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

缅甸仰光市联合广场购物中心

夜里23点30分，车子驶出仰光机场时，面前明亮的街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此前我一直担心，午夜的仰光会不会一路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对于缅甸，普通中国人的印象往往停留在翡翠、金三角、缅北战争、昂山素季等耳熟能详的名词上，对这个国家真正的经济发展水平却缺乏认知。从北京飞往仰光的飞机，每天只有午夜这一班是直飞，历时5个小时，其余都要经历各种曲折的中转，动辄八九个小时，购票网站上甚至还会列举出途经新加坡、总行程36小时的选项。即便是我来的这班飞机，中国乘客也只占一半，大家沉默地酣睡了一路，远没有飞往其他东南亚国家时，满机舱中国游客的兴奋与聒噪。

没想到，午夜仰光的马路灯火通明，意外地宽敞整洁。车辆是稀少的，店铺都已经关了，作为前首都和缅甸第一大城市，仰光看起来没有什么夜生活。路边大多是低矮的小楼，看上去跟中国四、五线城市差不多。

马自达、可口可乐、华为、三星、美的……进入市区，广告牌上熟悉的Logo飞快地粉碎着我的陌生感，让我一刻不停地重新判断这里的繁华程度。当车子飞速驶上一座宽敞的高架桥时，我觉得自己低估了仰光的经济水平。

“这桥是这两年才修起来的。”接我的韦伟先生是一名房地产顾问，2011年开始在缅甸工作。韦伟开了一辆二手日系车，缅甸靠右侧通行，但这台车却是右舵，他告诉我：“当地的车都是从日本进口的旧车，像公交车都是日本报废车辆，左舵的新车只有这两年才有。”韦伟这台旧车是租的，每个月要花掉他500美元租金，就车况而言，价格并不便宜。更昂贵的是仰光的房地产，这里很少有现代化公寓，多的是两三层的独栋小楼，他和同事合租了一栋别墅，月租要4000美元，而且现在的租金还在日益上涨。

“别看今晚跑得快，明天这一路都会堵得死死的。”韦伟把我送到酒店，这是他能找到的性价比最高的一家。房间设施比中国的连锁快捷酒店略陈旧，要价却高达60美元一晚。

仰光河边背米的少年

韦伟告诉我，高房价、堵车，以及一路所见这些现代化的符号，“几乎都是在这4年内出现的”。

落差

早10年来缅甸的人，遇到的是与我截然相反的落差。

林科文至今还记得刚来仰光时的孤独感。1987年出生的阿文是广州揭阳人，8年前他还是个高中刚毕业的毛头小子，因为没考上大学，家里一张机票就把四处闲逛的他送到了缅甸。父母让他赶紧找个英文学校念念，“省得在外面学坏”。

之所以选择缅甸，一是因为这里的英文学校比国内多，阿文的父母想让儿子在这里接受语言教育，未来再到其他国家读个大学;二是因为阿文的姑丈、叔叔一直在这里做海鲜生意。

缅甸拥有2800公里长的海岸线，沿岸有总计50万公顷的沼泽，蕴含了丰富的海产资源。阿文的姑丈在东南亚做了30多年海鲜贸易，在国内海鲜行业内也颇有名气，其中缅甸是他最稳固的货源地。

在姑丈之前，是一群香港特区的人开拓了缅甸的海鲜市场。阿文听说，香港人来的时候仰光什么条件都没有，不光是没有海水池子，连装海鲜的泡沫箱都找不到。沿海的海鲜经过空运或陆运，送到仰光做周转。香港商人因陋就简，就用最普通的牛皮纸箱，不管有没有海水，先把鱼虾运到香港再说。“那时候这里的货物便宜，运回去的龙虾，就算整一批死掉也是赚钱的。”

缅甸向外资开放市场后也加快了自身的城市建设

到了姑丈开始做生意的上世纪90年代，大陆的经济渐渐发达起来，只有香港人消费得起的海鲜，渐渐也送到了深圳等内地城市，不过那时缅甸的海鲜还无法北上——运输条件不足，内陆的经济水平也消费不起。

