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佳佳［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昆明 650500］

⊙郝会肖［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昆明 650224］

《最蓝的眼睛》中西方文化意象的喻指分析

⊙任佳佳［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昆明 650500］

⊙郝会肖［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昆明 650224］

从非裔美国文学批评家盖茨的喻指理论出发，分析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中的西方文化意象的喻指。通过对西方文化传统中替罪羊、人性化的自然、启蒙读物等意象的重复或修订，揭示了非裔美国人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生存状态以及民族文化的缺失。

西方文化意象 喻指 缺失

亨利·路易·盖茨（Henry Louis Gates）认为喻指是一种具有族裔特点的表达方式，一种黑人的话语模式。非裔美国作家通过对文学或文化传统里的一些基本意象进行重复或修订，即“意象的隐喻性”（metaphorical-imagistic）①，可以含蓄地达到言此意彼的目的。非洲黑人奴隶初到新大陆时，误以为《圣经》是“会说话的书”，能够直接与其对话交流。然而面对沉默，他们误认为问题源于《圣经》对黑人群体的蔑视。“会说话的书”这个意象后来又多次在18世纪奴隶叙述作家格詹姆斯·罗尼奥索（James Granniosaw）等人的作品中有所涉及。非裔美国作家们通过继承性地喻指方式，进一步揭示了族裔人民在文化失语状态下的尴尬和困惑。

托妮·莫里森是颇具影响力的非裔美国女作家，她的作品深深植根于黑人的历史与现实生活。对她来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现实与创作之间的不同，而是现实与真理之间的不同。莫里森对真理的这种寻求在她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就有所体现。小说解构了社会以白人文化意识形态来作为衡量美与丑的标准，反映了非裔美国人在内化的种族主义下构建本民族文化身份过程中的创伤。作为西方文化表征的替罪羊、人性化的自然、启蒙读物等喻指性意象，更是对非裔美国人在多元文化语境下民族身份和文化的缺失的体现。

一、种族主义内化下的替罪羊

“替罪羊”一词出自《圣经》旧约“利未记”，指在赎罪节时献祭的羊。大祭司将双手放在一只活羊的头上，向它忏悔以色列孩子们的罪过，表明将他们所有的罪过都转移到了羊的身上。通过这种象征性的仪式，人类把自己的内心焦虑或罪行转给了他者。当一个少数群体被主流社会边缘化后，群体中的“异类”便被强加承担替罪羊的角色，以缓解集体的恐惧不安，完成自身的救赎。

替罪羊的原始意象由于凝聚了一些人类心理和命运的共同因素，开始在许多非裔美国作家的作品中不断重现，《最蓝的眼睛》中的女孩佩科拉就是这个富含意蕴的原型意象。在黑人的生活社区，人们已经内化了白人的审美和行为标准。在白人意识观念的渗透下，他们认为只有远离群体中相貌丑陋的人，才能宣泄因无法企及白人之美而产生的自我厌恶感，才能得到身心的完整。在这种内化的种族主义环境下，佩科拉遭到了本族人们的群体孤立。在学校，她是唯一独坐双人课桌的学生，连模范老师也从不正眼瞧她。她还饱受了同族伙伴的羞辱和嘲讽，她被黑人小伙伴们当成猎物，围在操场中间。他们用即兴的打油诗嘲讽她，“小黑鬼，小黑鬼，你爸爸睡觉光屁股”②。他们毫无意识到他们的父辈们或许有同样的裸睡习惯。只是因为佩科拉比他们更黝黑、更瘦弱，他们在心理上便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这无疑表明了他们对自己黑人身份的疑虑，对佩科拉的奚落也就成了他们转移这种自我厌憎的方式。

如果说社会群体背弃了佩科拉，家庭则把她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佩科拉的母亲波琳是白人家的一名女佣，为得到白人社会的认同而迷失心智，狂热于追随银幕上的白人形象。佩科拉自从生下来就受到了她母亲的鄙夷，“天啊！这个孩子真丑，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身体上的缺陷更是进一步塑造了她畸形的母爱。与黑人、穷人、弱者一样，女性角色常会因身体异形而被排斥在社会的文化中心之外。③腿脚跛行、磕掉的门牙等残缺喻示了波琳身份上的不完整，她无时无刻不在抱怨“一颗门牙不见了，一切全都完了”。蜷缩在失去自我价值的世界里，为了能够白化，她竭力与自己的女儿划清界限，像周围人那样厌恶她的女儿。当佩科拉不小心打翻了白人雇主的草莓派时，波琳发疯般地对她拳打脚踢并喊道，“傻瓜！瞧你干了什么？”母爱早已随着波琳的异化心理而扭曲，人格的分裂而消失殆尽。佩科拉的父亲乔利因种族歧视失去了工作，开始酗酒和无休止地发脾气。“能为她做些什么呢？给她什么？”看到女儿在厨房洗碗的瘦弱的身形，内疚的同时乔利想起年轻时遭受白人侮辱的那个噩梦。混淆了爱和欲，掺杂了温情和报复的乔利为了弥补自己过去的创伤，“温柔地强奸了她”。与妻子一样，父亲乔利只是把她当成一只慰藉心灵，掩盖无能与自憎，祛除心魔的替罪羊。④

二、被植入情感的自然意象

自然界常被喻为人类非有机的躯体，弗雷泽认为原初人们都有一个共同信念：人类与自然之间始终存有某种交互感应，人可以通过象征性的活动把情感、愿望与意志投射到大自然中去。民俗中也有人的行为会影响自然兴衰的传统，例如在巴伐利亚和澳大利亚，农民相信怀孕的女人会给果树带来丰饶，所以在收获时有让孕妇吃第一个果实的仪式。丧失生殖能力则预兆繁殖之神的死亡，渔王年老力衰，失去繁殖能力，大地便开始干裂，变成荒原。莫里森同样借四季的循环再现和修订了人类社会同样的境遇。小说的四个小节分别被命为“秋”“冬”“春”“夏”，恰好契合了《旧约》“传道书”中的主旨——凡事都有定期，万物都有定时。错乱的季节变幻为人物的命运，抹上了一份神秘的预示性色彩。

