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天策

2014年12月23日夜半，四川大学教师周鼎在网上发表“自白书”，宣称“一个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更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其实，他的意思仅仅是说要退出学校的公选课教学。由于“自白书”嬉笑怒骂，措辞激愤，迅速引起网友热议与媒体关注，成为2014年岁末的一个热点事件。不过，事态迅速峰回路转。面对网友的热切挽留，周鼎25日改变想法，表示将继续开设公选课。四川大学26日公布消息说，“为激励我校教师潜心本科教学、致力人才培养，特设立‘卓越教学奖，特等奖金100万元，一等奖金50万元。轰动一时的四川大学周鼎“自白书”事件也就划上句号。应当说，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结局。

庆幸之余，我以为有必要对周鼎“自白书”所激起的舆论反应做一番理性的反思。作为大学教师，周鼎可以自由表达他对高校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看法，也可以自由表达他未能晋升职称的情绪，哪怕是喝了酒在网上发泄牢骚，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新闻媒体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像周鼎这样发泄个人情绪的表达？

查阅媒体的报道与评论，不难发现有关报道比较冷静。《钱江晚报》的《川大教师自白书被热议周鼎称自己的价值就是讲好一门课》，澎湃新闻网的《对话川大周鼎：我不是因为评不上职称才写自白书》，通过各自对周鼎的采访对事件的前因后果做了还原，客观公正。而评论，却有不同的立场。《北京青年报》的评论《让好教师绝望的大学，办学价值何在？》与《南方日报》的评论《周鼎的“自白书”有失偏颇》，在网上传播时被视为正反两方的代表，前者是正，后者是反。绝大多数媒体所持的立场与《北京青年报》类似，譬如《新京报》的评论《教学不应是大学的“副业”》，红网的评论《谁逼走了“一心上好课”的老师？》。还有一些报道的立场也类似《北京青年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教师发“自白书”：高校就是衙门教师工作就是报账》，《齐鲁晚报》的报道《川大学教师周鼎“自白书”怒批高校教育》（内容与《北京青年报》的评论相同），立场尽在标题之中，不言自明。

高校科研与教学的关系，本是老生常谈，见仁见智，难有定论。澎湃新闻网25日对大学青年教师进行随机采访，结果也是多种声音并存：或认为研究和教学并不矛盾，为什么会纠结这个问题；或认为“科研重要还是教学重要”的表述本身已偏离周鼎“自白书”指向的问题，因为“轻教学”从未换来真正意义上的“重科研”；或认为“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教学更重要”；或认为“重科研轻教学，世界都一样”；或对周鼎工作了八年而没有像样的科研成果提出严厉批评。然而，媒体大多站在周鼎一边抨击高校重科研轻教学，而且这样的观点还被认为是正方观点。应当追问的是：这种被视为正方观点的评论有道理吗？初初一看，掷地有声，自有道理；细细思量，未必尽然。

首先，把周鼎个人化与情绪化的看法当成立论的事实依据，由此出发批评高校只重视科研，不重视教学，不重视人才培养。如此评论，显然违背评论必须建立在准确事实之上的基本准则，不够理性。周鼎“自白书”开篇即说，“喝了半斤白酒，不知是否醉了。酒壮怂人胆，姑且胡言乱语。”这自然愤懑之辞，却也多少有些借酒发泄的味道。且不说“自白书”所说的“一所高校就是一座衙门”“高校是座农家乐”、“最牛逼的教师是拥有最多科研经费的人，而不是拥有最多听众的人”“高校教师的主要工作是申报课题，报账，报账，还是报账”之类论断高度情绪化，十分夸张，就是周鼎说四川大学不重视教学，也很难说符合事实。就在2014年，周鼎曾获川大第六届本科教学优秀奖“二等奖”“四川大学2014年唐立新教学名师奖”；而且，学校已经给以教学工作为主的教师开辟晋升高级职称的绿色通道，工作了八年的周鼎未能晋升副教授，只是个人条件尚未具备，难道这也能怪学校不重视教学吗？其实，《南方日报》《周鼎的“自白书”有失偏颇》这篇被网络舆论认为是反方的评论，却有理有据，分析中肯。

其次，对于如何摆正教学与科研的关系，评论作者与刊载媒体显然缺乏深入的了解。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高校已分成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等不同的类型。科研与教学之间如何权衡，不可一概而论，关键是看学校的定位。研究型大学不但要教学，传播知识，更要科研，生产知识，在教师的选聘、晋升上强调科研，注重知识生产，实乃天经地义。按国际惯例，像周鼎这样只教学而缺乏科研的大学教师只能在讲师、高级讲师这个系列中晋升，不可能评上副教授、教授。然而，同情周鼎、批评大学的评论根本就无视大学定位的区别，无视研究型大学更重视科研这个内在要求与学术传统，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高校，只能说是对研究型大学缺乏真正的了解。同时，又把教学等同于人才培养，仿佛科研与人才培养无关，更没弄清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方式。要知道，研究型大学除了本科教学，还有大量招收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而研究生的培养，主要是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参与科研活动来进行的。