阿文到仰光的第二天就开始想逃走了，从小在沿海城市长大，阿文从来没到过这么落后的地方：8年前的仰光常常停电，一天动辄就要停十几个小时，姑丈的场地里已经有了新鲜海水池，但是要靠自己发电才能保证池水循环;仰光很难找到氧气瓶，海鲜的死亡率依旧比国内高很多，好在泡沫箱的问题刚刚解决了——当地出现了第一家泡沫厂，因为原料从中国进口，每个箱子都要比国内贵近一倍。

商贩在仰光街边售卖二手手机（摄于2012年）

在国内时，十几岁的阿文正是聊QQ聊得最疯狂的年纪，到了仰光，不要提互联网了，连手机都用不了。“我来时装一部固定电话要几万元人民币，光一张手机SIM卡（智能卡）就要1万块钱，还不是有钱就能买到。”

少年阿文觉得自己被流放了，他不会缅甸语，在当地一个朋友都没有，每天只能在家、场房、餐馆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虽然仰光已经是缅甸最繁华的城市，但在2007年，他眼前的一切都是落伍的：“8年前缅甸跟国内的差距，至少得有20年。”

罗繁是前中兴通讯的工程师，他比阿文早来仰光一年，回忆初抵仰光的2006年，倒是有一点异常令他怀念——10年前在这里做生意性价比太高了。

罗繁（上图）和陶冶在缅甸开办了“Bestone Mobile”手机连锁店

2006年，罗繁被公司外派到缅甸，满心顾虑的他背来了一兜子的风油精、萝卜干、方便面。结果一到仰光，他就直接被安顿到了一家四星级酒店：“当年这里的酒店便宜得很，每天房费只要15美元，常住的话一个月交450美元——吃饭有人包，洗衣服有人包，出门还有车，跟保姆似的全方位服务，实在太舒服了！”

中兴公司早在1999年就在缅甸设立了办事处，2006年，中兴与缅甸电信市场上唯一一家运营商——缅甸邮电公司（MPT）签署了一项3500万美元的项目，罗繁就是过来为这个项目做支持。在那一年，整个缅甸的手机用户数连30万都不到，基站数量少得可怜。中兴因为进驻得早，在缅甸一家独大，享受着巨大的利润。“像我们建一个基站，按照系统容量折算出覆盖的用户数，在国内被中国移动招标，一个用户只能卖到10美元左右;在缅甸平均一个用户数就能卖到100多美元。同样的设备，收入整整差了10倍。”

缅甸曼德勒省抹谷地区的一处红宝石矿区

曲折的历史

有人告诉我，必须要补上一堂缅甸当代史，才能知道仰光这座城市真正曲折苦痛的发展节奏。

缅甸曾经是东南亚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老华侨赵振恒回忆自己的儿时不无骄傲：“缅甸有最好的飞机场和最好的电影院，泰国人的背心都要到缅甸这里买。”大量的福建、广东、云南人来到缅甸讨生活，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赵家还会寄油、寄衣服接济国内的亲人。

但“二战”后，随着昂山将军被刺杀，缅甸的政治统治几经摇摆，最后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中。1962年3月，奈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原有的文官政府，大力推行经济国有化，消灭市场，消灭私有经济，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分配资源。

经济就此开始走向下坡路。大量企业与银行被无条件收归国有，赵振恒还记得，很多过去由缅甸送到日本、德国培养的人才因此失业，他们跑到边境加入泰国的工厂，生产出三合板、锁、味精等生活必需品，再卖回缅甸。

1985年，新华社记者张云飞第一次派驻到缅甸时，中国也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脚步，同样是经济落后状态，一到仰光，张云飞反而觉得缅甸要比国内洋气些，这里的年轻人听VOA、BBC，还能接触到西方的电影、电视，要比中国青年更了解世界。

可是时间一长，开放与否的差别就越来越大，中国快速地把缅甸抛在了后面，仰光的生活每况愈下。在自我封闭中，一系列富含个人意志的政策令人咋舌：奈温将军在1970年突然要求所有车辆必须靠右通行，从英国殖民时期沿袭下来的左行习惯一夜之间扭转，至今留下来的痕迹就是满大街右舵的日本二手车别扭地靠右行驶;银行收归国有后，民众失去了对银行的信任，普遍把大额现金藏在家里保存;1987年，奈温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突然宣布废除面值为100、75、25缅元的纸钞，破天荒地发行45缅元与90缅元的货币，他迷信地认为这两个数可以被自己的幸运数字9整除，又要求民众只能限量兑换小额零钞，许多中产阶级的积蓄瞬间化为乌有。

