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

我2007年去过一次印度，三年之后又去了一次。第一次到新德里机场，许多事情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到了夜晚，机场外的地上睡了许多从头到脚都被布裹住的人;从机场进城的路上，出租车仅仅超越了一头大象;回程班机晚点十几个小时不算什么，奇怪的是竟然找不到有关航班的任何消息……可是到了2010年，现代化管理的新德里新机场变得美仑美奂，进城的路不仅开阔，隔离带还在大规模造景，两边的房子到处是“拆”的标记。

第一次去新德里时我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外面拐弯处一大片街区就是著名的“大巴扎”。每天晚上我都会在那里逛很久，红红火火的小店小铺，游荡的神牛和好奇的洋人挤在一起，空气中混合着牛粪和人尿的味道，很有异国情调。临走时我走进一家小铺，店主是兄弟二人，那弟弟不仅聪明，还有着印度旅游界稀缺的诚实。我们聊了很久，我把我最后的卢比都换成了叮呤当啷的银首饰。

三年后再来时，我没有住在那个街区了，临走时又想起了那个卖首饰的年轻人。回到街区才发现“大巴扎”也变样了，原先窄窄挤挤的小街似乎变宽，有些店面安上了大玻璃，虽小却很有点现代派头。空气中少了异味：修了简易小便池，神牛也了无踪迹。和以前相比，“大巴扎”显得安静了些，小摊小贩少了很多，如潮的洋人也不见踪影。找了很久我才找到他——他摆了个小小柜台，生意大大缩水。

我们如老友重逢般高兴，我问起他和“大巴扎”的变化，他对此很激动，说：“谁会相信这种事情！那天政府的人说要拓宽街道，就给我们15分钟离开，我疯了一样拿大塑料袋把所有首饰扫进去背着就逃，15分钟后推土机就上来了。”我目瞪口呆，吃惊地说：“不能吧？你们有60年的民主和英国人留下的司法制度，去告啊！”他笑了，指着斜对面的旅馆说：“那个旅馆老板就去告了，输了官司不说，还被政府的人扇了他大嘴巴。”

印度大城市中常有这样的社区，里面建造了大量钢筋混凝土的永久性建筑群，却都是自己私盖的。面临拆迁时虽也有些房主能够力争保留，但是这样的机会与大多数贫民都无缘。而即使保留下来的那些建筑，看着也悬，因为是违章建造，大多见缝插针地盖，建筑密度超过了采光要求的数值不说，還违反防火规范，十分吓人。

印度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它的庞大人口。人口压力和贫困使得普及教育变得极为困难，而印度教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也成为社会变革的障碍。我还记得我曾站在著名的蓝色之城城堡上鸟瞰美丽城市，耳边却响起这样的录音解说：“这个城市按照‘种姓分区居住，时间久了，一眼就能看出谁是‘贱民，他们的眼神都是别样的。”其实没有一个宗教是不需要经历改革就能走向成熟的，而宗教改革对社会的影响只是社会改革的一个部分。印度的另一个传统是媒体虽然自由，可是媒体对政治上层的纠葛更感兴趣，而对民生议题不太感冒。每个社会都有它独特的、错综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不要指望改革一朝一夕间就能完成。当然，假如一切都由少数官员说了算，社会隐患引发的灾难可能就更严重了，而在这点上，印度式拆迁似乎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摘自 《历史在你我身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