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肖云［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000］

劳伦斯《儿子与情人》的人性异化悲剧

⊙王肖云［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000］

劳伦斯的人性异化悲剧借助他的文学创作很好地体现出来。通过文学表现其思想，由此围绕三个部分论述。首先，人性异化的英国社会对劳伦斯创作意识的影响，资本主义机械文明对自然人性的异化渗透到作者的创作中去；其次，该作品对家庭亲情异化悲剧的形象描绘，母亲对儿子的过度监护，儿子对母亲的依恋，家人对父亲的共同抵制等；最后，该作品对自然人性异化悲剧的形象描绘，母亲和儿子本是亲情却超越了亲情而像情人，儿子对恋人也是畸形需求，精神与肉体互相分离也突出地表现在作品中。

《儿子与情人》 人性异化 悲剧

1930年出版的成名作《儿子与情人》①是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自传。劳伦斯的人性异化、伦理思想、两性关系借助这部作品很好地体现出来，他通过《儿子与情人》叙述生活在资本主义机械化文明下的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异化。物质社会影响了人，人的生活、思想又影响了社会。因母亲对丈夫的厌恶，所以将异乎寻常的爱投诸于儿子身上，儿子对于恋人又有了一种灵肉不能统一的失望。笼罩在整个社会下的资本主义机械文明促使了人性异化，俄狄浦斯情结、灵肉分离及对未来的迷茫等都借助文学形态表达了作者的思想。

一、人性异化的英国社会对劳伦斯创作意识的影响

19世纪初期的英国社会正处于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机械对文明、工业对人们的生活、思想、行为方式等产生了巨大冲击，因此社会异化，生活在其中的人也发生了异化。由人组成的社会自然在思想、行为上影响了整个社会，生活在其中的劳伦斯的创作也受到了影响，促使其写作主动趋向于表现两性关系的异化及精神肉体的分离等。

《儿子与情人》中所描写的异化的社会反映了英国当时的发展状况。资本主义机械文明的迅速发展摧毁了原来的主体认知、价值认知、社会认知等，自我、他人、社会等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异，这一切无不都在刺激着作家敏感而不满的神经，从而将自我意识投诸于作品之中。所谓“异化”，起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专业术语，其意是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其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资本主义机械文明不仅因为其非人的劳动条件而损害了人的身心健康、人际交往、家庭幸福，同时也损害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劳伦斯周围环境所发生的一切无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而且这种影响贯穿了他整个一生的创作。

在其作品中，工业化对其创作的影响无处不在。花草树木、森林土地、煤矿黑暗、月亮太阳等，因为处于机械化时代而都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蕴含了作者的思想。劳伦斯在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中通过探索人物心理，进而塑造人物的悲剧爱情命运，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下人们的爱情观的缺陷，达到了批判现实的目的。“机器毁了男人，男人们毁了女人，女人又毁了儿子们，而儿子们被母亲所软化，重又毁了自己的女人。”②因此，劳伦斯在这篇小说中描写的重心是“人性”与“人的自然本能”，他通过异化复杂性关系的故事展现了工业的快速发展繁荣对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造成的巨大影响。这也是作者对快速发展的机械化文明所产生的印象。

通过描述畸形的母爱，失衡的男女关系，劳伦斯为读者展现了人类心灵的隐秘部分，揭示了现代工业文明下那些痛苦的自我，描写了异化下的英国社会对人的不可抵挡的异化。其自传性的叙述深刻地体现了人性异化的英国社会对劳伦斯创作意识的影响，从而渗透到了作品中去。

