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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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又称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自然和社会诸方面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我国自古就有修纂方志保存文化的优良传统，至清代最为盛行。据《中国地方志联合书目》记载，清代流传下来的方志达5 700余种。清代修纂方志形成两大派系，一是考据派，二是文献派。考据派亦称厚古派、地理派或旧派，主张修志重在考证地理沿革，以考证过去为主。代表人物为戴震、洪亮吉、孙星衍等［1］381。文献派亦称详今派、历史派或新派，主张方志如同古国史，为一方之史，必须搜集大量当代文献，目的是保存一方之文献，因而编写时讲求实用价值。代表人物有章学诚、谢启昆、阮元、缪荃孙等［1］391。

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又字筱珊(小山)，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清末著名目录学家、金石学家、藏书家、刻书家、方志学家。幼年聪颖，居淮安时，就读于丽正书院。21岁入成都，师从汤秋研究文史考订之学。24岁中举，遍游四川、东北搜集拓片石刻，研究金石。曾入成都书局，丹铅校刻。又协助张之洞编撰《书目答问》，目录学造诣渐深。后得张之洞举荐，编纂《(光绪)顺天府志》，并为修纂《(光绪)昌平州志》统划体例。先后任南菁书院院长，江楚编译局总纂，江南高等学堂监督，三江高等师范学堂总稽查等职。分别于1907年和1909年创办江南图书馆(现南京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1915年至1919年总纂《江阴县续志》。缪荃孙学识广博，尤工金石学、版本目录学，熟娴文史掌故，善于刻印珍贵典籍和罕见孤本。史学家陈垣盛赞缪荃孙:“艺风生平刻书甚伙，嘉惠士林，有清末叶，无与伦比。”缪荃孙著述有《艺风堂文集》、《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金石录》等，其总纂的方志还有《(光绪)湖北通志》、《(宣统)江苏通志》、《(民国)江阴县续志》等，所纂之志，享誉极高。

光绪年间，缪荃孙先后辑佚了两部《顺天府志》:一部是完成于1886年的《(永乐)顺天府志》钞本，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另一部是于1885年告竣的《(光绪)顺天府志》刻本，为缪氏总纂。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缪荃孙完成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方志巨著，为后世学人编写方志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范例，其功绩不可没。

一 辑佚《(永乐)顺天府志》

古都北京先为都城，后有方志。《燕书》、《幽州图经》为北京地区较早的志书，缪荃孙在《纪录顺天事之书》中，曾列《燕春秋》、《燕十事》、《燕丹子》的“三燕书”，称其为北京较早的志书［2］。而出现体例较完备的北京志书是在元朝，元末熊梦祥撰《析津志》，又称《析津志典》、《燕京志》，它不仅是最早记述北京地区地理、历史的专门志书，也是私家撰述的第一本北京方志。《析津志》至明中后期亡佚，但在明洪武《北平图经志书》、《永乐大典》、《(永乐)顺天府志》、清康熙《日下旧闻》、乾隆《日下旧闻考》等书籍中仍保存有大量资料。

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永乐)顺天府志》曾出现过两种版本。一种是琉璃厂书肆通学斋主人孙殿起从济南购得的明初《顺天府志》残帙两卷。关于此书，孙殿起曾在《庚午南游记》中描述:“1930年十二月一日晴，早赴南关正觉寺街国华书局，得书二种。随赴趵突泉前街，游吕祖庙。经南城根大街，赴友竹山房，得书七种。有:《永乐大典》卷四千六百五十至四千六百五十一，凡二卷，二册。前卷第一页佚前半页，分门凡五:曰寺、曰院、曰阁、曰塔、曰宫。后卷第一页第一行题曰《顺天府志》，亦无卷数。最后第三十三页佚后半页，下阙如，余无从查考。分门凡三:曰《郡县志》、曰《寰宇记》、曰《舆地要览》、曰《大都图册》、曰《图经志》、曰《析津志》、曰《元一统志》诸书。书中遇真字皆缺末笔，此是避雍正皇帝之讳，方知其为雍正间缮本。予初得此书，并不知其名，而贾人曰残本《顺天府志》。至回寓细检，见其前卷末页最后之一行题曰:《永乐大典》卷之四千六百五十，始悉过录《永乐大典》毫无疑义。”［3］此本后被孙殿起售归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1930年代为避战乱将古物南运，此书曾与北京图书馆其他善本一道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1960年代初，这批善本由台北当局从美国运往台湾。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仅存有此书的胶片。

