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济南 250014］

“人、鬼、神”的异质同构
——论《鬼恋》中“女鬼”的三重形象

⊙于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济南 250014］

徐訏《鬼恋》中的“女鬼”,因其扑朔迷离的性格而引人注目。以往学者在研读此小说时常常将切入点放在“人鬼恋”的故事原型探究、“革命+恋爱”的创作模式等角度上，对作家赋予“女鬼”本身的各种特质关注还不够深入。本文力图通过对女鬼身上蕴含的“人”“神”“鬼”三重形象的两两比较，并借助格式塔异质同构理论来分析这三重形象的统一，以期为重新审视这部作品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鬼恋》三重形象 异质同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笼罩在动荡与战乱之中，各种思想交流碰撞，中西方文化的对冲更是在各种场合表现突出。生活的艰辛和精神的困境促使读者向往曲折奇诡的浪漫故事以自慰，而徐本人的留学背景和其渊博的学识基础，也正适合“新浪漫主义”这种易于融汇中西的方法来进行创作。曲折奇诡是这派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而“鬼神”的意象又恰好是用来拉开现世人生距离、增添怪诞离奇、冷眼旁观人间的绝佳视角。恩格斯在论及灵魂问题时说，“在远古时代，人们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之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概念”①。

而格式塔异质同构理论则以整体论为基础，认为在某些属性当中，比如它们的强度和响度、简单性和复杂性、流畅性和阻塞性、安静性和骚乱性中，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同一性。②自然之所以能够表现人的情感，除了人赋予它的意义之外，它自身必然有着能使人赋予该意义的物质，阿恩海姆将之称为力的结构。不论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力的结构都存在其中并且彼此相通。当观赏对象体现出力的样式，与人类某种情感中的力的样式趋于异质同构时，人们便对该对象产生了强有力的情感共鸣。③运用到《鬼恋》中“，人、鬼、神”三重形象各有特点，但又融女主人公于一身，在情感上始终以一种缠绕的姿态同主人公“我”纠缠不清，由此表现出的“同一性”深深吸引着“我”。我们不妨将异质同构理论中“不同的观赏对象”替换为女鬼的三重形象，而其同构的力的样式恰好可以确认为“同一人”和其所具有的同一份“情感”。而通过对这三重形象的描述，女鬼内心中的那副真实图景最终浮出水面。

一、具有“女神”美貌的女“鬼”

鬼怪的意象常常出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鬼恋》中“女鬼”的出场也对应了古典故事原型的要素：月色凄清的夜半，人烟稀少的地点（不起眼的烟具店）、无事独行的青年男子。但不同的是，“女鬼”给主人公“我”的第一印象却几乎是“女神”，鬼怪的恐怖骇人无处可觅：“我心里觉得她的美是属于神的，所以无意识地说出这‘神’字，但是我随即用平常的微笑冲淡了那责问的空气。”④初次见面的这段叙述，生动地描写了“我”对“女鬼”的印象是“美好”“银色”“洁净”的，甚至产生了“神”的幻想。神秘绝美的女子，说话还以奇异的“人”字作为称呼，这些足以使“我”联想到“神或者是上帝”。但“鬼”却明确地告诉他自己是鬼不是人。两相矛盾的事物附在一个人身上，对“我”的独特吸引力也恰好正在这女神的美和女鬼的神秘二者同一之中。由此，两种异质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开始呈现。鬼怪是令人恐怖和畏惧的，而神则恰恰相反。从哲学意义上讲，神常是存在于幻想中的超自然、超人类的全智全能的力量，以人格化的形象出现，往往给人以物质帮助或心灵的安慰。鬼和神两者本身是对立而无法兼容的，但作家有意为之，给人以巨大的惊异和割裂感。神给人的感受庄重、严肃、神秘而不可捉摸，作者将这种因神的“无所不能”而产生的思慕，巧妙地转移成“鬼”的美貌、气质和神秘感。似神非神又似鬼非鬼的女子身份引起了“我”以及读者的巨大兴趣，此外也潜藏着因两种形象南辕北辙而导致的巨大阅读期待。具有同一性的“女鬼”和“女神”共同推进着故事的深入。

二、以女“鬼”掩饰自我的女“人”

阿恩海姆富有创造性地阐释了异质同构理论，并指出了“表现性”在其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表现性”就是艺术品中的“格式塔质”，这些异质间的相似性又让人产生特有的审美体验。如何突出“人”与“鬼”两种异质的表现性并进而指向同构，作者下足了功夫。第一次月下漫步时，酒意渐醒的“我”开始感到孤独和恐惧，如果她真的是鬼，那即便是再美丽博学，“我”也不会想再次见到她，因为在“我”的理解里，鬼是只会害人吃人的。“但是我以前是人，是个活泼的人”，“女鬼”的这句自白使读者的阅读感受由“女鬼”引起的惊愕起疑，转变为想要知道她是如何由人变鬼且甘心为鬼的。在一次回“鬼”家避雨，“我”仿佛已经确认“女鬼”确实是人并可以追求了。但紧接着白日寻访时又出现了无人居住、已死多年、手表消失等离奇情节，同一人物如此频繁地在人和鬼的形象之间切换，读者的窥探欲此时已经达到极点。在该处，女“鬼”和女“人”这两种异质分道扬镳、渐行渐远，而“我”心中的爱情和友情也彼此挣扎，非内心独白不能表达焦灼的情绪。至此，人鬼恋的故事模型终于出现。

