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菁菁

2015年4月3日，伊朗外长扎里夫率伊核谈判团队回到首都德黑兰，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

“突围点”之争

原定在6月30日结束的伊朗核问题六国谈判再次延期至7月7日。从2014年7月到11月，再从11月到2015年7月前，这已经是谈判截止日期的第三次推迟。很少有分析家敢断言这场马拉松的终点到底在哪儿。

伊朗外长扎里夫3日在YouTube网站上发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视频讲话。他说，要想最终达成协议，各方须表现出勇气和灵活性，并做出必要的妥协。“我在维也纳，为了结束一个早该结束的、不必要的危机。在这最后关头，尽管还存在一些分歧，但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一个持久的成果。不过我们不敢保证。达成成果，需要勇气做出妥协，需要自信，表现出灵活，需要足够成熟明晓事理，需要搁置幻想的智慧和打破旧习的胆量。”

技术人员在伊朗伊斯法罕核设施内工作

扎里夫谈到他的谈判对手：“他们选择了谈判桌。但他们还需要做出一个关键和历史性的选择：协议或胁迫。政治如同人生，你不能以牺牲别人换取收益，这种收益总是短暂的，只有平衡的协议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006年1月3日，伊朗宣布已恢复中止两年多的核燃料研究工作，并于1月10日正式恢复核燃料的研究活动。第三次伊朗核危机爆发。紧张局势在2011到2012年期间达到了顶峰。2011年，伊朗月平均浓缩铀的产量远高于2010年同期，离心机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同时伊朗宣布正在大批量生产新兴的速度更快的离心机。民用核能和军用核能之间的技术界限并不分明，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定义，纯度为3%的铀235为核电站发电用低浓缩铀，纯度大于90%的称为武器级高浓缩铀，主要用于制造核武器。铀浓缩技术很敏感，国际社会严禁扩散，但提高铀浓缩纯度的过程并不复杂，只要提高分离机的数量就可以实现由低到高的转变。提炼出纯度超过90%的浓缩铀，也就在事实上获得了生产核武器的能力。

德黑兰街头的修鞋匠

谈论战争的人越来越多。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断言，这个世界正面临另一个希特勒的出现，此情此景与“二战”前夜极其相似。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造势中，政客们频繁使用着“核攻击”的概念。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说，伊朗的核弹袭击是“真正的威胁”。“想象一下，遭受一次核攻击就会增加两个世贸遗址和30万人死于非命。这不是科幻小说。”

2013年8月，鲁哈尼就任伊朗总统。核危机的局面突然柳暗花明。11月，伊朗就与美、英、法、中、俄、德六国达成一项阶段性协议，伊朗承诺停止进行5%浓度以上的铀浓缩，同时稀释或转化库存的丰度为20%的浓缩铀，停止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建设，允许更多的国际核查，而六国将不追加对伊新制裁并松绑部分现有制裁。

2014年7月29日，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主持首都德黑兰的开斋节祷告

谈判进入深水区后变得艰难起来。双方都认同，伊朗的核材料应被限制在既能满足民用需求又没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范围内。但就如何划定这一界限，西方与伊朗的考虑完全不同。

根据西方的说法，伊朗目前拥有1.9万台用于铀浓缩的离心机，其中9400台正在运行，美方提议缩减至1500台左右。伊朗方面则坚持维持现有离心机数量和铀浓缩能力。今年4月2日，谈判各方各退一步，宣布达成一项《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信息，伊朗同意将离心机减少到6104台，其中只有5060台用于生产浓缩铀。在15年以内，离心机只能生产丰度在3.67%以内的浓缩铀。

至少在6月30日以前，双方还在两个核心问题上存在分歧。西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不仅要随时获准进入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伊朗敏感基地和核设施核查，还将对伊朗核科学家进行询问，甚至调取伊核计划相关材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对此表示了明确拒绝。

1961年11月，伊朗巴列维国王与王后在访法期间造访法国外交部

另外，伊朗要求一旦协议签署，西方就全面解除制裁。但西方国家认为，只能在确定伊朗执行该协议，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有效监督下进行认定后，才能逐步、相应解除制裁，而一旦发现伊朗不严格履行协议，西方就可以重新启动制裁。过去几年经验显示，制裁并不能阻止伊朗发展核项目，但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其研发进程。联合国专家小组在2011年5月公布的调研报告显示，伊朗的离心机和铀浓缩项目在制造环节的关键部分遇到了困难。伊朗目前使用的这一批离心机原型基于巴基斯坦的第一代机器模型，但是现在这些机器已经出现老化，运转困难，并且这一批离心机体积和重量较大，继续大规模的生产会产生空间安置的难题。伊朗正在努力研制的新型离心机，源于巴基斯坦的第二代模型，但是伊朗本身缺乏关键原料马氏体时效钢以及替代品碳纤维材料。制裁大大限制了伊朗获得这些原料的能力。

