典的方式开头,就像一个古代说书人在正式开讲之前总要说些别的作为引子:小说的第一部分絮絮叨叨地讲述着当代写作的困难——人们只愿加工肤浅的故事,玩弄着花花题材的文字游戏,再也无人探究上帝、正义、命运等终极命题。然后作者笔锋突然一转:“话说一次事故,一次微不足道的事故,也是一次抛锚: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多·特拉普斯的人,从事纺织行业……”一场好戏到这里才慢慢拉开帷幕。

迪伦马特是玩弄气氛的高手。在即将到家之际,纺织品推销员特拉普斯的思绪和汽车一块抛锚。他把汽车交给修理工,然后走进即将把他一步步推向死亡的乡间别墅。这是惊心动魄的紧要关节,迪伦马特却写得不动声色。而在接下来的情节发展中,即使是在审判游戏到达高潮之际,迪伦马特也不忘匀出几笔描写众人的饕餮场面和别墅之外的景色。古怪的老人和室内陈设增添了小说的恐怖氛围,而狂欢节式的宴饮和乡间的美丽风景又冲淡了这种恐怖,小说便在情绪的张力中向前推进。

审判游戏居然弄假成真,小销售员坚信自己犯下谋杀罪并上吊自杀。这个不无惊悚的结局使人们不由地追问:特拉普斯到底为何走向死亡?小说到底是在维护法律正义和诗学正义,还是在嘲弄任何一种正义的不可能?

《抛锚》中其实安置了一套关于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的隐喻。纺织业是资本主义早期的代表产业,公司的名字赫淮斯托斯,便是那位有一条瘸腿、制造了潘多拉魔盒的火神和工匠之神的名字,而对特拉普斯外表得体、遵纪守法和积极进取等特点的描述,正勾勒出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英雄形象。在老人这一方,他们不遵循国际通行的“无罪推定”审判原则,而是质疑特拉普斯自认无罪的想法,更声称一旦承认有罪便可洗清罪责,想保持清白无辜却是不可能的。这便是新教的原罪和赎罪观,而迪伦马特的父亲正是一位新教牧师。不同于天主教根据“善”与“恶”判定原罪的法则,新教判定原罪乃是根据动机,根据对上帝的“信”与“不信”。这便是法庭因“动机不纯”裁定死刑的深层原因。根据韦伯的分析,在新教伦理之下,个人唯有为了上帝的荣耀进行紧张的世俗工作才可能得救,以禁欲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精神正由此产生。而当宗教力量逐渐消退,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便开始形成:资产阶级商人因世俗工作的成功而意识到自己蒙受上帝恩宠,因此“觉得自己只要注意外表得体、道德无污点、财产使用无非议,他们就尽可以随心所欲听从自己金钱利益的支配,同时还感到自己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②。

这样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小说中就体现为特拉普斯一方面勤恳工作、遵纪守法,另一方面又处心积虑地参与职场厮杀。辩护人也做如此解释:特拉普斯不是真正地犯罪,而是这个“失去了基督教和一般价值观念”③的时代的牺牲品。由此,赫淮斯托斯的瘸腿隐喻亦能找到答案。《抛锚》中的审判,可以看作作者站在宗教立场之上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疑,也可看成对于人们日常生活中行为伦理的审视与思考。无论特拉普斯是否真的设计了这场谋杀,他对商业场中“丛林法则”的信奉和对上司的一贯恶意都是真实的。但如果不是这次乡间奇遇使其必须直面审判,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庸之恶”便可能永远被掩藏。小说副标题叫作“一个可能发生的故事”,正是在说人们可能以为那些微小的恶行无人觉察,但在某些特别的情境下,审判依然可能发生。那些被视作“偶然”的遭遇,其实早就埋下了充满危机的伏笔,一旦遇到某个契机就必然被激发出来。而《抛锚》开头的引子,则正传达出作者要透过纷乱的偶然事件看出必然性的写作雄心。

但迪伦马特并未止步于此。《抛锚》中的审判其实颇多反讽,特拉普斯是否犯罪其实并无实证,怪异的审判团和饕餮场景的加入也使其完全不同于《罪与罚》式拷问灵魂的庄严感。此外,特拉普斯从对所谓“罪行”一无所知到主动自认有罪、献身正义的转变过程,也与《罪与罚》有所出入。迪伦马特的批判,既指向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的精神迷途,更指向了看似权威的“审判”和“罪行”观念本身。

