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阳

华鑫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朱建洪

“股灾日”

沪指曾在中午有一波脉冲式急速上攻，盘中一度飘红，却在下午又急速下挫，收于3686点。这样的结局既在朱建洪预料中，又在预料外。哪怕是前一天，沪指报收于3900多点，他都还不能确定大势：也许跳一跳，它还能回到4000点以上。但经历了周五这个交易日，他才觉得是“彻底破了”。

此前一天，朱建洪早上在上海东方财经频道上节目，中午又辗转到湖北卫视上海演播厅。那时他的观点是，4000点是一个牛熊分界线，一旦被有效击破，就彻底动摇了股民对牛市的信心，这是最可怕的局面。没有想到第二天就见了分晓，那时，他发现自己已经没什么可说，因为一切已超出了分析范畴。

随之而来的周末注定是难熬的两天。对于上海这个有着“股疯”传统的城市，股票是最热门的话题。更何况朱建洪这样的“机构大佬”，更是辗转于一个个圈中饭局，使得上海的夜幕呈现出一番别样的焦虑。

周五交易日的落幕，伴随着上海黄梅雨季的一阵飘忽不定的疾雨。临近傍晚，他与记者坐在上海徐汇区的一处露天茶座上，眼神始终蒙着一层游移和恍惚。在盘口上守了一天，他还在不停地接着电话。其中有电视台编导的诉苦——已经没有分析师愿意上节目，又有散户的电话问周一会怎样，更多是机构大佬来电约饭局。

有一个电话来自上海一家配资平台的老板，他手下有一位客户，入了10亿元本金，投了1比2的杠杆，在那天被电脑homs系统强行平仓，30亿元瞬间蒸发。这家配资公司2005年成立，属上海最早的一批，那天，公司600个账户被强平。当大客户在一个个被腰斩，老板在电话里“语气都变了，他说以后这个行业都没法待下去”。

这次雪崩是朱建洪从业生涯中前所未见的。哪怕是2008年那次大跌，也是跌停、反弹，再来个整理，虽然指数在跌，但受业绩支撑的股票也还在涨。但这次是无论什么股都在跌，A股市场一半股票跌幅超过60%，这就不正常了。

朋友中，很多人被满仓套住，几个跌停后又没法抛掉，所以这几天的饭局中谈论股票的反而少了，众人都知道，谈了也是白谈，就在心照不宣中沉默。这些人都是机构内外的“高净值人士”，而朱建洪因为既有机构身份又是长期浸淫的资深老股民，所以备受年轻投资者的拥护，每次都请他分析盘面。

这种跌法让他想起1997年时索罗斯做空香港股市，恒生指数从16600多点跳水到6600点。“但那个时候民众起码知道有索罗斯这个人，也还有金融危机这个大背景，但这次是什么都不知道。”

6月26日，沪指跌幅7.4%，那个周末中央宣布双降（降准、降息），这一利好刺激让绝大多数已经清仓的人相信彼时再进场是对的。但市场在之后的周一仍然失守4000点，即刻受侵的就是追加进去的股民，但危机更在向融资、融券，以及配资这些加了杠杆的账户逼近。

事实上，业界公认这是一次受资金推动的杠杆牛市，两融（融资、融券）和场外配资成为众矢之的。朱建洪在5月底上电视时袒露了忧虑，他认为这次下跌也可在一系列调控中找到隐秘的逻辑线。

4月中旬，沪指在4500点以上时，证监会调整规范两融杠杆，受波及的是50万做两融的股民;在4800点时限制伞形信托;5000点以上开始限制homs交易系统。“那时我就预料，场外杠杆被一刀切之后，会面临1000点的下跌。”他告诉记者。

意见领袖

朱建洪在圈子里被称为“九哥”，他黝黑的外表和板寸头让人增添几分江湖遐想。但实际上，他是80年代末的大学生，毕业于计算机系，之后在深圳当了5年程序员。就是这个身份，让他得以在回到上海后接触到股票交易指数的编程。

1996年初入股市，时值互联网泡沫开端，那轮长达五六年的牛市让他赚了40万元。但2000年之后互联网泡沫破裂，让他连本带利又亏损了20万元，那个时候开始警醒到自己对金融的理解远远不够。

对于老上海股民，对金融的理解大多从涉足股票开始，但真正跳脱出来成为“大拿”则绝对不是凭每天守着K线图。而朱建洪的炒股轨迹也多少折射出大部分老上海股民“发迹”的群像，那就是先在90年代末期尝过甜头，再蒸发，之后痛定思痛地系统性学习，混迹在草根的江湖中论资排辈，2007年牛市一来打个翻身仗。