两伊战争期间，一名伊朗革命卫队士兵坐在他弟弟的遗体旁哭泣（摄于1980年）

一名参与谈判的西方高级官员说，伊核谈判就像“魔方游戏”，虽然在很多重要问题上取得突破，但在一些小的要点上如果陷入泥潭，就会影响到全面协议的产生。在最近两年的谈判中，各方都保持了极大的耐心。“我们要是走开，就成了傻子。”美国国务卿克里曾这样说。“2013年的阶段性协议冻结了伊朗的核项目，并且使其发生了部分倒退。同时，伊朗的制裁之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美国外交理事会高级研究员菲利普·戈登指出，“因此，谈判双方都没有孤注一掷地追求迅速达成最终协议，他们都想要在谈判桌上坚持，直到他们的要求被满足。”

7月7日，维也纳依然有巨大的可能见证历史。伊朗和美国从未表达出如此强烈的政治意愿。6月30日，在南非存放了两年的13吨黄金被运回伊朗央行。谈判促成了这批黄金的解冻。预计一旦伊朗核谈判成功，将有价值达120亿美元的资产解冻。过去几年的制裁使伊朗在世界经济网中被孤立出来。阿拉伯国家和其他海湾国家严格限制和伊朗的贸易往来，伊朗的货船只能借土耳其或者东南亚国家的港口搬卸换物，大大增加了经济成本。伊朗使用国际金融体系的权利也受到限制。以欧盟国家为例：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2011年5月，欧盟把制裁范围扩展到了伊朗贸易银行汉堡分行，这样一来，在欧洲伊朗仍然可以使用的银行，仅余伊朗商业银行巴黎分行。2012年1月，欧盟再度扩展制裁，把伊朗商业银行也列入制裁名单，这大大阻碍了伊朗在欧洲的贸易往来。而且，由于伊朗在交易过程中不能使用美元或者欧元这些国际货币，导致大量资金被套牢，不能流通。2014年伊朗货币里亚尔贬值30%。在世界27种主要货币中，贬值幅度位居第二，仅次于处于危机的阿根廷比索。

两伊战争期间，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中的油轮燃起熊熊烈火（摄于1987年）

伊朗人也知道美国软肋。“他们需要我们。”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上周明明白白地说。扎里夫在视频讲话里一针见血：“我们今天面临的共同威胁就是日益增长的暴力极端主义和公然的野蛮行径;我们面临的威胁体现在文明的摇篮被蒙面人蹂躏。我说我们，因为没有人可以幸免。为应对新的挑战，急需新的方法。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处在打击极端主义的最前沿。我希望我的同仁们为了这场生死存亡的战斗，转移焦点并投入力量。”

全世界都在期待合作，但新的谈判协议的达成并不意味着一个有可能持核的伊朗成为过去。

伊朗革命的政治和精神领袖霍梅尼在法国巴黎市郊诺夫勒堡流亡期间的活动照（摄于1979年）

新世纪以来，世界已经经历了两轮伊朗核危机。2003年2月9日，时任伊朗总统的哈塔米突然宣布，伊朗已经在中部城市亚兹德附近的萨甘德地区发现铀矿，并进行了开采。第二天，伊朗国家原子能组织主席阿加扎德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称伊朗正在伊斯法罕和卡桑两个城市附近分别兴建两座铀提炼加工厂。这是伊朗官方首次对外宣布其拥有铀矿及生产、提炼铀的能力，这意味着伊朗已初步具备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率专家视察了伊朗的两座秘密核设施。伊朗几乎已经完成纳坦兹地下浓缩铀加工厂的建设，并且纳坦兹地下浓缩铀加工厂可安装5000台气体离心机。他们得出结论，伊朗不仅成为世界上能够制造气体离心机的十个国家之一，而且也具备了生产浓缩铀的能力。如果整个工厂建成，每年可制造两枚铀弹。这一轮的危机以伊朗在该年11月中止浓缩铀项目，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更加严格的检查而告终。