这场可笑的货币改革让贫苦的普通群众陷入了更深的穷困之中，以此为导火索，民众的不满逐步升级，1988年8月8日，缅甸全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行动。持续半年的抗议行动，最终以军政府的镇压结束，不加区别的开火射击中，数千人被杀，举世震惊。之后，缅甸对外关系不断恶化，西方国家对其实施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终止了一切经济技术援助，禁止企业在缅甸投资。随后的20年里，缅甸的经济几乎陷入了停顿和倒退。

张云飞经常去议会跑新闻，找当地的议员咨询最新的缅甸动态，但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并不能从这种正规渠道获得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作为一名通讯社记者，张云飞那时完全不必担心发稿竞争，反而常常发愁没有新闻可写。

2011年，吴登盛被将军们推举为国家领导人，波澜不惊地上任5个月后，他突然会见了昂山素季;随后，软禁多年的昂山素季被释放。与此同时，缅甸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全面经济改革，新政府放宽投资政策，改革税率及法律制度。缅甸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速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想：2012年11月2日，政府颁布了新的《外国投资法》;2013年1月31日，颁布实施《外国投资细则》;2014年1月23日，修订并颁布新的《经济特区法》，政府宣布放宽外资管制，提升优惠政策，改善基础设施，为外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这些法案展现出了缅甸从未有过的开放态度，缅甸正在变成一个新的商业世界，而一大批嗅到商机的中国商人，已经闻风而动了。

疯狂的手机

2011年，罗繁下海时，相当于一头撞到了风口上。

在仰光工作的几年里，罗繁一直想发掘缅甸被压抑的手机市场。他跟同事陶冶先一起做了几单外贸批发试水，最早时他们定制了一批CDMA450手机，也就是国内所说的“大灵通”。这种机器在国内市场有限，但刚一运到缅甸来，价格立刻就蹦着高地往上翻，市面上每部都要卖到几百美元，“相当于一部450手机就能买一个iPhone”，每一部光利润就有1000多元人民币。

竞争少，需求大。罗繁算了一个账，缅甸5000多万的总人口里，只有二三十万人在用手机，算下来渗透力连1%都不到。而很多缅甸人并不穷，社会上做珠宝、矿产、能源生意的人很多，他们的消费力比国内要高，当一台国内20多万元人民币的汽车，在仰光会以100万元的价格出售时，你会知道眼前的萧条，实际是在孕育一个庞大到惊人的市场。

2011年，中兴与缅甸签了一个合约，所建的基础设施未来将为400万缅甸用户服务。“之前我们的合同大多是20万、30万左右的用户体量，现在一下子变成400万，那相当于市场从1%要猛涨到10%。”罗繁和陶冶意识到，市场马上就要爆发了。2011年9月，两个人从中兴辞职，一起下海开办了“Bestone Mobile”手机连锁店。

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Bestone仿照的是美国著名家电和电子产品零售商百思买（Best Buy），黄色的招牌背景也参考了国内的苏宁。在中国已经竞争白热化的家电零售模式，放到缅甸还是一片处女地。罗繁引用了国内的装修、柜台摆放和促销方式，在仰光完全打开了一个空白市场。“缅甸人都没接触过这些概念，我们当时完全没有竞争。”

彼时，缅甸市场上的手机都是从新加坡、韩国、中国、泰国批发过来的，这些标准意义上的水货手机里压根没有缅文。Bestone前几年有一项热门业务，就是给英文手机里刷缅语字库。当智能机出现之后，因为缅甸会上网的人太少，Bestone还给客户的手机下载应用、存游戏，就跟国内县城手机店的服务一模一样。

更大的发展，来自运营商的推动。2012年以来，美国、澳大利亚、欧盟等相继宣布放松对缅制裁，缅甸市场上中国企业一家独大的氛围迅速被打破。

在改革之前，缅甸通讯市场里的主要企业只有中兴、华为、上海贝尔几家中国公司，大项目基本都被中国承包。因为对缅制裁，欧美国家的公司无法进入缅甸，比如法国的阿尔卡特公司，一定需要通过与中国合资的上海贝尔，才能把产品卖到缅甸来。

