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当奥利弗·诺思（Oliver North）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他已经转型成了一位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众口铄金：一段美国故事》（1991）、《任务达成》（2002）以及《英雄验证》（2013）先后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之后，这位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官员、退役海军陆战队中校在2014年推出了他最新的政治惊悚小说《矫饰的谎言》，并在亚马逊网站上收获了159个五星好评。而他为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的101集电视专题片《战争故事》，同样因为反响热烈，自2015年1月起开始在福克斯财经频道定期重播。

伊朗士兵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扎布尔市边界地区站岗

但诺思并不是由于他的文学天赋而声名大噪的。在29年前那场撼动美国政坛的“伊朗门”风波中，他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里根总统的默许下，诺思亲自押运满载“陶”式导弹的飞机从以色列飞往德黑兰，又亲自将军火交易的回扣用于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前者绕过了政府的正当决策流程，后者则与国会通过的“博兰修正案”直接抵触。但诺思在检察官来势汹汹的指控面前镇定自若，最终洗脱了全部罪名，继而完成了华丽变身。

从“伊朗门”到核谈判，整整30年间，美国对德黑兰始终奉行一种既敌视又接触的政策，必要时甚至不惜采取暗箱操作。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伊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作为一个身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中等强国，伊朗不仅横跨了波斯湾和里海两大能源产区，而且托庇于位居阿拉伯半岛侧翼的优势，对本地区其他国家具有干预上的便利。美国欲求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不能不顾忌德黑兰的态度，但同时也要限制其政治和安全空间，以阻止伊朗建立地区霸权。不过，伊朗政府秉持的现实主义路线，它对内政的有效掌控，以及与“伊斯兰国”（ISIS）等逊尼派极端势力的对立，亦为美国提供了改善双边关系的契机。在要求伊朗放弃核能力的前提下，放松经济制裁，并借助德黑兰之“势”控制大中东动荡的蔓延，符合华盛顿有限度“重返中东”的初衷，也是美国式现实主义最新的一波复兴。

伊朗亚兹德市中心伊玛目霍梅尼大街。远处是当地标志性建筑阿米尔恰赫马格广场

伊朗的战略地理优势

1904年，地理政治学奠基人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Sir Halford Mackinder）在他著名的演讲《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指出：“（近东地区）兼有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和心脏地带的特征……它主要是一个边缘区，因为它的各个海湾和通海的河流对海上强国是敞开的，并且允许从这里施加海上威力。”这里提到的“近东”在今天已被纳入广义上的中东版图之内，而麦金德的论述则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Rimland）板块，中东在一直以来都是海洋强国和陆上强国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控制欧亚大陆“心脏地带”（Heartland）的陆权强国（俄国）向外扩张的步伐，将在这里和外围海上强国（英美）正面遭遇。此前，“海权论之父”马汉上校（A. T. Mahan）也在政论文集《亚洲问题》中断言：北纬30度和40度之间的广阔大陆上“到处是争夺和被争夺的区域”，这两条纬线之间“存在着不确定性和觊觎垂涎、侵略和防御”，乃是全球海陆对抗的最前沿。

20世纪的中东历史，尤其是“石油革命”后成为全球能源中心的中东的冲突史，几乎完全验证了两位先人的结论：版图轮廓呈楔形的苏俄朝着印度洋海岸不断深入，在地中海一翼，它的代理人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盘踞在三大洲的交界地带;在里海，莫斯科通过阿塞拜疆对伊朗保持着压力。而海上霸主英美则借助海岸线向大陆施加影响，使阿拉伯半岛处在自身的庇佑之下，并利用以色列牵制埃及和叙利亚，实现了中东的权势均衡。

然而，这幅海陆对抗的图景并不适用于今日的中东。当来自内陆的压力伴随苏联的解体而不复存在之后，大中东新月形地带反而迎来了一波高过一波的动荡。究其原因，整个“冷战”期间，中东内部的权势结构完全由外部力量塑造，并不具备自主的调控和平衡能力。而在陆权国家的干预力量消失之后，美国对其战略优势过于自信，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都未对巴以和平进程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安排做出合理规划。进入21世纪后，小布什政府更诉诸单边主义，企图完全按照自身的政治意图对大中东进行改造，却因成本过于高昂而难以为继。当奥巴马开始尝试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企图卸脱前任揽下的战略义务时，积累已久的动荡因素终于自中东内部爆发，并开始沿国界依次传导。