“人只有在熊市的时候才知道要去学习。”他说。也是经历了人生第一次金钱蒸发的阵痛之后，有两年半的时间，他几乎足不出户，在家里从经济学原理读到《资本论》、《大逻辑》、《小逻辑》。与此同时，股民开始借助网路论坛风云际会，朱建洪在当时涌现的各种炒股论坛如“K线论坛”，“金银岛”上都担任了总版主，积蓄了一定人气。

漫长的熊市中，闭关苦读，并结识民间高手，朱建洪在一种不自觉的执拗中从程序员蜕变成股票玩家。把他请出山的是2003年一档股市广播节目“股市大家谈”，之后又是电视节目“今日股市”。他还记得，当时所有跟他并坐的嘉宾都是有职业分析师从业证书的，而他的头衔是“独立分析人”。

随着“对的次数越来越多”，一个底层炒股者的风头渐渐盖过了职业人员。在2007年末的牛市中，他又凭借40万赚到了770万元。那一轮牛市之后，市场再次经历了6年的“底部震荡史”，但他的“粉丝”在“线上线下”开始猛增。

牛市的时候只要持股就可以，但散户最需要你的是震荡的时候，他们需要意见领袖。2009年朱建洪生日那天，全国各地飞来了300多名“粉丝”，包了饭店的两层。而那时在线上，他有3个QQ群，超过1000人。

也是在那一年通过熟人介绍，朱建洪进入华鑫证券担任中台理财经理。中台业务相对务虚，并不像前台经纪人有业绩指标考核，从而得以让他开始研究各种股票组合。

“股民虽然每天会看到不同消息，但是解读能力不够，明明利好会解读为利空，反之亦然。你即使知道互联网+、国企改革等概念但不能判断有多大价值。”朱建洪觉得，自己就像一名猎人，可以天然地嗅到猎物的所在，甚至能感觉到政策背后的推动力、资金来源和资金的大小。

“20个中保两个”

圈子里的高净值金融人士，绝不是只靠本职工作挣一份工钱，也不能只靠炒股。他们同时也在VC、PE等资本运作上活跃，炒股炒得好的就能再跳一跳身价上亿。

华灯初上的时候，朱建洪的私募界、理财界朋友纷至沓来，在一家极隐蔽的老上海饭馆里开始又一轮饭局。席间，他们不提个人账户的输赢面，带来的都是一天以来行业内的洪水般的消息。

某第三方理财平台经理许林（化名）在白天看到了清水源私募基金爆仓的管理层会议视频。“好多客户都指着三名主管骂是如何做‘风控的。”另一位有着20年私募史的投资人张晖回应道：“这是无法做‘风控的，杀跌停中反应也来不及。”

清水源私募机构成立3年，收益率超过10倍，当天，它管理的多只止损类私募基金发生踩踏而爆仓，这个消息在晚间才逐步见诸媒体。而当危机逼近私募基金时，高杠杆的配资平台已经经受了一周的洗盘，配资账户被电脑系统强行平仓的消息屡屡不绝。

许林在当天接到这样一个电话，一名配资管理人告诉他现在只能是“每20个客户中保两个，而这两个是要保住的大客户”。这种策略的惨烈之处是，这两个客户只要保证金一次次地滚进来，第二天由配资公司把票买回来并自补亏损，使其不触碰平仓线。“现在连月息都可以谈了。”许林说。

“其实这两天被平仓的不是从上面掉下来的，而是在4000点时诸多政策利好刺激下进仓的配资盘，他们没有想到政策出来了还会跌。”朱建洪说。

他的朋友上海仟邦资都董事长叶魏的一个配资账户就被强平了。在上周一的时候他从清仓的股票中拿出200万元做了一个配资账户，在4天后，他发现手机上的homs软件上就查不到股票交易记录了，没人通知就被自动平掉了。

南柯一梦

叶巍放了1比3的杠杆，200万就放大为600万，600万加上200万就是共800万的本金，周二时配资公司电话来说保证金不够。他立即追加了100万进去，就在一天后还是悄无声息地被平仓。

目睹这场过山车般的财富游戏，他甚至有些玩味其中的新鲜劲。他打开手机上的homs系统向记者回忆着这个不可思议的过程，“也就是说一共打进去300万，总共900万在炒，现在账面余额剩661万，亏损240万”。但是，愿赌服输，他将开始支付每月9万的月息给配资平台。

此外，他还有6个A股账户，每个存几百万原始资金，分别甩给6个不同的人帮忙操盘，这些人无例外地可用两个标准衡量：一是人靠谱，二是“消息灵通”。其实，他只是去年下半年刚进场的新股民，之前对股票一窍不通。在去年末，最高峰时入了2000万，也赚了一倍回来。

