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

古人说，凡“财利之说兴”，则“聚敛之臣用”。反之亦然

按孟子的说法，士可以无恒产，一般人则不可无恒产。古代中国实行“士治”的小政府模式，国家似也带有士人的特点，即国可以无恒产，而藏富于民，民富则国强。梁启超1897年就曾说，“民无恒产则国不可理”，是古今中外“有国者之通义”。稍后的报纸也说：专制之君“最不相宜者，则干涉民之财政”。王莽和王安石的改革，“皆欲为民整顿财政”，结果是天下大溃。故“无论其用意之为善为恶，而君位皆不能保”。

此说揭示出那时朝野的一个想象性共识，即中国是因“专制”而致民信不足，故不能像立宪的外国一样征收大量赋税而民不怨；若能实行立宪，推行公开的预算决算制，并实施正确的“理财”方法，就可以立刻改进。这是晚清的一大变化，即在中外竞争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人逐渐疏离于“民无恒产则国不可理”的传统思路，在不知不觉中转而信奉“国无恒产则国不可理”的观念，倾向于政府直接理财。

梁启超到1910年就说，当时政府的税收政策不够“科学”，故虽“竭泽而渔”，“所得不能增数千百万，而举国已骚然”。若“遵财政学之公例，以理一国之财，则自有许多，可以绝不厉民，而增国帑数倍之收入”。他自己就拟出一个《中国改革财政私案》，说施行后“每年得十万万元之收入，殊非难事”。这数字约等于那时国家岁入的三倍，极具吸引力。但其明言，所谓理财，便是广辟“新税源”，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论当时民间是否有这么多钱，骤增数倍税收而百姓还可以安然接受，确实需要非常丰富的想象力。

类似的想象以前也有。元代中书右丞卢世荣就曾建议：“我立法治财，视常岁当倍增，而民不扰。”皇帝诏下会议，礼部尚书董文用问，“此钱取于右丞之家耶？将取之于民耶”？如果取诸民，则“民财亦有限，取之以时，犹惧其伤残”。若“尽刻剥无遗，犹有百姓乎”？就像牧羊，原本每年剪毛两次，若改为每日剪毛，主者必“悦其得毛之多”，然而“羊无以避寒热，即死且尽”，则毛从何来？卢世荣不能对，此议遂罢。

可惜清末对外竞争的压力太大，又缺少董文用这样的大臣，故“理财”建议常为朝廷采纳，各类征收频出，不久就真正举国骚然。其实春秋时孟献子即提出，大不与小争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礼记·大学》曾引此言并指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若有“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盖“得众则得国”，故国以德为本，以财为末，长国家者当知“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的道理。

唐代陆贽曾本此精神上奏说：“理天下者，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本盛则其末自举，末大则其本必倾。”若想方设法侵削人民，不啻“为天子取怨于下”。自古德义立而财货不给，皆不致“丧邦失位”；反之，德义不立而财货可保，都难以“兴邦固位”。按《新唐书·食货志》的说法，“盗臣诚可恶，然一人之害尔；聚敛之臣用，则经常之法坏，而下不胜其弊”。聚敛之臣的危害，即出现朱子所说的“伤民之力”，也就破坏了国不与民争利的“经常之法”。

不过，《新唐书·食货志》也观察到，凡“财利之说兴”，则“聚敛之臣用”。窃以为反之亦然。而清末的聚敛之臣，又多一新的思想武器，即已经“成功”的外国事例。那时鼓动增加税收者，常说“欧美纳税重于吾国，人民应尽义务，多取之不为虐”。以桐城文著称的马其昶在1910年上奏说，欧美纳税重于中国确是实情，但“今日中国之民，其应享利益，何一事可比泰西”？若不效其人民应享利益而“独欲效其纳税”，恐“宪政成，而陛下之赤子无噍类矣”。

到1911年初，杜亚泉也警告说：“国运之进步，非政府强大之谓。”若随意“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社会衰，而政府随之”。马其昶表述的大体是“民无恒产则国不可理”的传统见解，杜亚泉则具有国家（state）依赖于社会的新知，尤属睿见。这在那时或有些超前，但当年就为历史所证明。

（作者为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