1987年7月9日，“伊朗门”事件听证会上，事件主角奥利弗·诺思上校（左）在和他的律师交谈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1996年出版的惊世之作《文明的冲突》中这样描述道：“（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十年）战争留下了一个不稳定的伊斯兰组织的联盟，其目的在于促进伊斯兰反对一切非伊斯兰力量。战争的遗产还包括：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战士，军营、训练场所和后勤设施，一个复杂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泛伊斯兰关系网，以及包括300～500枚未付账的‘毒刺式导弹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最为重要的是，伊斯兰还从胜利中获得了实在的力量感和自信，以及取得其他胜利的愿望。”美国的反恐战争并未摧毁这些遗产，只是使其分布更加碎片化。当奥巴马政府以“丢包袱”的方式将在中东的安全义务快速切割完之后，已经被动员起来的各种力量重新进入了自由流动的状态。当这种不稳定性和本地区高速增长的青年人口结合到一起时，便催生出了2010年以降的政潮。

不妨借用荷裔地理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的学说来分析这种现象。他在1944年曾经断言，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因为集中了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和资源，自身就可以成为权势斗争的发源地，甚至将决定海陆国家间斗争的成败。如果我们把这种“资源”理解为消极性和破坏性的，那么也可以说：大中东新月形地带的动荡，因其发生于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又是辐射至全球的能源运输线路的起点，势必具有世界性意义。而该地区固有的权力碎片化特征、冲突历史、宗教力量、过剩人口乃至大国干预的缺失，足以造成一个巨大的政治黑洞。

但伊朗或许是唯一一个从这种混乱中受益的本地区国家。偏居阿拉伯半岛侧翼的地理优势使得它不易为新月西端的动荡因素所袭扰，同时却能持续地向地中海沿岸输出影响力。陆上的天然疆界和俄国的衰落确保了波斯高原腹地的安全，使德黑兰可以专心应付来自海湾一侧的威胁。在里海和波斯湾两个方向，伊朗不仅分别拥有储量高居世界第二的天然气资源和储量位列世界第三的大油田，而且各自具有一定的安全冗余：里海天然气管线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三国的管线系统连成一体，并将土耳其变为利益关联方，确保了大陆方向的经济“后院”。至于波斯湾方向，为“对冲”欧洲减少石油进口带来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德黑兰高度关注开发亚洲市场，尤其是增加对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出口，这对能源消耗量日益上升的亚洲国家具有不小的吸引力。

最重要的是，伊朗差不多是唯一一个免于近5年中东政潮侵袭的国家。政权的稳固性和可观的军事力量使得它有能力也有意愿在波斯湾扮演警察的角色。近年来，在经济形势不甚乐观的情况下，伊朗将武装力量现代化的重心集中于核开发、弹道导弹技术以及海军舰艇方面，恰恰暗示了其动机：核武器及其载具（中远程导弹）将直接带来覆盖整个中东的威慑力，海军舰艇则是用以在波斯湾水域建立控制权，以确保海上能源出口线路的安全。

中东变局与德黑兰的野心

21世纪之初中东局势的复杂性，关键在于“冷战”时期那种以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和伊朗为一方、苏联支持下的阿拉伯世界为一方的对峙局面彻底消解。伴随着1991年海湾战争，特别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过于“任性”的外部干预，阿拉伯世界世俗主义政权的影响力和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极端宗教势力的影响则日益扩大，并与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亚、南亚和北非的伊斯兰激进力量联为一体。而巴以问题这个重要症结也始终未能出现决定性的突破。新月形地带东西方的动荡因素连成一气，才使解决大中东问题变成了耗资重大的系统性工程。

至于2010年以来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乱象，实际上属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言“全球政治觉醒”的延伸。布氏在其著作《第三次机遇》中指出：“到了21世纪，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部分人口意识到史无前例的社会不公正，对其权益遭到剥夺以及缺乏个人尊严的现状深表痛恨。由于能普遍接触到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仇视和嫉妒的共同体。”数十年如一日的传统社会因为内外因的结合，意外获得了资源重新分配和“二次革命”的机会，先是造成了一国范围内的不稳定，随后又沿东西向传导链蔓延到邻国。

另一项因素也不可忽视：在麦金德和马汉的时代，近东地区“除绿洲外，居民极少”。但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大中东地区的主要国家恰恰进入了人口增长的爆炸期，一些国家15～30岁的青年男性开始以年均20%的速度递增，预期将持续到20年后。亨廷顿认为：“单是这一因素就足以解释80年代和90年代穆斯林暴力行动的原因。”

以埃及为例，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中，穆巴拉克政权安居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框架内，维持了表面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但全球市场的繁荣在为开罗带来纸面GDP的高速增长和大量财政盈余的同时，也加剧了国内的分配不均和其他社会矛盾。产业结构单一的埃及对全球经济的依赖度急剧上升，而美国出于对全球化总体目标的维护，始终漠视其中的风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埃及的社会矛盾因经济动荡而激化，最终引发了政潮。

