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贵颂

开车的司机“路怒”而至于“症”，说明已经变成一种病态，得寻找疗治的办法了。

为什么一个人平时好好的，很多人在家里还是好父（母）亲、好孩子，在单位里还是好领导、好职员，但一上了路，就“怒”且成“症”，加入“路怒族”了呢？

表面看来，是如今的车多路挤，开车的人难免心烦意躁，易怒冲动，实则还是国人规则意识的欠缺，虽然有了车，但汽车文明的涵养远远没跟上汽车的速度。试想一个平常买东西时都喜欢插队的人，开车的时候怎么会把别人及别人的车放在眼里？于是随意抢行、超车、变线（“别车”），就成了不教而习的开车习惯。倘遇上不服气的主儿，那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你别我，我就别你，别来别去，忍无可忍，便拳脚相加，上演起全武行。

回想改革开放之前，马路上汽车的数量很少，“私家车”这个名词还没有创造出来——如果有私家车，充其量也就是一辆自行车而已。那时的车都姓“公”，一个人能开上车，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儿，脸上自然而然就活现出一股神气，开车上路，这股神气也就自然而然地在油门的轰鸣声中一路欢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上海当兵时，我们驾驶班的副班长，一次开着嘎斯卡车外出，后面有一辆伏尔加轿车鸣笛要超车，这个神气的班副高低不让超。一直僵持了大约十公里，后面的轿车终于抓住机会超了过去，“嘎吱”一声停在了嘎斯的前面——车上下来的，是我们的师长！那时，整个上海市的轿车不会超过百位数，可见那个班副有多傻有多愣！

中国轿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可说是权贵与富贵充当的开路先锋。一开始，凡开轿车的，都是为领导服务的，“君王舅子三公位，宰相家人七品官”，个个有头有脸，车开起来自然也是一派非凡气势。我转业后曾在司法局工作过几年，局里的小车司机一次外出，前面有一辆大车高低不肯让路，小车司机立即将非法安装的警报器架到车顶上，拉起警报，前面那辆大车一听，立刻乖乖地靠到边上了。

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国人的钱包逐渐鼓起来了，一批大款应运而生，他们率先拥有了私家车。可能是久受公家小车司机的威风熏陶吧，无端地就平添了一股优越感，开起车来也是狂妄不羁。再后来，随着汽车的普及，许多人都开上了自家的小车，车不再是身份优裕的象征了，但曾经的那股开车的非凡气势，却并未随着汽车数量的激增而被平均淡化开去。开豪车的不用说，就像皇帝出巡似的，别人都得回避;开小排量、低价位车的，也是当仁不让，只要一坐上车，油门一踩，我就是老大，窗外再无他人。去年六月，昆明街头曾上演过一幕打斗奇景：一辆捷豹车逆行，将一辆奔驰车逼停，双方遂发生争执、厮打，奔驰男将捷豹车主一顿饱揍，还边打边吼：“有钱就拽，你爹妈没教你，穷人也是人啊！”（这位老兄太谦虚了，开奔驰车的主儿还能算穷人？）

其实“路怒症”早多年前就有了，只是因为成都女司机遭遇男司机暴打的事件炒遍网络，才又引发众人及媒体的分外关注。有记者随机调查，超过六成车主自认为有路怒症。是病就得治。而治这种“路怒症”之病，显然修再宽的马路也是无济于事，雖说路宽了车能开得嗖嗖地，但我们还是得先慢下来，慢慢补上规则与文化这一课——相关部门当初规划发展汽车支柱产业的设计时，显然更看重了这一支柱产业的宏大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小平同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一再告诫。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佚 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