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7月6日文章，原题：新常态——中国充满风险的情报行动30年前，北京对境外情报收集做出限制，以防行动暴露造成政治后果，损害改革开放政策。如今，此类政治考虑似乎不再妨碍中国的决策者和情报政策。

从公开信息看不出中国对情报行动风险估算改变的确切原因。但导致北京采取更积极主动行动的原因可能如下。

情报收集的迫切性：中国的海外利益大幅增加，随着美中关系竞争性加剧及海上局势紧张，国家安全变得愈加重要。在北京能力范围外的利益越是扩大，中国对积极主动收集远方情报的迫切性就越大。

官僚机构权力平衡的变化：面对国家安全部门和军方的反对，外交部门可能不再能够胜出。据中国前外交官称，上世纪80年代国家安全部门对外交决策没发言权，但近年来分析表明，其影响力增大。

早先高估风险降低了当前的担心：北京并没因境外情报活动面对任何政治后果，也鲜有经济后果。上世纪80年代，中方可能高估了中国情报活动对该国对外关系造成的损害。

对自身弱点的评估降低了：中国严重依赖贸易和外国投资及技术。但它也是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别国害怕反对举动会导致北京针锋相对的报复，从而引发贸易战。这种对华交往时谨慎小心的情况，上世纪80年代根本就不存在。

中国在情报领域具有悠久的历史，但这无助于透视当今中国近乎神秘的情报行为。中文资料对情报的定义与西方大同小异，即信息收集、处理和分发，为决策提供参谋。从中国情报人员收集的情报，可看出显示北京政策走向的线索。中国的情报政策从厌恶风险到接受风险，这是一个巨大转变，虽然我们不能确定是在21世纪何时做出的这个决定。它凸显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转变。▲

（作者彼得·马蒂斯，乔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