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研

我表姐菊子，初中没读完就辍学回了家，遵循的是“能识字就行”的乡下规矩。那时节，外出谋事的女孩少，菊子在家，也无非是收拾家务，等着嫁人。

出嫁前是必须要学会做针线活的。我见过菊子做的鞋垫，细密、工整的针脚，绽放着色彩绚烂的大朵牡丹，还有黑脑袋粉身子的鸳鸯。我常常调侃她说，看，野鸭子。她便拿鞋垫拍我脑袋，一脸郑重地纠正：是鸳鸯。

菊子还给自己做内衣，镇上买来白棉布，裁剪后，缝成小背心的形状，只腋下多一溜儿纽扣。她手巧，那内衣一穿上，仿佛就有了魔法似的，让17岁的她瞬间变得曲线玲珑。以至于后来很多年，每每回家过年，见到她黑瘦、粗糙的脸和终年起皮的唇，我便会不自觉地就想起17岁那个婴儿肥的姑娘。

冬日的黄昏似乎更适合酝酿和密谋。菊子20岁的冬季，舅娘敲定了她的婚事。那一天，三家大人来来去去说着闲话，菊子始终盯着自己膝盖，男孩倒大方，时不时站起来添茶倒水，但也没有多余的话。男孩烫了时尚的卷发，穿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深蓝运动衣，看着很是养眼。但我坐得不耐烦，从茶盘里摸了几颗奶糖在院子里溜达，逗狗，逗猫，最后窜进隔壁房间，在蚊帐后面的枕畔发现两双绣着牡丹的鞋垫，用一根红丝线拴着。

那大半年，三家人来往格外频繁，连带我，也吃了好多奶糖。男孩每次出现在我家院子，菊子就慌忙跑进屋，装作扫地、洗碗，直到男孩走到她跟前，轻轻拉一下她的袖子，她抬起头，两朵大大的红晕，铺满了她圆圆胖胖的脸。

在一切都顺理成章时，事情出了岔子。

平时看着乖巧、懂事的男孩，竟然和人在县城偷自行车被抓。消息传来，男孩已被拘留，听说得关几个月。亲事是否停摆，舅娘和我妈都在观望，男孩母亲来家里好多次，又是道歉又是拜托，说年轻人不懂事，给他个机会云云。舅娘很犹豫，毕竟男孩看着真的不错，而且家离镇子近，不像她家，赶个集都要爬坡过河。但一向看上去性格随和的菊子，此时却态度坚决，问她，只是轻轻地摇头。然后，便低了头一言不发。最终，没给男孩一线机会。

又过了两年，菊子结婚了，老公皮肤黝黑，看起来有点愣。又是个近视眼，即使看个说明书，还要像个老头样儿，凑得很近。舅娘是不满意的，说他“黑得像块炭”。但舅娘前脚将“黑炭”扫地出门，后脚菊子便把他拉进屋里。母女俩对峙了几个月，菊子终于如愿以偿。

婚后不久，菊子丈夫跟着当地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军，出省打工，但一年下来，也没赚几个钱。小伙子近视，体力也不好，再加生性腼腆，在工地上熬不住。于是，生下第一个女儿后，菊子决定跟着丈夫，开始了她穿越大半个中国的民工生涯。

二十年间，他们辗转陕西、上海、北京、河南、山西、贵州、新疆等地，哪里有活便去哪里。菊子没有建筑方面的任何技术，她只会打零工，拾砖、背土、扛脚手架……多年来的风吹日晒，菊子脸上那层红润早已经消退得一干二净，她的肤色就像终年蒙着尘灰，皮肤上满是斑斑点点，手掌粗糙得能当磨刀石，想必是连针都拿不稳了，更不必说给心上人织一双姹紫嫣红的牡丹鞋垫了。

也许是母性，也许是愧疚，不管在哪个城市打工，菊子都会给女儿寄各种新潮衣服回家。外出打工第十年，菊子迎来了第二个女儿，拖着大肚子在工地搬砖，快足月时回家待产，女儿还未断奶，再次离家，孩子一岁时寄一岁的衣服，两岁时寄两岁的衣服……我妈有时会责备她，打工容易嗎？买那么多衣服给孩子干啥。她只是腼腆地笑笑。大概每次她想女儿想到难受时，便去商场跟人比画女儿多高多大了，于是她的孩子便多了这一堆一堆的漂亮衣服。

又过了几年，菊子回家盖了新房，一幢很洋气的两层小楼。请客那天她很高兴，用纸杯和表兄妹拼酒，来者不拒，最后醉到一塌糊涂，眼睛笑眯成一条缝，嘴里还嗫嚅着喝，喝。我以为她会大哭，像多年在外闯荡、一肚子辛酸的人们酒后常有的情形，但菊子没有。也许她是真的开心，虽然辛苦，但她对自己的选择从无抱怨。即便当初回绝的那个男孩，发了狠似的，这几年相继开着沃尔沃、路虎回镇过年，而她还在跟丈夫为着买一辆比亚迪，盘算了又盘算。

对，你肯定见过我的表姐菊子，公交车挤上来的四五个女民工中的一个，裤脚沾满泥点子，腋窝散发着劳苦一天的汗味，在城里人复杂的眼光中，有些拘谨，有些害羞。你当然是见过她的，在那汹涌的春运人流中，火车站广场一堆大大小小的背包中间，在凛冽的寒风中，起劲地吃着一碗方便面的热汤，还小心翼翼不把新羽绒服弄脏。从背面看她也还蛮时尚的，身材也称得上“姣好”，只要你不跑到她正面，看她那张饱经沧桑的脸。

但我以为，她从未觉得自己沧桑。那个年轻时犯过小错后来却发了大财的男孩，于她，早已是路人。她的内心，始终有自己的坚持。或许，这个坚持在旁人看来，甚至有点可笑。但于她，却弥足珍贵。或许，正是这个坚持，支撑着她年复一年在工地搬砖挑瓦，支撑着她穿越大半个中国的民工生涯。这个坚持便是：她相信自己挣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