但在2004年，伊朗先后宣布有生产核燃料的潜在能力，并准备向国际买主出售燃料;恢复浓缩铀离心机的组装生产。在2004年10月，在法、德、英三国与伊朗举行的谈判中，时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的哈桑·鲁哈尼明确指出，伊朗可以考虑欧盟提出的有关全面停止铀浓缩活动的提议，但对“全面停止”的理解必须符合伊朗的标准和原则——伊朗认为全面停止铀浓缩活动并不等同于永久终止该活动。

今年4月2日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将伊朗的铀浓缩能力冻结了10年。在这10年内，伊朗将只使用第一代离心机。据美国预测，目前，伊朗的“突围点”——生产一枚核弹所需的高浓缩铀的时间——是两到三个月。而新协议的目的就是“突围点”将延长至一年。“如果达成协议，我们将兑现自己的承诺，当然对方也要兑现承诺。”伊朗总统鲁哈尼说，“如果对方有一天将协议踩在脚下，我们将以他们可以想象到的更为强烈的方式，马上返回原来的道路。”

巴列维的大国梦

如何理解伊朗的核需求以及背后的动力和战略考量？认识的起点并不是第一次核危机。

1974年初的一天早晨，伊朗核物理专家阿克巴·埃特玛德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来自王后法拉赫的堂兄、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总管雷扎·高特比。他告诉埃特玛德，他昨夜刚和巴列维国王共进晚餐。国王注意到了埃特玛德的工作，提出要立刻建立一个独立的核能研究机构。他选中了埃特玛德，让他来完成这个任务。

3月，埃特玛德提交了一份报告。国王接见了他。他向埃特玛德提了一两个问题，就将报告递给首相胡韦达：“事情就按这个来做。”伊朗原子能机构就此建立起来。埃特玛德的预算几乎不受限制，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给雇员支付薪水。他的任何提议在议会都不会受到置疑。很快，伊朗原子能机构拥有了5000名雇员。技术人员在布什尔核电站等项目现场学习核设施的管理和运营。超过1000人被派往欧洲、美国和亚洲学习。伊朗甚至与麻省理工大学签订了硕士培养协议。几乎是在零基础上，伊朗瞬间建立起自己的研究架构。

事实上，伊朗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开始涉足核领域。1957年，它与美国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源的协议。1967年，伊朗第一座核反应堆开始运行，它建在位于德黑兰的阿米拉拜德核研究中心。但是核工业最关键的步骤——铀浓缩的过程一直是在他国进行的。1976年，伊朗原子能机构开始了小规模的铀浓缩研究。

埃特玛德后来被称作伊朗“核计划之父”，但很显然，伊朗核计划的起步是巴列维国王个人意志的集中体现。回归巴列维面对的伊朗和中东，他的选择路径变得清晰起来。

1919年，礼萨·汗国王的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出生。在他出生后的几天，世界历史发生了一件重要事件：1919年11月，英国及法国军队占领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随即崩溃。从此中东地区历史游戏规则被彻底打破：中东主体民族——突厥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通过权力争夺而建构地区秩序的方式被终结。外域强国的意志成为主宰性力量。

早在19世纪下半叶，英、俄已经在伊朗划分势力范围。从1909年以来，英国人通过英伊公司控制伊朗石油的生产和销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和英国为对付纳粹德国而携手。英国从波斯湾通过横贯伊朗的南北大铁路，把军事物资运到苏联。为亲自控制这条通道，1941年8月25日，英、苏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伊朗，9月16日，两军压向德黑兰。也就在这一年，礼萨·汗逊位，传位于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对于年轻的国王来说，他的首要安全关切就是敦促外国军队撤出伊朗，实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本身并没有实力实现这一点，但意图进入中东的美国愿意帮他这个忙。1943年12月，德黑兰会议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伊朗的宣言》，美国政府对于伊朗政府维持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表示完全赞同。

“冷战”大幕拉开，中东成为核心战场。1946年2月，苏联援引1920年《苏伊友好条约》，以保障苏联安全为由拒绝从伊朗撤军。美国总统杜鲁门在3月21日向斯大林发出威胁性口信：“面对强大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侵略或渐进侵略时，美国将一如既往地做出反应。”这才迫使斯大林在3月25日做出撤军的决定。但是，苏联在伊朗北部苏占区策动成立阿塞拜疆和库尔德两个共和国。同时，苏联对伊朗提出领土要求，要求后者割让靠近苏联的喀斯和卡拉汉两个地区，索要伊朗北部五省石油勘测和开采权。