二、家庭亲情异化悲剧的形象描绘

正常的家庭亲情关系是家人之间相亲相爱、尊重沟通，但《儿子与情人》中却充斥着异化的家庭亲情，最突出的描写表现在以母亲为首的儿子们对父亲的攻击。由此而引发儿子对母亲的畸形依恋，对父亲的仇恨，对女友的灵肉合一的追求。“在一个家庭中，夫妻间关系的和睦与否对一个家庭的影响，尤其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家庭的所有关系都是紧密相连、互相影响的，一环受损，牵动全局。一种关系的异化最终必然导致另一种关系的扭曲。”③相互的身份不匹配使他成为悲剧人物，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阶层，在思想观念、价值观、修养、语言、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乃至对事物的看法上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必然导致他们感情的不和，母亲在家中也难以树立权威、被边缘化，也就命中注定了。她的地位、思想使她要求丈夫成为他应该成为的那种样子，多次较量后莫瑞尔夫人在这个大家庭中树立了绝对的权威，使丈夫成为养家糊口的工具。厌弃丈夫后，莫瑞尔夫人将情感倾注于孩子身上，儿子威廉曾试图摆脱母亲的束缚，但他没有勇气对母亲说不。夫妻关系的破裂，莫瑞尔太太精神和肉体上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就使她对儿子的情感发生了变形，她不能容忍别的女人与她争夺保罗，看到儿子的女友米丽安时她就大发雷霆，使保罗在母亲和恋人间无所适从。一个人不被任何人尤其是亲人关注是最悲惨的事。因此，这种异化的家庭亲情关系体现了劳伦斯这样的思想：同阶级的男女有相同的价值观念、相同的生活信念，和谐的家庭必定会拥有正常的生活。

保罗也是被家庭亲情异化的又一形象描绘。与父亲不同的是，父亲被冷漠所异化，保罗是被温情所异化。母亲从他那里寻找丈夫不能给她的温暖和爱，母爱也凌驾于父爱。这种爱却日益让他产生压力。保罗的母亲在病重昏迷时，他不想让母亲再受疼痛的折磨，于是他给母亲服用了过量的吗啡，他意欲摆脱这令他难以承重的温情。保罗和米丽安的纯灵性之恋，加之母亲的嫉妒而终结。保罗与克拉拉的爱没有精神上的合一，毫无信任可言，是肉体的，自然会失败。保罗心灵上的痛苦与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一次次感情的失败。家庭亲情异化的冲突始终背负在他的身上，一生都会影响着他。“朝着城市金色的磷光走去”，小说结尾的一束光亮是作者人生观的体现，人要勇于冲破束缚自己的枷锁才能拥有自由，走出被家庭和亲情禁锢的牢笼。

三、对自然人性异化悲剧的形象描绘

这种描绘是劳伦斯最为大力描写的，也是最能体现他对两性关系、对自然本性的扭曲有独到见解的创作。对自然人性异化悲剧的形象描绘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背离正常两性关系灵肉合一的追求；二是通过象征性隐喻揭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

首先，人性异化是资本主义机械化文明的典型呈现。莫瑞尔太太与儿子的畸恋则更展现了异化。评论家们通常将这个畸形依恋看作是俄狄浦斯情结，这是正常两性关系的一种变异。作者却揭示出了深刻的社会原因。由于工业化大发展使各个阶级纷纷被划分出来。各阶级皆有自己的生活范围、空间、价值观、兴趣爱好等。莫瑞尔先生与太太的结合，使阶级之间的差异清晰地展现出来、对生活的不同态度，使莫瑞尔太太将对先生的爱转移到儿子的身上。这超出了正常母子的感情，也反映在母亲干扰保罗与其他女性的交流这一行为上。因此，可想周而复始的循环将会上演，这是整个时代氛围笼罩下的必然，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下对人心灵的异化所导致的。作品不仅在描写不符合常伦的母子关系，也在介绍保罗与米丽安、克拉拉之间的交往关系中，向我们塑造了异化的人性。米丽安是保罗的初恋，她生性腼腆、温柔敏感，她只向往纯粹灵或者精神的交往。这种精神之恋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工业时代氛围下人性异化而产生的畸恋，是压抑的、折磨人的。仅有精神上的恋爱是畸形的、同样仅有肉欲的爱恋也是畸形的，异化的。热情的克拉拉是保罗在精神满足但肉体未得到满足时的弥补，她纯粹追求感观上的满足开始使保罗兴奋，但是时间久了就对保罗产生压力，恋情也并没有维持多久。这两次失败的爱情进而作为故事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也是有独特的象征意蕴，不平衡的灵、肉追求，只有一方的满足只会使人性趋向分裂。这种需求的不满足，长期不平衡势必对人的产生心灵造成影响，衍生出痛苦与压抑。