再有，个别评论“借题发挥”，并未从事实本身出发来进行评论，大讲特讲作者个人对高校存在问题的看法。譬如，《让好教师绝望的大学，办学价值何在？》这篇出自熊丙奇之手的评论，标题很有冲击力。可是，文章在指出十多年前就“要求高校重视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可至今却没有看到高校有调整的迹象”这一问题之后，笔锋一转，说“根本原因在于，今天的高校完全实行计划办学，而非开放办学”，“高校办学只对行政计划的主导者负责，而不是对教育和受教育者负责。”最终的结论是，“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开放办学制度。”因此，“给公众学校办学战略决策的参与权，给受教育者选择权，我国的大学，才能从计划办学走向开放办学，从重视行政政绩、围绕行政指标而办学转为真正重视教育而办学。”显而易见，笔锋所转之后的论述，都是在谈作者自己的开放办学理念，早已偏离了周鼎“自白书”所要求的更加重视教学，并在职称评审上更加宽松、让教学效果好而科研弱的教师顺利评上副教授、教授的诉求与问题。如此“偏离论题”，评论自然难以令人信服。

为什么被视为正方观点的评论存在着上述问题呢？一方面，那些力挺周鼎、批评大学的评论，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大学体制与学术传统了解不充分、理解不全面的社会认知偏差。如前所述，被视为正方观点的评论，对高校科研与教学关系的把握，既没有考虑大学的类型区分，又把本科教学等同于人才培养，必然导致认知偏差。而作者又从存在着偏差的社会认知来开展评论，其见解与观点的准确性与科学性，自然就大打折扣了。谁都知道，新闻界就是舆论界，媒体的报道与评论代表着社会共识。要是新闻媒体对大学教育存在着社会认知偏差，其报道与评论就很可能误导人们对大学教育的理解。不客气地说，在四川大学周鼎“自白书”事件中力挺周鼎的评论，恰恰存在着对大学的社会认知偏差而不自觉，这是需要警醒的。2014年7月，面对公众舆论关注清华大学教师方艳华转岗一事，葛剑雄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对方艳华老师这样的情况，外界需要理性看待。“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规定，教师个人不合适，可以选择离开。外界不要轻易去干预，不要轻易把这样的案例跟社会大环境挂钩。”言外之意，新闻媒体对大学要有所敬畏，对于没有真正弄明白的事情不要轻易评论，这是新闻媒体应当记取的忠告。

另一方面，那些力挺周鼎、批评大学的评论，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同情弱者的民粹主义倾向。在中国，同情弱者的情绪一直很强烈。一方面，由于有这样的社会心态环境，周鼎才会在自己未能成功晋升高一级职称的情况下借酒浇愁，发泄愤懑；另一方面，周鼎的发泄往往又会点燃网友与舆论的同情。在此意义上，周鼎“自白书”相当成功。不仅网友热情地支持他挽留他，而且大多数媒体也力挺他，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抨击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体制。类似的一幕在半年前就曾发生过。2014年7月，清华大学外语教师方艳华由于九年未评副高职而转岗，先是引发部分师生向学校请愿，希望将这位“因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导致科研成果不足”的老师留在教学岗位，继而又引起媒体的关注：或惋惜《清华讲师方艳华被转岗教得再好没职称也得走？》，或质疑《大学教师“非升即走”是否合理？》，或批评《清华解聘教师引争议：非升即走易滋生功利主义》，或直言《清华不再续聘方艳华是科研代替教学缩影》，或进行《清华教师保卫战再追问：评价制度是否需调整》，等等。其同情弱者，批评高校的态度与立场，如出一辙。

社会认知偏差与民粹主义情绪交织在一起，其结果自然是造成非理性的表达。前述《新京报》的评论《教学不应是大学的“副业”》，红网的评论《谁逼走了“一心上好课”的老师？》，单是标题所蕴含的偏颇与情绪，就是显而易见的。12月27日，新华网四川频道编发四川大学教师邓曦泽的博文《教学与科研之间一一关于周鼎（自白书）的自白书》，所加的“编者按”认同作者的看法，指出“周鼎式‘自白书不是说理的。不过，或许正因为它不是说理的，并且充满才情、充满情绪，所以才能引发如此之多的关注、同情和不平。”“许多人并不喜欢仔细阅读和认真思考。但是，问题的解决，应诉诸理智和论证，而不能诉诸情绪式表达，不能诉诸转发量和点击量，也就是不能诉诸‘民粹。”这就是说，邓曦泽也好，新华网四川频道也好，其实都在反思周鼎“自白书”的民粹性。推而言之，这何尝又不是对媒体评论民粹性的反思呢？

事实上，社会认知偏差与民粹主义情绪的交织，还会遮蔽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说周鼎《自白书》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如何摆正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并在利益分配上做到科学、公正？那么，像四川大学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在师资的聘任、晋升、管理等方面，更加强调科研，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好非议的。如果说真有什么问题值得探讨的话，那就是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构成是否应当多元化？按国际惯例，即便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也需要一定数量擅长教学而难以科研的专业教师，而聘用与管理这些教师的是与终身教职制度并行的“讲师”制度。“所谓讲师制度，是指不列入终身教职制度的在高校任教的教师，他们只负责教书，学校并不考查其科研状况。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经常聘任讲师，而且讲师也要求有博士学位或者相应领域中的最高学位。一般来说，他们只负责讲授基础课程，主要讲授本科生的课程，特别是一些基础类的大班课程。”当然，这样一种讲师制度，最高职位只有高级讲师。如果国内研究型大学将非终身教职的“讲师”制度借鉴过来，为只愿从事教学而且也有能力胜任教学的教师开辟一个可选择、可晋升的职位空间，庶几可以让人各得其所，各美其美，共同为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