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晓梅

在20世纪初的欧洲，只有资产阶级，即那些拥有财产的人，才有资格充分享受私人生活。而工人阶级的身份首先是由工作决定的，他们的私人生活受到了工作的严重限制。住在别处的权利（指远离工作地）在那个时期成为了衡量是否拥有私人生活权利的标准。

生活和工作无法分开，是20世纪初大部分工人所面临的问题。家既是住所，也是工作室。在《私人生活史》一书中我看到了一个极端的案例。桑泰尔一家都做纺织这一行，他们从包工商那里拿来原材料进行加工。早上四點钟，全家人就起床织布，男女老少全都参与进来，直到夜里十点。一日三餐是一天中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这一家人只在冬天里做纺织工人，而春天他们就去农场做季节工，秋天他们回到家里用挣来的钱还掉去年冬天欠的债务，循环往复。在当时，去做仆人都比在家当织布匠挣得多。

桑泰尔工作和生活虽然都在家里，但空间还是有所区分：工作在地下室，日常琐事在地上进行。这种空间分离在当时不具有代表性——那时候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大多都在同一个空间里进行。一个生活在巴黎的缝纫女工必须先清理好餐桌，才能腾出桌子让自己工作，必须把工作这一摊东西收拾清楚，孩子才有地儿做功课。在20世纪初的工人住所中，空间实在太珍贵、太奢侈了， 要想为工作单独留一张桌子都不可能。

那可怜的桑泰尔和巴黎女工上哪儿去享受他们的隐私生活呢？他们把收来的情书掖进哪个旮旯里呢？他们向谁要一张独立的单人床和一间自己的屋子呢……

吃饱饭的家庭才会想吃糖，有条件洗澡的家庭才能谈谈体香。如果夫妻生活与三个孩子只隔了一个蚊帐的距离，浪漫不可能，生活美学就更不可能了。（摘自《旅伴》201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