从2013年开始，诺基亚、西门子、爱立信等品牌开始进驻。同时，通讯运营商也已经从MPT一家独大，眨眼间就变成了MPT、Yatanarpon Teleport、卡塔尔电信Ooredoo、挪威Telenor、Mec Tel等多个巨头纷争。

缅甸的通讯行业，一两年内就追上了其他国家十几年的发展历程。运营商的竞争直接降低了SIM卡的价格，2014年8月，Ooredoo公司在仰光发行了自己的SIM卡，这种3G卡一下子把每张卡的价格从原来的200美元降到了1.5美元。为了迎接这次价格大跳水，Bestone早已准备好了国内的库存机——此前正赶上中国国内从3G切换到4G，大量3G机器因此滞销。罗繁大举吃进这些机器，从深圳口岸每次几十万台地向缅甸发货。

真正到了SIM卡发行的日子，罗繁用“恐怖”来形容当时的场面：“只要我们手里有卡，就能卖手机。一天一个门店卖一两百台完全没问题。”在缅甸当地，没有像中国国内移动、联通一样的营业厅柜台可以直销手机卡，运营商着急搭建销售网络，直接把手机销售商作为渠道，消费者只能通过Bestone这样的经销商买SIM卡。洛阳纸贵的时候，Ooredoo的卡片数量跟不上，一张进价1.5美元的SIM卡，市场卖价会炒到25美元。

被压抑的消费需求迅速被释放，两三年前还被当成奢侈品的手机早已经人手一部。在唐人街旁的Latha大道上，想找到Bestone的第一家店很难——整个一条街已经全部被VIVO、OPPO、华为等40多家店铺招牌包围，音乐、大幅手机广告、彩色遮阳棚……如果不是来往的行人穿着笼基，皮肤更为黝黑，看起来这已经跟国内任何城市的电子产品一条街无异了。

而Bestone自己，也从这里扩展出了31家连锁店，在缅甸所有省、邦都有分布。仅仅在4年内，罗繁手下的员工就拓展到了300多人，如果再算上批发，Bestone整个覆盖范围已经超过了500家店铺。

赌矿

并非所有人都有罗繁这样的眼光，或者说是好运气。

6月的缅甸湿热异常，80年前乔治·奥威尔的《缅甸岁月》里对雨季的描写至今适用，雨季里仰光每天都有一场急来的骤雨，此前的空气还是焦灼酷热。“漫步于这种天气，就像是趟过酷热的海水一样。”乌云说来就来，“有时淅淅沥沥，就像英国的雨一样，有时倾盆而下，就像是大瀑布一样，让人以为整个海洋里的水现在都被吸到云里去了”。

如果光看对雨季、河流、炎热、丛林的描写，以英属殖民时期为背景的《缅甸岁月》依然是一本不错的旅行参考，这本书变成了另一种刻板印象，游客们拿着不同语言的版本，期待在旅途中寻找到重合的蛛丝马迹。但除此之外，缅甸早已不是西方殖民语境下荒蛮、落后的状态了，如果依旧带着猎奇、探秘的心态，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心理在这里生活，显然对这个国家过于轻视了。

随着民众意识的觉醒，劳工们正在要求更高的薪水，缅甸劳动力廉价的程度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可观。任何产业的投资都需要同样的真金白银，同一种项目放在缅甸，面临的政治风险和经营风险，比国内要高很多。

我见到徐老板时，他还有3小时就要坐飞机回国了。正午的阳光明亮得刺眼，坐在仰光宾馆的大堂里，这个50多岁的男人愿意给我讲他的故事，但从头至尾，他的情绪都是无法掩饰的沮丧。

老徐是2011年来到缅北挖矿的，此前的50年，他的生活轨迹都在甘肃老家，曾经成功地经营着不大不小的房地产生意。一个意外的机会接触到了缅甸华侨，听说缅甸未开发的矿山资源多，华侨又能以极为优惠的价格帮助合作开矿，前半辈子顺风顺水的老徐动了试试的心思。

老徐的老家是一个资源型城市。“人人都知道矿山，大小矿山上百个。在家里你的耳朵里每天都有矿。但是我们没赶上入行的好时机，现在想去做矿石生意，财力和机会都不允许了。”老徐对缅甸毫无了解，只认为在这里搞矿山投资很小。“我大不了花个二三百万元就能把这事情做成，打水漂了也不心疼。”带着过于乐观的想象，老徐带着机器直接就到缅北去了。