埃及的范例在整个新月形地带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可视为中东政潮的样本。至于政治动荡具体的形式和发展过程，则存在若干差异：突尼斯、埃及等国的统治集团出现分裂，部分政府官员和军队转向反对派一方、罢黜旧领导人;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则出现了反对派政治-军事集团与旧政府间的武装冲突。而伊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这股浪潮的冲击，但德黑兰政权内部固有的竞合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外来的冲击。不仅如此，它还得以借助和伊拉克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巴解组织的关联，持续向新月地带的西部渗透。

要阻止这种渗透并不容易，因为从伊朗高原向西通往地中海的黎凡特地区（Levant）——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在历史上就是以不稳定和缺乏民族性著称的。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具有半独立性，该国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则分居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两端，其中的逊尼派聚居区还和叙利亚北部以阿勒颇为中心的逊尼派聚居区连成一气。而叙利亚东南部延伸到黎巴嫩边境的地区（包括首都大马士革）传统上属于什叶派控制区。在萨达姆·侯赛因和老阿萨德执政的年代，伊拉克、叙利亚两国的复兴党世俗政权实际上是以建构起来的“民族性”和反对以色列的目标来达成政治上的凝聚力的。萨达姆政权被摧毁后，伊拉克的民主化进程表现出了严重的部落化特征，这一图景随后也在叙利亚重演。今日为“伊斯兰国”所控制的区域，恰恰是两国原有的逊尼派聚居区。而由什叶派执掌的伊朗政权，不仅乐于充当对抗“伊斯兰国”的先锋，还企图以此为契机，向阿拉伯半岛中心的沙特施加压力。

不夸张地说，沙特阿拉伯是整个大中东新月最关键也是最脆弱的一环。这个王国实际上是由一堆被沙漠分隔开的绿洲组成的，由高速公路和短途航空线相连。一条纵贯全国的东西向石油-天然气管道从红海直通到波斯湾，南面全是沙漠。伊本·沙特家族信奉的瓦哈比派教义在整个中东都是非主流，必须依靠宗教警察和驻扎的美军才能维持政权。最近几十年里，领导沙特王室的一直是几位年过七旬的亲王，他们最擅长的策略是以邻为壑——资助本地区一切实存和潜在的反政府力量，甚至将本国的极端势力“礼送出境”，以便将动荡隔绝于国门之外，维持偏安局面。无怪乎当美国政府发现从阿富汗“圣战者”到巴勒斯坦武装都拿着沙特王室的津贴时，既震怒又无可奈何。

然而沙特也有其心腹大患，那便是其南邻也门。在阿拉伯半岛最南端，分布着几块零散的油田、与北方不相连的输油管道、一个低效且遭受叛军威胁的政府、为数众多的部落酋长以及总数和沙特一样多的人口。就在十几年前，“基地”组织曾在这里成功地袭击过美军“科尔号”驱逐舰。内战遗留的轻武器和除战争外别无所长的青年俯拾皆是，甚至连“飞毛腿”导弹都能买到。一旦反政府的胡塞武装走出山区，穿过利雅得以南的沙漠，向东方和北方前进，沙特阿拉伯的处境将不堪设想。是故自今年3月起，沙特即领衔海湾合作委员会联军，协助也门政府军反击叛军的攻势，但效果极不理想。不出意外，胡塞武装背后的支持者正是德黑兰——一旦沙特陷入战乱，伊朗将成为大中东地区当之无愧的霸主。

重启“稳定枢纽”

作为中东政治秩序的传统干预者，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前10年采取的是一种“离岸制衡”的姿态，既没有为中东的政治前途设计出蓝图，也没有为包括巴以冲突在内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只是在“9·11”事件展现了既存的冲突因素之后，华盛顿才匆匆上马，拿出了一个新保守主义色彩浓厚的“大中东倡议案”。

在2004年6月正式提出的“大中东倡议”，与美国在中东事务上传统的节制方针截然相悖。当时的小布什政府认为，以“9·11”为象征的“圣战”已经超出了经典国际政治模式的框架，这一问题的根源来自精神和思想，一日不能解决此问题，美国在国际权势分布中的绝对优势便一日不得恢复。在此考虑下，“大中东倡议”明确提出“变化不应也不能从外部施加”，应当将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变革系于其内部需求和动力。诸如巴以问题、和平演变伊朗之类“技术问题”已不再是关键，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在较短时期内彻底完成对“动荡新月”的内部改造才是最终目标。

根据这一倡议，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战败国将成为美式民主试验的第一批对象，随后是巴勒斯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未来还将进一步扩大到叙利亚、埃及、苏丹以及伊朗。倡议中的改革包括男女平等、开放党禁、信仰自由及经济平等，目标是最终建立起与美国同质的自由民主政体，消解激进势力赖以滋长的土壤。