此外，莫里森对金盏菊和蒲公英等植物意象的描述揭示了人类事件的道德背景，宣告了悲剧发生的必然性。金盏菊植株矮生、花色鲜艳且花期长，是园林中一种常见的草本花卉。在西方文化中，它代表纯洁与美丽，生命力强，不会凋谢。文中金盏菊的意象与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连，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色彩。佩科拉被父亲奸污怀孕后，克劳迪娅和她的妹妹便种下了金盏菊的种子，她们相信金盏菊若能发芽的话，佩科拉的孩子也会平安降临。然而在那年秋天，金盏菊没有发芽，它以拒绝生长的方式来叩问人世的罪恶。孩子是乱伦的产物，是一粒罪恶的种子，是不为社会道德所接受的。“全国的土地都对金盏花存有敌意。在这片土地上，花是不易生长的，种子得不到土壤的养分，植物也结不出果实来。”黑人群体之间缺乏互相关爱，意识受到白人和主流文化的主导，致使本民族文化之根无法汲取养分。金盏菊自然不会在这片充满歧视的社会土壤中健康成长。佩科拉终日痛苦地挣扎在迷失的边缘，陷入精神分裂的境地。

蒲公英的意象在小说中也反复出现，佩科拉起初非常喜爱蒲公英，认为它就像自己的黑人女孩身份一样，美丽真实。但她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把它称为杂草，白人的花园里甚至绝不允许它的一丝存在。在受到白人意识的控制时，佩科拉开始动摇自己的信念。尤其当受到白人店主对她的羞辱后，再次看到电线杆底部的蒲公英的时候，她妥协了，“啊，它真丑，它就是杂草”。莫里森暗示黑人群体开始在意识形态上用“蓝色的眼睛”来审视自我及周边的世界，心理势必被扭曲异化，精神势必会趋向荒芜和分裂。在贫瘠的土地里生长的金盏菊与长在角落里的蒲公英潜藏着黑人群体内心的挣扎与彷徨。⑤自然界在小说中被赋予了人性、道德和超然的力量，莫里森通过植物意象与人物命运的平行，构建了一个独有的喻指世界。

三、传载文化意识的启蒙读物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启蒙读物《迪克与简的故事》曾在美国风靡一时。这本初级识字读物刻画了一个西方人观念中理想的中产阶级家庭模式：白人父母和子女及宠物生活在一座漂亮宽敞的房子里。在识字学习的过程中，大量的非裔美国小孩不可避免地受到白人价值观的影响。语言不可能独立于思想之外，他者文明的输入则是有代价的。⑥

《迪克与简的故事》被莫里森反复引用，佩科拉的悲惨生活与故事中的刻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小说先以铭文的形式引出了《迪克与简的故事》，语法规范、排列有序，创造了烙有白人文化印记的神话：妈妈、爸爸、迪克和简住在一所白色的房子里，他们非常快乐。这段文字在第二次出现时拼写变得杂乱无章，句子的首字母、人名及称呼等均不再大写，表明这个理想的世界开始在佩科拉心中倒塌。在最后，这段文字像意识流一样在佩科拉发疯的心智里变得支离破碎。在白人意识掩饰下的乌托邦对黑人族群来说是极具毁灭性的，所谓神话并不能给佩科拉带来温暖和庇护。在主流白人文化的扩散和侵蚀下，非裔美国人的后代变得盲从被动，成为白人意识的消费者。启蒙读物是白人文明的参照，莫里森借此提醒非裔美国人应保持足够的清醒，抵制白人强势文化的内在化。因为民族文化特质的缺失，最终会导致本民族文化体系性地消亡。

喻指作为一种修辞形式，能够引起读者的响应和共鸣。莫里森技巧性地把一些西方文化意象穿织在小说的叙述当中，赋予了文本一种诉求的力量。正如《出埃及记》中摩西指引他的以色列后裔逃离埃及，到达安全、富饶的迦南那样，莫里森也在召唤着自己的族人能够从他们身份迷失、文化缺失的境遇中站立起来，倾听自己的声音。

① Henry Louis Gates.TheSignifying Monkey:TheAfro-American Literary Theory[M].New York:Oxford UP, 1988：21.

② Toni Morrison.The Bluest Eye[M].NewYork:Washington Square,1970：55.

③ Garland R.Thomson. ExtraordinaryBodies:Figuring Physical Disability in America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J].Columbia UP,1997：115.

④ 刘亮雅：《种族与性别压迫的悲剧：莫里森〈最蓝的眼睛〉里的白人凝视、找人替罪和强暴》，《认同、差异、主体性：从女性主义到后殖民主义文化想象》，立绪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

⑤ Lorraine Daston&Vidal,Fernando.The Moral Authority of Nature[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2004：128.

⑥ Donald Gibson.“Text and Countertext in Toni Morrison’s The Bluest Eye,”LIT:Literature,Interpretation,Theory [J].Volume 1,1989：19-32.

[1] Beaulieu,E.Ann.The Toni Morrison Encyclopedia[J]. Greenwood P,2003.

[2] George J.Frazer:The Golden Bough: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3] Kathleen D.Taylor-Guthrie:Conversationswith Toni Morrison[J].Mississippi UP,1994.

作 者：任佳佳，文学硕士，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非裔美国文学研究；郝会肖，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英语教育研究。

编 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