1951年，巴列维的政治生涯也陷入危机。民选首相摩萨台（Mossadeq）上台后，巴列维被软禁在王宫。这回，美国人再次站了出来。1950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题为《关于美国对伊朗问题应持什么立场》的报告中指出：“由于伊朗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而且又无力抵抗武装进攻和政治颠覆，它必然会被苏联视为其侵略计划的永恒目标。”1951年，摩萨台针对英伊石油公司发起国有化运动。美国以“冷战”的角度审视了这场民族主义斗争。根据时任国务卿杜勒斯1953年3月2日给驻伊使馆的信件，美国认为，摩萨台将与伊朗人民党结成联盟。苏联正在秘密帮助人民党向伊朗军队和政府渗透，目标是夺取政权。同年，一场政变就重新让巴列维成为伊朗的主人。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研究所解密了一份上世纪70年代中央情报局（CIA）文件。文件中说：“推翻摩萨台和他的国民阵线内阁的军事政变由CIA指导，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行动，由美国政府的最高层构思和批准。”

这场起落对巴列维的冲击极大。外患和内忧促使他毫无悬念地将伊朗纳入美国的地区安排。从1953年9月到1954年末，为保证巴列维政权稳定，美国提供了1.47亿美元的援助。1955年秋，伊朗宣布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这是美国为与苏联在中东进行争夺建立的军事防御组织。巴列维国王对艾森豪威尔总统信誓旦旦地表示，他的国家“将成为自由世界防卫中有意义的一环”。

但巴列维绝不只是一个傀儡君主。1971年10月，他花费数亿美元，邀请世界数百名政要参加了居鲁士大帝建立波斯帝国2500周年的庆典。《时代》杂志把它称之为“整个世界历史上最盛大的狂欢派对之一”。庆典上，巴列维当众与居鲁士大帝的神灵进行了精神沟通，保证要继承这位已故统治者的传统和事业。

恢复伊朗的大国地位是巴列维的毕生追求。他在《我对祖国的职责》一书中说：“伊朗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极为现实的基础之上。”他的策略是在美国的地区安排中实现这一目标。

1968年1月，英国威尔逊政府决定在1971年底前从海湾撤军。英国从海湾地区的全面撤退使阿曼、巴林、卡塔尔、阿联酋诸国相继获得独立，旧的地区秩序和安全结构宣告崩溃，海湾陷入暂时的力量真空状态。此时的美国深陷越南战场。尼克松政府上台后，推行尼克松主义，采取了全球收缩战略。这为伊朗提供了机会。巴列维立刻提出由伊朗接替英国，成为“波斯湾警察”。石油给了巴列维底气。从1968年起，伊朗石油收入开始攀升，很快成为欧佩克成员和世界上第四大石油生产国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70年代，伊朗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增长。在1973和1974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分别达到32%和42%。

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伊朗，并与巴列维签订《尼克松-巴列维协定》，协定规定，伊朗可以从美国购买除核武器之外的任何先进武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表示：“巴列维应当填补英国撤军后留下的、现在被苏联入侵和激进势力威胁的权力真空。这最好是在没有美国的资源投入下完成，巴列维情愿通过它的石油收入来购买美国武器。”1974年，伊朗从美国进口武器价值相当于前22年价值的2倍;1976年8月7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宣布美国将向伊朗在今后6年内销售价值100亿美元的武器，这相当于这一阶段美伊500亿美元贸易总量的1/5。

美国的官员们知道国王对武器的狂热。他们总结说，谈论“淡化伊朗政府的军事要素就会戳中国王敏感的怪癖”。他们甚至相信获得武器是他与西方结盟的“主要目的”。许多美国外交官都曾抱怨，他们被迫在王宫里花费一整个折磨人的下午，听巴列维抱怨美国军事援助的质量和数量。

70年代，伊朗开始进行雄心勃勃的军事援助项目。巴列维向阿曼等邻国提供了军队，向索马里这样遥远的国家派兵镇压叛军。伊朗海军在1175英里的国家南部海岸线巡逻，向南直抵阿曼和也门。伊朗国家电视台几乎每天都会播出这样的画面：国王穿着全套的军服，视察无可挑剔的部队，站在直升机控制台前面，举着一支自动步枪瞄准。他常常和到访的他国元首在一起做这些事。这些人通常是来借钱的。