在地理战略上，“大中东倡议”试图依靠巴基斯坦、以色列、土耳其这三个非阿拉伯国家从新月形地带的内侧控制动荡的传导，同时对沙特、伊拉克和伊朗这三个产油大国实施直接“作业”。且不论巴基斯坦作为一个支点是多么的不可靠，在利雅得主动推进民主化完全是不可能的，华盛顿承担不了在沙特的海量政治和经济利益发生动荡的风险，尤其不能冒该国石油产量震荡——沙特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内部扮演着产量安全阀的角色——以及被伊朗渗透的风险，只能寄望于沙特政府逐渐意识到社会和经济结构改革的意义。而伊拉克的问题在于，北方库尔德人控制区、中部逊尼派控制区和南方什叶派控制区已不愿再共存，它们最终与叙利亚乱局合流，造成了更危险的局面。

从2004到2008年，小布什试图以整个第二任期来完成彻底改造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目标，无奈时乖运蹇，几乎一事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仅是原因之一，无形的政治战、心理战所需要的长期而稳定的资源投入、可靠的军事保障，以及破釜沉舟、不惜树敌的决断对进入第二任期的布什政府都是问题。提出“大中东倡议”原本是为了避免战事长期化，不料实施过程本身就成为拉锯战。中东各国原有的政权对此倡议不可能抱任何的支持态度。以2010年8月31日美军撤出伊拉克为标志，笨拙而昂贵的“大中东倡议”最终无果而终，只留下一地碎片。

相比之下，欧盟和地中海国家在大中东问题上并未提出如此宏大和不切实际的计划，其设想要更加可靠一些。1995年，在巴以奥斯陆和平协议的鼓舞下，欧盟和10个地中海沿岸国家启动了“巴塞罗那进程”，意图以地中海沿岸为中心，建成一个和平和繁荣的新中东。但在随后的10年里，由于欧盟扩张的中心放在了东欧和前苏联西部地区，实际上已经无力顾及“南下”政策。从1995到2005年，欧盟以捐款或贷款形式在地中海南岸的中东国家投入了约200亿欧元资金，但由于地理政治风险以及当地不完善的市场机制，从未取得显著效果。

平心而论，包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大国在中东问题上并无统一的、全局性的政策。欧盟只是秉承其一贯思路，强调国际事务中的对话和协商，但对协商的最终目标则摇摆不定。这一点亦体现在当下的伊朗核问题多边谈判中。而“巴塞罗那进程”的诞生，主要是基于法、意等国对地中海能源安全线的关注;在更高层面，欧洲国家受联盟体制和军事实力的制约，难于脱离美国单独介入中东事务，更多是作为调和者的形象出现。

但欧盟的确考虑过接受伊朗作为中东地理政治“支点”的事实，以促使德黑兰融入主流国际社会。“巴塞罗那进程”的设想之一便是以欧洲与黎凡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带动伊朗，最终化解西方世界与德黑兰之间的对立局面。而美国虽然在过去若干年里都兢兢业业地着手构建对伊朗的包围圈，但诸如进攻伊拉克这样的行动却在客观上强化了伊朗的地位——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什叶派在整个中东新月形地带的影响力弱于逊尼派，但自萨达姆政权倒台以来，什叶派已经在地区政治层面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什叶派占总人口90%的伊朗、60%的伊拉克南部以及深受真主党影响的黎巴嫩（什叶派占总人口35%）日益活跃，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的石油出产省份也受其影响。

在政潮已经波及的国家当中，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和叙利亚以往都是世俗政权占据主导地位之地;在政潮引发的动荡中，宗教力量无分派别，都力图寻求更大的政治发言权和现实控制力，这无疑带来了巨大的隐患。而伊朗在这一问题的利益恰恰与美国存在诸多重合——德黑兰对一切激进的逊尼派政治势力都持敌视态度，并热衷于扶植代理人对其加以遏制。这意味着倘若美国接受伊朗作为某种形式的合作者的身份，便可以借助德黑兰的力量打击共同的死敌。这无疑合于华盛顿既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又不能彻底放弃中东的初衷。

大中东“边缘地带”的重要性，使其必然成为21世纪上半叶世界地理政治活动的重要中心，而美国若想继续维持世界领导地位，就必须调整现有的大战略以适应急剧变化中的现实。当下的核谈判，可能成为美伊改善关系的起点——在解除了伊朗争夺地区霸主地位的工具之后，美国可能给予其更多的外部安全空间，甚至利用伊朗充当稳定当前中东局势的枢纽。毕竟，倘若以伊朗（而不是靠不住的巴基斯坦）、以色列和土耳其构成支点，中东的主要产油区都可以在安全上得到确保，以维持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转。而在整个20世纪，伊朗和外围海洋国家之间的亲密关系，也远比它们交恶的历史来得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