另一种版本是缪荃孙的辑钞本。永乐元年(1403年)，升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同年开始修纂《永乐大典》。永乐五年(1407年)，《永乐大典》定稿进呈。翌年，清抄完成，编纂告竣。现存缪荃孙抄《顺天府志》，实为《永乐大典》4 650卷至4 657卷《顺天府》7至14之全文，共8卷。《顺天府志》之名为缪氏所题，永乐元年至六年间未曾修纂《顺天府志》［4］97。缪荃孙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至十四年(1888年)从《永乐大典》辑录《(永乐)顺天府志》8卷，3册。《艺风堂文续集》卷4《永乐大典考》中记载:“迨丙戌(光绪十二年，1884)，志伯愚侍读锐始导之入敬一亭观书，并允借阅，每册高一尺六寸，广九寸五分。以至粗黄绢连脑包过，硬面，宣纸朱丝栏，每叶八行，每行大十五，小三十。字朱笔句读，书名或朱书或否，乾隆间馆臣原签尚有存者。前后阅过九百余册，而余丁内艰矣。零落不完，毫无钜帙，抄出《宋十三处战功录》、《曾公遗录》、《顺天府》、《泸州志》、《宋中兴百官题名》、《国清百录》诸书。”［5］334－335按:志锐(1850 －1912)，字伯愚，号松颖，晚号迁安，他塔拉氏，满族镶红旗人，为光绪帝之珍妃、瑾妃的堂兄。光绪六年(1880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有幸博览宫中藏书［6］。《永乐大典》于雍正年间由皇史宬移存翰林院敬一亭内，后散佚日甚。《艺风老人日记》中载:“戊子(光绪十四年，1886)四月六日，校《顺天志》毕。还《同听秋声图》手卷及《永乐大典》三册于志伯愚……《永乐大典》中，有明初《顺天府志》二十卷，今存四千六百五十起，四千六百五十七止，为府志卷七至十四。”［4］93缪荃孙认为《(永乐)顺天府志》修成于永乐初年，之后被编入《永乐大典》，并且谢杰等修《(万历)顺天府志》时并未参考该志，因此其价值意义非凡［4］94。缪抄《(永乐)顺天府志》虽为残志，但在方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保存了明《(洪武)北平图经志书》、《(洪武)宛平县图经志书》、元《元一统志》、《析津志》、宋《太平寰宇记》、《舆地要览》、《郡县志》等一大批存佚资料，是传世所见最早、内容最丰富、经过系统整理和学者校订的北京志，是具有珍贵文献价值的地方史料，为研究明初北京地区方志的篇目体例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本将《析津志》中大量资料留存，为后来辑成《析津志佚辑》奠定基础。此本后被李盛铎收藏，李氏去世后，藏书辗转移归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李盛铎(1859－1934)，字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今江西九江)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山西布政使署理巡抚。民国九年(1920年)后退隐天津。喜庋藏古籍，肆力访求，许多藏书家的私藏多归其木犀轩。且是近代知名版本目录学家，精于校勘，傅增湘、袁克文曾执贽于其门下。近代藏书家邓邦述对他称扬备至，作挽联推挹其学术成就:“问学如钱潜研、卢抱经，阐导宗风，为今代人师之冠;藏书比杨海源、黄士礼，校雠史义，非吾侪小子所能。”［7］把李盛铎的学问比于乾嘉学派重镇钱大昕、卢文弨，藏书堪与杨氏海源阁、黄丕烈比并。其藏书堂号颇多，除木犀轩之外，还有麟(麐)嘉馆、凡将阁、建初唐、甘露簃等。

1980年代，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将若干具有学术价值的罕见珍本，辑成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丛书，其中一部《顺天府志》于1983年4月影印出版，全1册。出版说明介绍:“顺天府志为缪荃孙于清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年自永乐大典四千六百五十卷顺天府七至十四抄出。永乐大典内顺天府共十二卷，时仅存八卷，后均佚逸。缪抄题为顺天府志，今仍之。虽系残本，缺为现存最早之北京地志，保存了不少难得的珍贵资料，可供研究者参考。”［8］1出版说明还记述了缪抄本原貌:“原书黄纸绿格，右上角有书耳，内题‘弟’字。前栏外题‘艺风抄书’四字。首册书衣有藏书家李盛铎题字:‘此书乃从永乐大典抄出’。书中各处校改文字为缪荃孙本人用朱笔所写。”［8］1该书首页钤印四种，天头钤“云轮阁”(缪荃孙藏书印)，边栏自上而下依次钤印“荃孙”、“北京大学藏”、“麐嘉馆印”(李盛铎藏书印)。影印版在原有基础上，保持板框原样，删去书耳和栏外顺，增加了目录(如表1)。