《抛锚》中的特拉普斯经历了一个接受启蒙的过程:在层层诱导之下,他逐渐发现自己并非“市侩庸人”,是为了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更为深刻的人”布下阴谋,实施“具有英雄色彩”的谋杀。而司法像太阳一样使他战栗不安的比喻,正是关于“启蒙”的经典意象:《理想国》中的“洞穴之喻”。另外,小说中的老人们在退休后组成法庭,审判路人,则是康德对“启蒙”所下的著名定义——“对理性的公开运用”④。

灾难正从这种“启蒙”中诞生。“启蒙”将平等和民主标举为最高价值,直接结果就是哲人不再甘于古典时期的沉思生活,而是以“启蒙”名义抬高原本资质低的民众,“明知道人民不关心真理,却违背自己的本分,讲迎合民众信仰的话,甚至卖身为人民,充当人民代言人”⑤。“巨大的偶然性”与“人本身的堕落”一同出现,没有了能够洞察世界堕落状态的“魔眼”,只剩下自命真理在握的启蒙哲人的眼睛——醉汉的单眼放大镜。而原可以背负世界偶在、背负“巨大的偶然性”的宗教神权秩序也被启蒙颠覆,人被迫回到恶和残酷被道德秩序隔离开来之前的处境。人们只发现世界故障频发,原因却无从知晓,就如同小说开头那次莫名其妙的抛锚。一方面,在老人们对所谓精巧谋杀和“友情”的称颂中,特拉普斯对危险毫无察觉,坐在刽子手身边仍感觉很安全。另一方面,一旦世界的残酷真相被揭露,普通人特拉普斯就必定无法承受。

小说最后,特拉普斯在获判死刑的兴奋中,隐约看到一张男孩的脸,像是他最喜欢的小儿子。他还看到一座教堂的小山岗,橡树上绑着铁圈和支架。这里所描述的,其实是《圣经》中亚伯拉罕献祭独子以撒的场景。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战栗》即以这个故事为讨论中心,而迪伦马特未完成的大学毕业论文正是关于克尔凯郭尔。克氏强调的是,亚伯拉罕尽管面对不可知力产生极大恐惧,却因对上帝的绝对信仰,而敢于面对看似荒谬的命运并最终得救。亚伯拉罕的世界因为有宗教的承担,也就摆脱了偶在性和荒诞性;而《抛锚》中被“启蒙”了的普通人特拉普斯,却必须独自直面世界的残酷秩序,最终陷入被抛弃的境地。

《抛锚》中的“推销员之死”于是成为一个现代性事件:特拉普斯代表着失去宗教束缚之后的资本主义精神,狂欢节式的大吃大喝是丹尼尔·贝尔说的资本主义的“贪婪攫取性”⑥,而老人们的审判游戏,则是自命真理的启蒙理性在驱逐了上帝后大行其道。小说中的纺织公司名称“赫淮斯托斯”便不仅意味着工匠之神,更象征着灾难的源头:赫淮斯托斯制造出美人潘多拉,也让她的魔盒开启了整个世界的灾难,正如特拉普斯天启神受般的兴奋状态与灭顶之灾一并到来。

迪伦马特声称自己始终是一个慢悠悠地讲故事的农民,“每一部艺术作品都是启示录式的”。《抛锚》正是如此,小说并不预先安置判断,人们在轻松的氛围中进入特拉普斯的奇异旅程,却没想到故事被层层推向高潮,汽车、特拉普斯的人生、资本主义精神和现代社会一起抛锚,到最后伴随着老人们发现尸体时的一声叫喊,读者从故事中抽离出来,如梦初醒。《抛锚》复现了古老的讲故事技艺,将意义的空白留给读者自行填补。小说中贯穿着一种暧昧、混杂感,正义和邪恶的界限是含混的,而审判的场景也一直伴随着室内外光明与黑暗的对比。小说传达出了这种摆荡在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暧昧混杂状态,再加上充满全篇的隐喻和作者在关键处总是一笔滑过的写作风格,使得《抛锚》显得迷障重重,每一次对真相的试图迫近都变成了一次新的闪避,但小说令人反复重读、回味无穷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① 〔意〕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②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8—139页。

③〔瑞士〕迪伦马特:《抛锚》,郭金荣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5页。

④〔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4—25页。

⑤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收于《刺猬的温顺——讲演及其相关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⑥〔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7页。

作 者: 罗雅琳,北京大学中文系2013级在读硕士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编 辑:赵斌 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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