伊朗所扮演的地区领袖的角色是美国所乐见的。然而，尼克松主义存在一个天然的缺陷——在美国的地区安全架构中，伊朗和沙特相互制衡，同为海湾安全的基石。多年后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阐释：“就尼克松主义的精神而言，我们愿意向海湾国家提供援助，但我们期待他们为自己的防务承担主要责任，并进行合作以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我们特别期待本地区的主要国家——像沙特和伊朗，为这个目的而合作。”但是，“鉴于两国在历史、文化、政治、宗教和语言等许多方面的差异，期待沙特和伊朗进行合作是不理性的。相反，可以预测，作为本地区最强大、最有影响的两个国家，他们很难避免就地区优势进行竞争，尤其是作为缓和因素的英国已经从本地区撤出的情况下”。

美国的地区安全架构对巴列维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中东一向是各种宗教和民族冲突的舞台。641年，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征服。伊朗是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统治领域中受压迫最严重的行省之一。当时，阿拉伯帝国的税收主要来源于那些被征服地区居民的土地税和人头税，其中土地税占主要比重，而人头税则是向那些未皈依伊斯兰教的异教徒征收。但是在伊朗，“征税者常常从那些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的民众中征收人头税”。在被迫皈依伊斯兰的过程中，波斯人选择了什叶派而非逊尼派，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什叶派否认阿里以前的三任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历任统治者的合法性，这一主张实际上否定了阿拉伯人对广大被征服地区统治的合法化。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什叶派思想一直和波斯人的民族主义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

9世纪末，伊朗实际上已经脱离了阿拉伯人的统治。但在1055年，布维希王朝被中亚地区逊尼派的支持者塞尔柱突厥人推翻。新统治者将什叶派视为国家的公敌。而在随后的将近500年的时期内，伊朗先后遭到蒙古和中亚突厥游牧部落，以及帖木儿的入侵。

“二战”后的中东秩序是由美国和苏联的存在维持的，“冷战”结盟关系盖过了地区固有的政治生态，尽管冲突不断，但基本维持了中东势力平衡。但它并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各中东主体民族和教派依然都视对方为贸易、主权、宗教主张、政治权力和地区霸权的竞争对手。伊朗传统上一直在寻找地区以外的合作者，正是现实使然。

70年代，苏联的实力开始衰落，美国忙于越战，两国在全球事务中都处于收缩状态。一旦上方的压力减小，中东的潘多拉魔盒就打开了缝隙。

1971年11月，在英国撤军前夜，巴列维国王派兵占领了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他的野心及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引起阿拉伯国家的警觉和恐惧。沙特与伊朗在70年代以前就存在的隐形军备竞赛变成了公开行为。1971年，伊朗的军事开支不过18亿美元，而4年之后的1975年，已达97亿美元，几年间增长了约4.4倍。同时期，沙特增长了6.5倍，其他海湾国家增长了6.1倍。

核自然也是巴列维大国计划中的一部分。早在1960年，国王就曾提出，石油可以用来制造7万种商品，如果用核电代替石油发电，意味着一笔巨大的财富。伊朗的石油迟早有一天会用光，核能将是一种替代品。同一年，他在议会里说，伊朗不能再生活在“中世纪”，它必须实现现代化，以西方的“科学与理性”为模版。在当时的世界，核能就是区分现代与前现代的标志之一。

国王没有明确提出的是，在战后的国际政治游戏中，核还意味着绝对权力。1968年7月1日，《核不扩散条约》开放签署的第一天，伊朗外交部长扎赫迪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几天前他接到巴列维的一个电话，后者吩咐他一定这么做。完成任务后，扎赫迪给国王去了电话。巴列维很高兴，他说这向西方显示，伊朗是个“可敬”的国家。但掌管伊朗原子能机构的阿克巴·埃特玛德深知，尽管如此，核武器是伊朗进行核研究终将无法回避的，但他并不知道该如何提出这个微妙的问题。

伊朗原子能机构建立后，巴列维总是想直接介入研究项目。但知识储备成了一个障碍。埃特玛德也意识到，他必须和国王之间形成共同语言，避免误解。国王同意让埃特玛德教授自己核物理。后来的半年里，在他堆满金笔的红木办公桌前，巴列维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两到三小时。他从原子、分子这些基础知识开始学起，完成了一份大学核物理教学大纲。有的时候，埃特玛德和国王在王宫花园里散步，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作答。巴列维犯了不应当的错误，还会受到“老师”委婉的批评。每次结束课程，埃特玛德会留给国王一些资料，告诉他如果有时间可以看看，而巴列维总是会完成这个作业。