然而“未开发”这个概念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地质资料的极度匮乏。

与中国不同，缅北的矿山都是未探明储量，也没有任何专业的勘探队伍做前期调查。就像翡翠生意一样，老徐做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赌石”。他找了几拨国内的地质工程师，靠经验判断出矿脉的位置后，自己就带着机器上山开挖。

“我们搞矿的，一个死在自己手上，一个死在地质工程师手上。”

缅北的矿产大部分是露头的，起初地表挖出的矿石令人惊喜，谁知继续往下挖，探索出的矿脉却越来越细，再打深一点，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地质成矿的条件不一样，中国工程师并不熟悉这种矿山结构，开矿本身在任何地方也都有风险。“即使有完整的地质资料，矿山打100个孔，有60个孔见到矿，并不能说这个矿就百分之百有价值，还有偶然性在里面。”

老徐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倒霉：一年下来，他所有的预测最后全都落了空。

“缅北相当于中国和缅甸之间的自由贸易区，进缅北时，我们的设备不用报关就可以过去，离开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出不来。那些挖矿机都是些笨重的东西，带回内地去，连运费都合不上。”老徐那一年整整赔了1000多万元，实在是心灰意冷了，他告诉我，“走时我们所有东西都丢在了缅北，包括电脑我都没带走。”

2013年，心有不甘的老徐又回了缅甸。这一次他找到了其他华侨做合作对象，探索地区挪到了南边的下缅甸。当地华侨实力雄厚，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为中国的商人买到矿山的开采权，平衡当地民族地方武装与缅甸政府的关系。至于矿山的质量，依然要商人们责任自负。

从2013到2014年，老徐几乎跑遍了缅甸，铜矿、金矿、铅锌矿，各种矿都见过，但基本都是浅露的地表矿。每次探索都在交学费，全算下来，每年要在缅甸待满3个月时间，家里的生意也不能正常照顾。

而最大的是心理负担，老徐说：“2012年底、2013年4月份，还有现在，每次到工程的关键节点时我都怕，马上就要见分晓时，我一宿一宿睡不好觉。”2013年，老徐在实皆省谈了一个金矿，钻井一直在往下打，按照中国的地质经验，下面一定会有储量丰富的金矿矿脉，没想到最后见结果时，探钻孔挖出来的矿石含金量极低，所有投产前的准备再一次付诸东流。

2014年初，老徐又找到了现在的矿山，国内一家矿山企业技术团队加入了老徐的股份制公司，从露天矿产的情况上看，大家觉得这座矿山的资源是不错的。老徐觉得这是自己的背水一战了，如果这一次再挖不出矿来，这个前半生都被命运眷顾的人，就该认输了。

矿山现在还没有投产，缅甸政府办事效率远低于中国。“我们把手续合法化，在缅甸要更有耐心，这里的办公要比国内慢得多。”这一年里，那座未知的矿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谜题，到底是一击即中，还是一败涂地，都要被复杂缓慢的手续拖着，无法立刻见分晓。

频繁往返中缅两地跑手续的老徐，此时感受的是巨大的折磨。“几年前我也是意气风发，算是谈笑风生的人。这种长时间的压力让我感到很痛苦。我没地方说，不敢对家里人说，让他们增加担心干什么？老家的朋友也不能说，只能跟我的合作伙伴说一下。今晚回到家，还要假装一切都很顺利。”

我问老徐，现在回想来缅甸投资这件事，你后悔吗？

“我是一个事业型的人，但我已经50多岁了，在我的人生中，这一段时间本该享受奋斗的成果，现在反而承受这么大压力，完全是得不偿失。”老徐一直觉得合作伙伴们没有辜负自己，这个事儿不能怨别人：“也许是我的运气不好吧，过去的几年都没能找到满意的矿山。回过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肯定不会来了。”

后来

我在仰光的时候，正值昂山素季访华。一天早上来到昂山素季在茵雅湖畔的宅邸，真到了大学路54号这个著名地址，面前的平静和普通反而让人有点吃惊。灰蓝色的大门紧闭着，两侧挂着民盟NLD的标志，最上面一幅昂山将军的黑白照片，因为挂得太高，很难看清楚。