表1 《(永乐)顺天府志》目录

二 总纂《(光绪)顺天府志》

记述北京的地方志，元代《析津志》已佚，《永乐大典》中的《顺天府》残缺不全，万历《顺天府志》又过于简略。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直隶总督李鸿章上疏，奏请于保定设局重修《畿辅通志》，调取各府、州、县志以备采择，独缺顺天府志，虽有明《(万历)顺天府志》、清《(康熙)顺天府志》，但其后二百年无重修。光绪三年(1877年)，顺天府尹彭祖贤、万青藜商定重修《顺天府志》，举荐张之洞任总纂，“发凡起例”，“酌定体例门类”。张之洞早年曾得缪荃孙相助编撰《书目答问》，此书影响甚大，成为士人举子问学的门径，颇负时誉。因此，张之洞接任后，邀请缪荃孙协修，共同商讨体裁体例、搜集资料，张之洞起草《修书略历》，规范27条凡例，如宜典核，宜征实，以地为主，古书宜备，今事有关土地、人民者详，余略;纪事须具首尾，具年月等［9］。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时任顺天府尹周家楣、兼尹万青藜、直隶总督李鸿章上疏，以“文献无征”，不能“信今传后”，议请开局重修《顺天府志》。同年十月，经缪荃孙、刘恩博、洪良品等八人“晨夕搜讨，先成沿革表四卷”［10］。光绪七年(1881年)，《(光绪)顺天府志》修纂尚未竣事，近成三分之一时，张之洞奉调离京，任山西巡抚，修志重任由缪荃孙接任。张之洞曾对顺天府尹周家楣建言:“得公再任京兆，得小山主总纂事，事无不成，成书必不至谫陋也。”［11］

编纂《(光绪)顺天府志》是一项繁杂而艰巨的工作。缪荃孙在《(光绪)顺天府志序录》云:“顾自建都以来，元则有《燕京志》、《析津志》，明则有《北平图经》、《北平志》，书皆不传，存于今者，只万历间沈应文所撰《顺天府志》耳，书仅六卷，草创荒略。同治壬申，今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肃毅伯合肥李公，奏修《畿辅通志》。调取各府州县志，而顺天独阙。前吏部尚书、德化万文敏师，前湖北巡抚彭丈祖贤，创议重修，聘分纂，购书籍，辑长编，函商李爵相，筹寄经费。延今两广总督张孝达师拟定义例，授荃孙照例编辑。”［5］138－139缪荃孙秉持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既注重查阅考证大量文献资料，又注重调查核对事实。他认为:“考古难，证今尤难。一字未确，一节未稔，往往搁笔。至是乃条征件采，书牍并发，舟车踵接，日下耆旧，敦请考证，务尽所能。”［12］3可见本书是经过实地采访、征询故老而后成书的。缪荃孙作为总纂，善于团结各方修志专家，精诚合作，各施所长。史学家瞿宣颖评论《(光绪)顺天府志》说:“是其立例之初，已有刊除俗体，悉归雅正之意。加以故事属之洪良品，坊巷属之朱一新，经政属之傅云龙，晷度属之汪凤藻，以暨其他载笔之士，皆一时豪俊，学有专长。而缪荃孙擅目录之学，既自纂金石、艺文二志，兼为覆辑全书。故能卓然成不磨之业，为近时诸志称首也。”［1］396缪荃孙果然不负众望，使一部史无前例的地方志巨著问世。

《(光绪)顺天府志》是集元、明、清三代京师府志大成之作，为故书之精博典稽，近世方志之冠。志书于光绪五年(1879年)开纂，光绪十一年(1885年)稿本告竣，光绪十二年(1886年)开印，前后六历寒暑，是一部记述清末京师顺天府辖区情况最完整、最丰富的地方志。该书记述清代以北京为中心的顺天府(府辖2道、4厅、5州、19县)的各个方面，有京师、地理、河渠、食货、经政、故事、官师、人物、艺文、金石、序志。总纲11志，子目69项(见表2)，纲目设计体现出完整、协调、互补的原则。全书共计130卷，350万字。缪荃孙编写疆域、乡贤、艺文、金石等卷，自撰序志，对全书通览审阅，还撰写辽、金、元、明故城考诸篇，收入《艺风堂文集》。