1975年末的一个下午，在讨论完核裂变过程后，埃特玛德终于感到是时候坦率提出那个终极问题了。“让我们来谈一谈。”巴列维回答。在那场超过两个小时的谈话里，国王分析了伊朗在中东、印度洋的地位，这个国家的优势和缺陷，以及核武器与这一切的关系。

埃特玛德回忆，巴列维的思路围绕着两个要点。一是伊朗的常规武器实力。他告诉埃特玛德，军队是孔雀最漂亮的羽毛，伊朗的命运要求它必须维持一支与其国际和历史地位相称的军队，作为统治者，他决心做到这一点。巴列维明确说，伊朗并没有马上获得核武器的需要。现在的它足够强大，还能够保护自己的地区利益，得到邻居们的尊重。事实上，伊朗主宰着一个小小的单极世界。根据1976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伊朗的军事实力已经在波斯湾海陆空全面称雄。

另一点，国王认为获得核武器对伊朗来说是不利的。埃特玛德留意到，国王在谈起美国时总是不大自在：他试图效仿美国人，尊重他们，但他并不喜欢他们。事实上，他害怕他们。他告诉埃特玛德，任何追求一枚核弹的行为都会破坏他精心建立的两国关系，并最终付出国内政治的代价。而且，针对苏联，美国提供了安全保证。

巴列维说，这就是他的立场，如果事情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如果地区内的任何力量得到了核武器，他会重新考虑。埃特玛德提醒说，即使国王改变了主意，核武器的获得也不是朝夕之间的事情。巴列维表示接受。埃特玛德想要一个更明确的时间范围，他提出：也许10年后伊朗会需要核弹？巴列维看着他，顿了顿。“为什么不呢？”他用英文答道。

这次谈话后，埃特玛德决心加快伊朗原子能研究的速度，跨越民用核能的研究范围。第二天他召开会议，要求同事们开辟研究的一切渠道。铀浓缩试点被建立起来。1976财年，伊朗原子能机构的预算从前一年的3000多万美元直升为10亿美元。

重回现实主义

1989年，伊朗革命的政治和精神领袖霍梅尼去世。伊朗公布了一份霍梅尼事先起草给继任者哈梅内伊和宪法监督委员会的信件。在这份“遗言”中，霍梅尼强调，宗教法学家的统治责任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存续，不惜以违背现有的宗教法律和伊斯兰教训诫为代价。

这封信件实际是对过去10年伊朗国家道路的总结。霍梅尼意识到：他的意识形态使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存续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1979年，霍梅尼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根据全民公投的结果，在伊朗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虽然他和巴列维的意识形态大相径庭，但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他们面对同样的问题：如何定义伊朗在地区，以及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并以此为出发点处理伊朗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巴列维选择世俗化和现实主义，在美国的地区秩序下寻找空间。但具有强烈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革命否认了这种选择。霍梅尼决定不承认美苏所主导的国际格局和秩序，试图用超国家意识形态挑战和改变地区格局，其具体的举措就是输出伊斯兰革命。1980年，霍梅尼表示：“我们应当尽全力向世界输出革命，我们应当抛弃不该对外输出革命的想法，因为伊斯兰并不认为各个国家有何不同，而且伊斯兰是世界上所有被压迫者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所有超级大国和大国已经起来破坏我们。如果我们仍停留在封闭环境，我们注定会面临失败。”换言之，输出革命并不只是宗教意识形态的需求，也是伊朗安全威胁的现实选择。

但8年的两伊战争证明霍梅尼的选择是错误的。海湾国家对伊朗的革命输出感到恐慌。虽然是伊拉克率先挑起战争，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波斯湾地区的国家迅速向伊拉克提供巨额经济援助。地区以外，1983年里根政府对伊朗实行武器禁售，同年12月，美国解除所有对伊拉克的武器禁运，并表示“伊拉克的失败不符合美国利益”，鼓励盟国向伊拉克出售武器。1984年1月13日美国以伊朗参与1983年黎巴嫩海军陆战队军营爆炸事件为由，将伊朗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禁止美国向伊朗提供各种信贷支持，阻挠伊朗在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取得国际信贷。与之对应，美国在1983年向伊拉克提供4亿美元信贷用于购买美国食品，并将伊拉克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删除，在1984年与之恢复了外交关系。从1984年春开始，美国直接向伊拉克而不是通过利雅得提供卫星和其他情报。

