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胜

3月7日上午，在妇联联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局巡视员邓小虹“吐槽”，当下各种卡太多，应当拓展身份证的使用范围，把身份证变成“一卡通”，涵盖就医、教育等各类公共服务信息。她调查发现，不能通过身份证来识别的一大原因是，身份证读卡器的配备成本过高。（3月8日《新快报》）

在当下社会，人们常常拥有很多张卡片，比如身份证明的身份证卡、乘公交的交通卡、看病的医保卡以及购物的银行卡、现金卡、贵宾卡等，“卡时代”在为百姓的衣食住行提供“刷卡”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如携带、使用及安全风险等诸多麻烦。能否有效整合卡片资源，让民众充分享受人手一卡、走遍天下的便捷数字生活，不仅是人心所向，更是大势所趋。

邓小虹委员提出把身份证变成“一卡通”的建议，不仅具备理论上的可行性依据，更有着便民利民的现实性意义。据有关专家介绍，第二代身份证的发放范围最广、技术含量最高、使用频率最多、保密性能最优。其在仅有1毫米的厚度中就含有9层的制作工艺，尤其是它采用的非接触式IC卡技术，可以使读写系统极大简化，完成一次读写操作仅需0.1秒。这种非接触式IC卡已被广泛应用于电子钱包、地铁、高速公路、食堂售饭收费、门禁系统等领域。

也就是说，无论是就13.6亿人拥有二代身份证的“大块头”来讲，还是从其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而论，将身份证作为对名目繁多卡片的“集大成者”，都应该是当之无愧。其读取信息、录入信息的功能，足以让其担当此任。据称工信部在规划第二代身份证之初，就曾经设计了金融支付功能。身份证“一卡通”不仅可以更方便直接地进行身份验证，更能使信息的重复叠加、冗杂现象得以解决，让其具有的磁性记忆功能呈现最大化。马来西亚的居民身份已经被当做公交一卡通使用。

内有技术可行、外有民众希冀的身份证“一卡通”缘何知易行难，邓小虹委员将其归咎于“成本过高”的调查结论或不无道理，身份证读卡器市场售价是1300多元，批发价也要600～1000元。但在笔者看来，这不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各自为“卡”的根本症结在于其对部门利益的考量。即便是缘于“钱”，也绝非是仅仅为了省去这区区千把元。

身份证“一卡通”的实质是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而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缺乏阻碍了这种整合和优化。在现实生活中，习惯于各自为政管理的政府部门，常常羞于或懒于向其他部门求援和协调，比如民政部门要发老人优待卡，不去和公安部门沟通协商，而是利用已有的身份证平台，另外搞一套系统。尽管这种行为难脱多此一举的不便民之嫌，但用自己的机器验证自己的卡，却颇显部门的权力和地位。或许，各自为“卡”语境下的管理，还可让部门在软件系统的开发招标和管理收费中谋得好处。

更为关键的是，“把身份证变成‘一卡通”也存在法律瓶颈。《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总则第六条指出，“居民身份证式样由国务院公安部门制定。居民身份证由公安机关统一制作、发放。居民身份证具备视读与机读两种功能，视读、机读的内容限于本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项目”。这实际上是把身份证的功能局限于现有的“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公民身份号码、本人相片、证件的有效期和签发机关”等狭隘信息。而在第四章法律责任中，也未对其他机构深度开发身份证潜在价值予以说明。由此看来，践行“把身份证变成‘一卡通”，需要从法律的制度设计和打破部门藩篱两个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