《(光绪)顺天府志》的优点在于它不是辑录，而是创纂，成书建立在实地寻访、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且在内容上体现出六大特点:一是从各种书籍、图经、志谱、公牍、访册，古今数十万卷中探讨而出;二是所征引原文均注明原书出处，鉴别真伪，列出异同，力求一是;三是对北京地区的河流水道进行实地考察，沿流探源，理清脉络;四是对方言参之古语，证以殊音;五是对人物、官宦兴何利，除何害，语语征实;六是田赋准今，金石证古［13］。缪荃孙撰《蜀石经校记》，利用金石进行考据和校雠。他曾先后借得《周礼》、《左传》、《公羊传》等书籍，“以唐石经校经字，以岳体校注字，疏其异同于别纸”［14］。

《(光绪)顺天府府志》注重“考古证今”和图表的应用，不仅提供了较为系统完备的北京史志资料，沿革从周代至清末，收录顺天府各州、县人著作800余部，金石碑刻1 500多方，可谓洋洋大观，并且注重实用性，发挥出促进社会发展的功用。书中甄别真伪、辨讹纠缪之处所在多是。如大城县东北40里西有子牙镇，旧有钓台，《大清一统志》记载相传姜太公钓鱼于此。姜太公钓鱼于宝鸡磻溪，而不是在这里，此说实为附会。又如北京南城的张相公庙，纪晓岚在《滦阳消夏录》中以为是祭祀唐代张仲武所建，由碑记证明实为祀宋人张夏之庙［12］3。

在修志方面卓有建树的缪荃孙，不仅有着丰富的修志实践经验，而且善于总结修志的学术理论。他认为一部好的方志，不仅要内容丰富，而且要翔实可信，文字朴实。他在《重修信义志序》中言:“志也者，志地、志人、志事、志物，上之自古迄今，下之由近及远，无饰辞，无私造，则谓之良志。志书，至宋而流传始多;志例，至宋而体格大备。”［5］490他认为郡县志的编修，详略应当各有不同，“郡志宜简，邑志宜详，至于镇志，地方不过十余里，学人名士，朝夕相聚，治事之疏密，植品之媺恶，闻见皆真，网罗益富”［5］491，所见极是，堪称名副其实的方志学大家。缪荃孙编纂的北京史志书录，对于搜集、整理、保存北京史志文献书籍，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继孙承泽、顾炎武、朱彝尊等人之后的北京史志学家。

编纂《(光绪)顺天府志》时，缪荃孙居永兴寺，编纂之余，常常涉足海王村书肆，搜访异本，典衣易取，博览群书，被人称为“博通”。在编纂《(光绪)顺天府志》时，缪荃孙还编写了《记录顺天事之书》，此书“广搜地志，兼录故事，自周迄今，事迹大备”，收录北京地方史志书目达220多种，为保存、整理和研究北京地方史志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书目。《(光绪)顺天府志》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刊印，光绪十五年(1889年)经校改重印，改削添补2 400多字，增天文表、田赋表等校勘表。1987年，北京古籍出版社依据光绪十五年本由左笑鸿标点，出版《(光绪)顺天府志》，2001年第2次印刷。

［1］仓修良．方志学通论［M］．济南:齐鲁书社，1990．

［2］阎崇年．燕步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328．

［3］孙殿起．庚午南游记［J］．文物，1962(9):36－47．

［4］王灿炽．燕都古籍考［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5．

［5］缪荃孙．缪荃孙全集:诗文(一)［M］．张廷银，朱玉麒，主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6］吴玉清．志锐［M］//罗明，徐彻．清代人物撰稿下编·卷7．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115．

［7］黄玉淑，于铁丘．趣谈中国藏书楼［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257－260．

［8］缪荃孙．顺天府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9］段柄仁．北京旧志评［M］．北京:中国书店，2013:180．

［10］缪荃孙．艺风老人自订年谱［M］．刻本．1936(民国二十五年)．

［11］周家楣．周家楣序［M］//周家楣，缪荃孙．(光绪)顺天府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2．

［12］缪荃孙．出版说明［M］//周家楣，缪荃孙．(光绪)顺天府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13］沈秉成．沈秉成序［M］//周家楣，缪荃孙．(光绪)顺天府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2－3．

［14］孙文阁．缪荃孙评传［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