同时，通过象征性隐喻揭示自然本性的扭曲也是对自然人性异化悲剧的描绘。在劳伦斯的小说中，象征一般不是用来表达某种明确的事物或观念，而是借助种种物象来暗示人物内心微妙的感受，来表达不容易表达的意义。作为传统男权社会挑战者的莫瑞尔太太在作者笔下为了得到更好的表现，从而在文中借助了形象的比喻。劳伦斯用蜂王比喻莫瑞尔太太。与莫瑞尔太太这样的女人相比，男人显得软弱无能、鼠目寸光、意志薄弱、微不足道。在莫瑞尔先生身上看不到维多利亚时代男人风范，他猥琐不堪，他的身体也随着他的道德力量和自尊心的消失而显得非常矮小；莫瑞尔太太的绝对地位毁灭了身边的男性，也断绝了自己的幸福之路。在谈及格特鲁德与自己儿子的关系时，作者用俄狄浦斯情结来描绘莫瑞尔太太的内心世界。劳伦斯塑造的女性形象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两性关系自19世纪英国妇女运动开始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家庭妇女逐渐强大起来，演化为家庭的女暴君。这也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男权主义传统的巨大打击。劳伦斯以叛逆者的面目在世纪之交登上英国文坛，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时代的抗争与呐喊，展现了工业文明对人性与自然的伤害。莫瑞尔太太的迷茫而孤独，心灵饱受煎熬却斗争到底表现了劳伦斯对和谐男女关系、理想世界的憧憬，对人的原始的、自由的天性的追求。

莫瑞尔太太战胜了丈夫，逐渐拥有了孩子的爱。这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她逐渐想永久性地享有与保罗的畸形爱恋，且想法越来越强烈。保罗的渐渐成熟却在打破她的希望。母亲的占有的爱给家人没有带来温馨、快乐，而是加剧了对家人的折磨。重复上演的夫妻、母子之间的灵与肉无法和解的冲突，不正是尚处于父权制下女性反抗的悲剧吗？命运与性格的吻合也反映在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身上。米丽安是向往精神、灵性、自然的，她身上体现出的是纯洁、无争。克拉拉是追求肉体和欲望的象征，她身上体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充满生机而精力充沛。总之，不论对人物形象诉诸多少笔墨，劳伦斯所采用的象征都是为了深刻地体现现代人们之间的各种情感变化，来追求他的价值观。

在《儿子与情人》中，劳伦斯通过描写工业化社会下资本主义机械文明对自然人性的异化，而导致家庭亲情异化悲剧、对自然人性异化的悲剧①戴维·赫伯特·劳伦斯著：《儿子与情人（英）》，吴延迪、孙青霞、吴建衡译，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②吴春兰：《寻求完美的人性——评劳伦斯〈儿子与情人〉》，《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③钱鹏、徐冬梅：《〈儿子与情人〉中真正的悲剧性人物——瓦尔特·莫雷尔人物形象分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8期。

[1]张锦.“自然人”的悲剧——劳伦斯《逾矩的罪人》评析[J].理论导刊，2007（1）.

[2]曹小菁.双重解读《儿子与情人》中心理分析学理论的运用[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7）.

[3]陈瑜明.论劳伦斯《儿子与情人》的现代主义倾向[D].福建师范大学，2003.

[4]张文静.工业文明下人际关系的扭曲——对〈儿子与情人〉的探讨[J].黄山学院学报，2009（11），4.

作者：王肖云，江苏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国文学。

编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