但和简单的人鬼情愫不同的是，这里的人物“鬼”包含了女“鬼”和女“人”两种异质，两种表现性共同把“我”吸引住。此时不论是鬼是人，都已经使“我”深深地陷入了情网之中。按照异质同构论的观点，自然事物或艺术形式之所以能和人的情感发生关系，主要在于它们二者都存在着力的结构的同形关系。上文已经提及“女鬼”之所以引起“我”的爱慕和追求，正是由于她身上“女神”“女鬼”“女人”这几种特质通过一人结合在一体，共同和主人公“我”的感情产生了“力的同构”。“我”所喜爱的其实是这所有的三个形象：女神的美貌与关怀、女鬼的奇异与神秘、女人引发的正常欲求，而该形象自身也同样是一个整体。作者这样简约地运用异质同构理论并非有借用理论来构架故事的目的，而是想让情节摆脱线索的空泛与单调。

“女鬼”在白日乔装出游被“我”识破之后承认“自然我以前也是人”，“而且我是一个最入世的人，还爱过一个比你要入世万倍的人”。由一个最入世的人变为厌世心死的鬼，原来一切都是参与革命却最终失败的缘故。革命的确能使人完全成为另外一个人，并必然地伴随死亡、绝望、痛苦等极限体验。用这一理由作为人鬼转化的契机，似乎恰如其分。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女鬼的“革命者”身份与其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形象和生活显得不符，我们不妨再次回到异质同构理论的角度上来。同是为革命而死，有人赢得身后美名，有人却蒙受冤屈无法昭雪，深埋在历史尘埃之中。将革命结果和“鬼”的三种形象来做对比，两者其实也具有类似的“力的结构”并带来相似的精神体验。这样来看，作者引入革命作为故事总推动力，就更显得顺理成章了。尽管作者在小说中并未给予革命任何的褒贬评价，但为革命赋予这种强大到能够翻转人鬼、隔绝情感的力量，还是透露出了作者对革命、追求和人生等命题的深入思考。

三、“女扮男装”引发的男“神”之恋

“鬼”褪去了鬼的神秘莫测，更激发了“我”追求爱情的决心。女鬼给予“我”周到的考虑和照顾，使“我”有关“女神”的想象再次出现。但她却无法接受再次变回人所要回味的痛苦，决定飘然远游。颇有意思的是，年轻的看护周小姐竟然也爱上了女扮男装的“鬼”，于是这俩人同时陷入了对女鬼的爱河。“‘女子，不管是女子还是男子，这个于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想会见他，永远同他在一起，陪伴着他，看护着他。’她纯洁而认真地说。”⑤令周小姐爱上的“鬼”自然没有呈现出鬼的一面，那时的她是作为一个男人的形象引发异性爱慕的。本来“鬼”的三重形象已经复杂交错，但作者的生花妙笔又把她“人”的一面分成了男人和女人，同一个人同时以男人和女人两种性别特征引发了他人的爱恋。

应该注意到在这段临近故事结束的部分，本已化归为男女爱恋的故事因“女鬼”的女扮男装再次出现了同构异质现象，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开篇提到的“女鬼”身上美到极致的神性起了作用。周小姐的爱在本质上同“我”对鬼的爱情别无二致。女人变男人、女神变男神，气质、美貌和热诚这些本可归之为美好人性的特质，正因为“女鬼”自觉地脱离人的属性而无法归置，成为游离之所在，多重异质始终没有离开这个人物本身。从这个角度上看，令故事中两个人物同时产生爱慕的原因，应该说就是这“女鬼”身上“人”与“神”形象的异质同构，并共同通过其外在的鬼的表现性深深起着作用。作者在处理完故事矛盾之后，正是利用周小姐对男“人”的爱情，补上了有关“人”与“神”形象同构的部分，由此才算真正地完成了对“女鬼”这个人物“人、鬼、神”三重形象的“一体”建构。异质同构理论认为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也是具有同一性的，小说中女鬼的三重外在形象和其复杂的心理可以相互映衬，共同在人物自身的场域内体现着生命、动态平衡等性质。⑥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恩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219-210页。

②③参见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14页，第619-623页。

⑥参见欧阳周、顾建华、宋凡圣等：《美学新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

[1]皇甫晓涛.后期浪漫派小说漫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1）．

作者：于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编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