但就是这几个交易日，盈利瞬间蒸发归零。他打开一个个股票账户对记者比画着：“一个原来盈利200多万，现在77万;一个100万本金，盈利50万，亏了共6万……”言间带着几分自嘲，回想这一切如同一场充满戏谑的南柯一梦。

虽是新手，但是他对中国股市的运作规律还是颇有耳闻，比如没有内部消息是炒不好的，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次不管有无内部消息，一律被斩。对他来说，4000点以上的时候就有意清了两个股票账户，“目的就是为了把钱弄出来做杠杆”。那时还动过念，找朋友合资配一个6000万的杠杆，现在想来幸好没有实现。

仟邦资都是一个二手房抵押融资平台，叶巍在3个月前，明显感觉到借款的单子很多，但资方都不愿进来。这个细微的风向之变也能管窥到资本市场上的流动趋势。“很多客户拿房子做抵押进了股市。”叶巍说，在资金用途上，有的融资者填写了“投资”。

“但是存量的出借客户在流失，新增客户在减少。”起先以为竞争对手是同行，仔细一想才发现原来是股市。“毕竟我们的年利率也就12%。”他说。但是最近这两天，好多客户都回来了，问有没有新单。

“越挣扎越被捆得紧”

在饭局上，从美国华尔街回来的美籍华人夏平显得有些局促和尴尬。他先后在高盛和瑞银担任算法交易工程师，如今在上海经营着一只对冲基金。他本身没有在中国炒股，尴尬是因为任何话说轻了都可能刺痛在座者的神经，就像之前在5000多点高位时，说重了也可能给人泼冷水——中国股市粗暴的疯长让他预料到有这么一天。

虽然与朱建洪等机构人士互通有无、惺惺相惜，但是他们并不同道。从原则和操作手段上都不一样，夏平看起来更理论化，也更超脱。他的对冲基金在上周也还“盈利可观”，跟一般的单边基金相比，它存在对冲成本，即使在大幅下跌时，也没有什么损失。

对冲基金是同时进行两笔行情相关、方向相反、数量相当、盈亏相抵的交易，以此降低投资风险。对冲机制相当于给基金上了保险，得到的“理赔回报”高于市场损失。夏平感觉，这次下跌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意识到单线买卖的基金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他从来就不做赌博式买空卖空的基金的原因。

在这个卧虎藏龙的冲浪般的市场上有两个极端：一种是依靠消息面，内幕交易、操控市场来获利;一种是分析曲线的技术派操作者。有着耶鲁物理学博士后头衔的夏平无疑是技术派，但他认为从更广阔的宏观层面讲，股票是契约精神的最终体现，每个人都要风险自控、愿赌服输。

这还是基于对中国股市的一个判断：“中国的股市比赌场的风险还大。”当市场徘徊在4000点以上的时候，这只对冲基金在有意地减仓。“不是没有考虑过加仓，而是没有取得管理层统一意见，于是迟疑了一两天。”没有想到这一迟疑就是获救，如今想来，他更确定，没有基本面的支撑，光玩题材和概念是不够的。

“快速下跌是很可怕的事情，从多空的角度来说，这个过程中任何股市中的人都可能是空头，这些人在任何反弹下都会竭力逃出来。”夏平与朱建洪的观点很接近，这是一种系统上的风险，一旦操作失当就可能一泻千里，不知底在哪儿。

2008年9月，夏平在美国，正值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股市受次贷危机的影响，剧烈震荡、一路下滑，股指有多达27天的起落在4%以上。他觉得，即使当时股市踩踏已经发生，也没有太多同情的声音，在一个成熟的市场里，政府的作为是揪出违规者，而没有义务为个人投资行为兜底。

但是对于叶巍这样的本想玩票一番，却差点失足的高净值人群来说，又经历了一场所谓政府和市场边界的“务虚”问题。香港朋友告诉他，1997年时香港股市就是这种跌法。而美国朋友说，2008年时美国股市都不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受到强行平仓，也许他还想买进股指期货，但如今对杠杆式产品已经敬畏三分。朱建洪也认为，这个时候做得越多，越被平仓，“越挣扎越被捆得紧”。索性就静观其变，孤注国家的救市政策。

朱建洪目前正准备向工作的证券公司辞职，筹备自己的投资公司，其中一个重要板块是做投资者培训课程。他认为，熊市在即，新老股民的学习热将会开启。周五晚上的饭局上，他和朋友们一场酒酣之后在微信上建了个群，起名为“股灾纪念日”。

（感谢第一财经学院刘珍女士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