最初，苏联持中立立场，对伊拉克实行武器禁售，试图换取伊朗停止支持阿富汗的伊斯兰反政府组织。但执著于意识形态的伊朗没有满足苏联的要求，当战局有利于伊朗时，苏联也将战略思路转移到支持盟友伊拉克上来。从1983年春天开始，苏联开始向伊拉克秘密交付米格-25飞机和SAM-8地对空导弹等先进武器。

战争使伊朗的资源迅速枯竭。1987年10月，政府不得不鼓励民众进行“个人圣战”和“经济圣战”，要求那些不能在战场上的人民通过现金捐助的形式，每人至少支付一个前线战士3～4个月薪水。从1986年开始，兵员补给也出现了问题。

1988年3月，伊拉克突然升级战争，用“飞毛腿”导弹对伊朗德黑兰、库姆、塔布利兹、阿瓦兹等城市进行攻击;4月，伊拉克重新夺回法奥;伊朗在巴士拉附近的军队被击溃，这标志着伊朗在最有利的地面战争中遭受重大失败;5月，伊朗在拉拉克岛的石油运输基地遭受伊拉克的猛烈攻击，损失惨重;7月3日，美国“文森斯号”驱逐舰击落伊朗有290名乘客乘坐的客机。

霍梅尼不得不承认失败。7月6日他在联合国598号决议框架下接受停火。这是一场迫不得已的和平。霍梅尼在德黑兰电台发表声明：“考虑到所有政治和军事专家的建议，我同意接受停火决议，我相信这符合革命以及政治体系的利益。要不是为伊斯兰我绝不会同意停火决定。我再次重申接受停火决议比吞下毒药更为致命，但是我服从真主安排。为了真主的满意饮下这份毒药。”萨达姆评论说：“尽管霍梅尼被描绘成狂热愚蠢和不懂政治的家伙，但他不是宗教人士而是政治家。当霍梅尼意识到损失大于收益时就讲和了。”

两伊战争的停火宣告了伊斯兰革命战略的失败。伊斯兰政权从中得到了教训：伊朗并不具备挑战现存世界秩序的能力;政权生存和国家的发展都无法在全面对抗中发展。从另一面来说，巴列维的担忧是正确的——伊朗存在安全困境，国家必须找到一块安全基石。1979年4月伊朗新体制建立之时，布什尔的两座核反应堆已完成过半，其中一座完成了85%。战争爆发后，布什尔工程被迫中断。伊朗总理曾在1981年2月表示“核电站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核开发应该限制在研究领域”，但从1984年起，伊朗核计划的恢复步伐加快。国家派遣大量留学生出国，并在伊斯法罕建立了新的核设施，开始向中国、巴基斯坦、阿根廷和瑞士等国寻求技术援助的报道随之频繁出现。据西方媒体披露的消息，早在两伊战争最艰苦的鏖战阶段，即1986年，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的专机就从巴基斯坦秘密运来了用于铀浓缩的离心机样机与制造核弹头和运载导弹的设计图纸。显而易见，战争使得伊朗更深层次地意识到了建立核威慑的必要。

1989年3月，去世前3个月，霍梅尼废除蒙特扎尼的继承人资格，选择宗教地位较低的、但是务实的哈梅内伊为精神领袖。霍梅尼的临终嘱托为继任者调整伊朗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了重要原则和指导，国家安全政策从强调意识形态转到专注国家利益。一方面，伊朗尽可能为战后重建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伊朗也在为可能存在的安全危机做准备。这一软一硬贯穿了整个后霍梅尼时代。

“冷战”结束后的单极世界，使伊朗面临的安全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克林顿政府在全球大力推动自由贸易，但禁止美国企业同伊朗发展直接的正常贸易关系。1995年1月美国明确表示反对任何伊朗参与里海的石油协定以及开采后的石油运输，以防止伊朗得到政治和经济收益。从1991到1994年，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海湾国家先后与美国签订安全协定，内容涵盖联合军演、为设备的存放和使用提供港口等设施。1993年美国助理国务卿理查德·莫菲表示美国不希望看到其他任何国家主宰波斯湾，要是有一个国家主导海湾的话，那就是美国。这种安全困境在“9·11”之后变得更加危险。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后，美军驻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对伊朗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伊朗认识到自己随时可能遭受美国或以色列的军事打击。

哈梅内伊的策略是接受现存的政治秩序，在美国以外打开突破口。在海湾危机中，伊朗外长韦拉亚蒂说：“伊斯兰伊朗相信波斯湾只属于波斯湾沿海国家。保护对国际和平十分关心的伊斯兰伊朗正在要求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并要求所有外国军队从波斯湾撤军。”整个战争中。伊朗保持中立，宣布支持保持伊拉克主权完整以及反对任何疆域变化。德黑兰积极参加了与阿拉伯国家、地区组织之间的磋商，以寻找解决危机的“伊斯兰方案”，使两伊战争中僵化的地区关系缓和起来。