一群中国游客此时也下了出租车，看见面前平静的一切，他们很有些失望，硬是去敲了半天大门。游客们搬出了中缅关系友好，自己来一趟很不容易，十分崇敬昂山素季等理由，说服管家让他们“进去看一看”。缅甸管家最后被磨得不行，只好开了小门，给他们半分钟时间站在门口看一看。随着游客们心满意足的集体合影，昂山素季变成了另一种“到此一游”的符号。

跟游客单纯的热情相比，在缅的中国商人们觉得政治离自己很远。他们基本不与在野党打交道，谈论了几句坊间流传的政治判断后，再无更新的见解。

张云飞已经在缅甸工作了30年，在他的观察中，华人在当地政治上十分谨慎，很少有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对于越来越庞大的中国商人群体，当地的政坛也没有相应的发声。

林科文已经接管了家里的海鲜生意，他没有继续读大学，而是用了8年时间彻底适应了仰光的生活。他每天要向国内供应几吨海鲜，光一家上海的香辣蟹品牌餐厅，就固定每天从他这里收购1吨活蟹。仰光当地餐馆也都从阿文这里进货，他现在发愁的是，如何让生活习惯慵懒的缅甸工人每天多跑几家送货，并且避开白天最拥堵时段的车流。

阿文感觉最明显的变化是基础设施的提升，现在他已经不用担心停电的问题了，手机上网虽然比国内速度慢，也足够让他考虑做一个微信公众号，拓宽在仰光当地的客源。从2011年到现在，他所见到影响最大的还是地皮的价格，眼见着许多城里的仰光人靠卖地一夜暴富。“但是地皮涨得快跌得也快，最近因为马上要大选了，很多房地产项目都停滞了，大家都持观望态度，我听说有些地皮价格跌了百分之三四十，局部能跌到一半。”

韦伟证实了这个说法，他手头的很多顾问项目都暂时中断了，距离大选还有4个月，虽然街头还没有任何动静，暗流已经在资本市场中减缓了涌动。韦伟自己开始张罗一个中学留学项目，缅甸的富人跟中国的富裕阶层一样，热衷于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接受教育。由于长期的经济封锁，当地的中介资源并不多，现在社会一放开，需求也开始旺盛起来。

韦伟觉得这是个新兴市场。“这个生意投入的资金少，既不掠夺缅甸的自然资源，又解决了缅甸富裕家庭教育问题，当地人都非常欢迎。另外一个，这利用了我这些年在缅甸积攒下的人脉资源，这是随便跑来的一个中国中介无法比拟的。”

罗繁也在寻找新的增长点。Bestone在与网络运营商合作，推出自己的定制智能机，里面设置的应用商店，未来会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继续Bestone的渠道优势。他也在跟国内的电商平台谈合作，中缅之间的互联网时间差会越来越短，罗繁倒是不担心自家公司会受冲击：缅甸这个市场说大就大，说小其实也跟国内一个省差不多。大鳄进场的时候，终归需要熟悉当地的人与他们共同合作。

手机之外，罗繁正在酒店业上追赶自己错过的机会。他正在联合国内的酒店品牌、建筑公司，要一起在缅甸做一个连锁酒店。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所有投资都是真金白银：“我们在缅甸没法贷款，外资银行对缅甸贷款的风险评估太高，很难申请下来。从国内银行贷款，又不认缅甸的资产。我们这个盘子都是花自己的钱，整个投资额下来也要大几千万元人民币。”

“对缅甸当地不了解，会血本无归。”罗繁告诉我，光是房地产，缅甸当地就有太多规则需要老老实实地学习。“像仰光大金塔周围一定范围内建筑不能超过六层，普通马路边盖楼，楼高不能超过建筑与马路距离的两倍。如果一块区域太小，即便是在正中心，按这个算法也建不了高层建筑，那如果不事先做好成本核算，一拍脑门就投资，必定亏钱。”

适应本地化的一个潜规则，就是先注册一个新加坡公司，再来缅甸做投资，罗繁说，现在市面上大量的新加坡公司实际上都是中国股东。“如果是中国公司，在缅甸走流程多少有点被动。这个年代还想按过去的胞波情谊办事，已经行不通了。”

（感谢实习生郭木容、刘彭媛对本文的帮助。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