哈梅内伊还将目光投向欧洲。1989年初，霍梅尼表示英国作家拉什迪的《撒旦诗篇》亵渎了《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发布“宗教法令”，号召所有穆斯林追杀作者和相关出版者。这致使英伊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欧共体成员国也召回了驻德黑兰大使。1995年，伊朗外长韦拉亚蒂表达了新的官方立场：“我们作为政府不想派任何个人或者别动队在这个国家外刺杀任何人，无论是拉什迪还是其他人。这就是我们政府的立场，但是如果你问有关宗教法令的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必须将事件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宗教法令问题，另一个是官方立场。”1998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哈塔米总统更进了一步：“霍梅尼发出的宗教法令只是他作为宗教法学家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萨拉曼·拉什迪事件已经完全结束。”哈塔米的改革派形象为欧洲等国家发展同伊朗的经贸关系提供了极好的理由。伊朗同欧洲的经贸关系得到巨大的改善，这对伊朗突破美国的遏制重围、保障经济安全具有实质意义。

在第一次核危机的爆发中，伊朗是被动的。2002年8月，伊朗反对派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向《纽约时报》披露，称伊朗正在纳坦兹和阿拉克秘密建造两座核设施。2004年的第二次核危机则源于伊朗主动宣布重启铀浓缩活动——这更像是一种应激反应，针对小布什政府和以色列的指责和威胁。但是，无论陷入怎样剑拔弩张的境地，伊朗从未提出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它坚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合作，从未放弃接受外交斡旋，从未拒绝谈判桌——伊朗学会了接受国际秩序，从中与各大国周旋，用他们在自己与美国等其他敌对国家之间制造一张安全网。

第一次与第二次核危机都是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斡旋下解决的。伊朗巧妙地利用了美欧之间的分歧，把欧盟拉到了倾向自己的一方。2003年，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曾不同寻常地宣布英美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考虑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历史，这件事在美国看来要比在欧洲更为敏感。我们有不同的分析和判断。”对伊朗来说，与欧洲各国的谈判成为伊朗阻止小布什动武的最好方式——只要会谈继续就意味核问题可能通过和平和谈判的方式解决。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确做出接受暂停浓缩铀的研发和生产的重大让步，这也让美国失去了以军事手段打击伊朗的借口。

第三次核危机爆发时，中东的局面和“冷战”结束时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与之发生了密切联系，并期望改变美国主导一切的局面。

2006年4月，小布什甚至表示要用战术核武器袭击伊朗。伊朗总统内贾德发起了频繁的能源外交攻势。2005年9月从核问题提交安理会到2006年7月31日安理会通过16号决议之前，伊朗政要频繁出访。伊朗与印度探讨了修建金额74亿美元的总长2775公里的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的计划;与中国石化总公司签订价值100亿美元的正式协议，勘探开发伽姆萨油气田。伊朗还利用核项目合作和地缘政治利益紧紧拉住了俄罗斯。根据2002年底俄罗斯杜马决议，俄罗斯在未来10年中继续为伊朗建造5个新的核电站。在2006年12月和2007年3月安理会讨论制裁伊朗决议时，俄罗斯对由欧盟三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了修改，不仅删除了一些严厉制裁措施，而且把俄罗斯援建的布什尔核电站也排除在决议之外，也没有提及对伊朗动武的可能。在美、法等西方国家不时威胁对伊朗动武的情况下，俄罗斯明确反对使用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2007年，普京参加在德黑兰举行的里海沿岸国家峰会。峰会的联合声明强调：“任何里海国家都不应向第三方提供领土，用于针对另外一个里海国家动用武力或军事侵略。”此外，俄还不顾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向伊朗出口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

第三次核危机已经在谈判桌上消磨了9年时间。伊朗的边缘政策取得了部分成功。伊朗的核浓缩能力得到了空前加强。中东极端主义的兴起令伊朗的合作价值大大提高。伊朗在谈判中做出了妥协——外交中的硬和软，核项目的前进和倒退都只围绕一个目的而存在。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并无证据表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或在整个人类的末日审判中寻求自我了断”。

（参考书籍：David Patrikarakos：Nuclear Iran：The Birth of An Atomic State; Dore Gold：The Rise of Nuclear Ir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